全体反动学生在管理组的带领下用各种各样的污秽语言去骂一个不敢反抗的弱女子，个个“反动学生”的脸上还表现出真实或装出的“义愤”，时时呼喊些不伦不类的口号，把她围在中间，她低着头，脖子上挂了一块小黑板，豆大的汗珠掉到地上。这就是被管理组描绘成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反动学生中有个老光棍，先是右派，1963年没有摘掉帽子，便又当做反动学生送到南口。他在会上揭发说：“羿蜀华，你听着。那天，我在屋门口站着，你从我面前过，跟我眉来眼去的干什么？你要老实交代。”我们听了几乎要笑了出来。这种心态大约只有弗洛伊德学说才能解释清楚。羿蜀华是我所见到的女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她是学生化的，当时这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她能进入这个专业是不容易的。在南口的反动学生分属二三十个专业，她和谁都能搭上话，并且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进入对方的专业领域，可以想见她的博学。后来她分配到江苏兴化轴瓦厂，1979年春天羿蜀华到北京平反时我见她的工作证，她已经是机械工程师了。如果没有南口的五年，她的前途如何，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南口反动学生的事是鲜为人知的。而且，不止北京有，1979年我到高教部为此事找其负责人时，蒋南翔的一位老秘书张先生接待我时说，反动学生全国都有，外地处理有的比北京还重。安徽有个归国女华侨被划为反动学生，不幸死于劳改之中。我在古典文学界认识的四川师院万光治教授、广西教育学院的刘振娅教授也都在1964年被划为反动学生。全国波及到此事件中的大约在一千人以上。当时的血与泪，现在人们大约都已忘却了吧。
老去文章浑漫与
六十多岁还写时评，真是有点不自量力。去年的一个会上与张鸣先生聊天。他说：王老师，我写时评，人家都嫌老了，您比我又大十多岁还写，是不是有点“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了”。张鸣的名字就是他生年标志，大鸣大放的1957，那一年我初中毕业。不论从脑力还是体力怎么能和他比呢？张鸣被誉为评论界的劳动模范，听说他的“博客”上有六百多篇文章，我这三十年间写的东西也不及其半。
又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报上又看到了你的短文，还在写呀”，“没事就写点，锻炼锻炼思维，防止老年痴呆”，“哈哈哈……”电话那边大笑：“以你这个年龄干这事，已经是老年痴呆了”。我悚然一惊，电话那边还在笑。我想，老朋友说的也许真是有些道理。人过六十，做点像太空行走似的慢动作，写点怡情悦性或像杜甫所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不招人生气的随意文字还靠谱，还可以理解。老弄“短平快”，命题作文，两个钟头交稿，大多费力无用而又招人厌烦的文字，难怪人们疑之为“老年痴呆”。
时评这种文体大约是随着近代报纸一起出现的。那时是革命的前夜，民族危难，进步的知识人或跑到日本，或进入租界办报纸，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报刊上的社论和评论文字大多是办报者自己写的。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时事，发表自己的主张，影响民众。章太炎、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进入民国后，带有企业性的报纸兴起，为了使报纸盈利，资本家聘请社会上有真知灼见的知识人，主持报政，也笼络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撰稿。七十年代买旧书时认识了一位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老专家卿汝楫先生，他对我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许多有关国际形势的社评是他写的。报馆的服务生，早上把题目拿来，下午交稿。他说那时年轻力壮，三个钟头两千字没问题。五十年代之后，随着传媒国有化，报纸担负了引导舆论的任务，因此每家报社都有专门评论员，报纸上的大多评论文字，特别是社论、“本报评论员”一定是本报评论人员撰写，重要的还请社内外领导写。
现在的时评，勃兴于21世纪。当时还有争论，是杂文的时代，还是写建设性的时评？有的人说煌煌盛世，偶有微瑕，时评作者以负责任、光明正大地坦荡进言，对于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方都好；而主张杂文者，认为文学家不是宫廷侍臣，没有建言进言的责任，杂文就是一种文学创作，它撷取世态万象，描绘给人们看。读者如何想，是读者自己的事。其实我觉得两者并行不悖，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争得那么激烈。随着新型媒体——都市报大量涌现，争论似乎没有意义了。时评数量稳坐文体的第一把交椅。当然这不意味着时评这种体裁成熟了，读者习惯接受了。而是因为报纸版面多，仿佛是超市排排挺立的货架，总得有东西填满它呀。市场经济社会远较计划经济社会复杂，分析、批评一些社会现象是全社会都应关心的问题。现在网络的热闹正是这种关心的一种反映。因此现实需要一大批从事社会批评工作的人，他们要有开阔的胸怀、敏捷的思维、丰富的知识、迅捷的反应能力和娴熟的驾驭文字能力，从事这项工作。这行当不是年迈者能干的了。
当然，也不是从此封笔。在写作上，我很欣赏杜甫的“老去诗篇浑漫与”。老了不要刻意去写，当想法、冲动逼得你非写不可时，也可以随意写一点儿，以遣积郁。
我和《推背图》
“雪夜闭门读禁书”曾被视为人生的一大乐事。这并非是文人都有叛逆思想，必蹈禁地而后快，而是被好奇心所驱使。好奇心似乎是人类的普遍弱点，古希腊不是有潘多拉匣子的故事吗？恩格斯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你想让什么事情得到广泛传播，最好是先去禁止它（大意如此）。
十年“文革”大约是最能挑动人们好奇心的时代，自由自主的空间趋近于零。心灵蜷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这自然更刺激它要追求未知事物，因而更显得特别好奇。在知识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不过如果用“禁”形容当时的文化政策也不一定准确。禁书历代都有，据《中国禁书大观》统计，积历代禁书之和也不过三千余种，而文化大革命中只开放若干种书，其余作为“四旧”全部查禁。破“四旧”时听说山海关市把除了“毛选”以外的书全部烧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迅全集》。这真有点像周作人先生讲过的古代穆斯林攻破亚历山大城一样，把《可兰经》以外的书全部烧掉，其逻辑是如果是与《可兰经》观点不同的书，必是异端自然该烧；如果与《可兰经》相同，有《可兰经》自然也用不着它了。
随着横扫一切、禁绝一切而来的是各种书籍的秘密流传，不仅17年的“封资修”可以从秘密渠道看到，而且“手抄本”、17年间的禁书甚至连解放前的禁书只要有路子都可以弄得到。像《奇门遁甲》《六壬要诀》《子平约言》《滴天髓》《麻衣神相》《柳庄相》《推背图》《烧饼歌》等这类即使在五十年代也认为是迷信书而被《治安管理条例》所禁的，有时也可以找到。这种泛滥于地下的好奇狂潮也给无数人带来不虞之灾。我就因为《推背图》而身陷囹圄，甚至被判刑劳改。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其起因却是偶然的一件小事。当时《红楼梦》初被解禁，社会上又搞评“红”，其身价一日高似一日。到了1974年，京郊每大队一部，其地位几乎与另外四本“红书”（“毛选”）并列。此时有位老同学是电影导演，尝试把《红楼梦》改编成为电影剧本，但书中有些难解的诗词歌赋弄不清楚，要我帮助解释一下。因此，我在给他的信中陆续解释了《芙蓉花诔》等数十首，大约已占了《红楼梦》韵文的三分之一。后来我想这大约是读“红”的重要问题之一，何不把书中的韵文全部解释一下，搞成一本书呢？那时我在郊区某中学工作，正闲得发慌，于是便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红楼梦》第五回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其中写到宝玉在“簿命司”内看到“金陵十二钗”的命运簿。命运簿是用图和诗写成的，词语迷离恍惚，与《推背图》类似。又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朋友有本《推背图说》，我便借来看了。当时知道读这类书是犯禁例的，但一被好奇心驱使，二觉得自己所用还算正当，于是便“闭门”研读起来。
那么《推背图》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属于图谶一类书籍。图谶大约产生于战国时代，它是用谜语般的图画与短句、韵语、诗等来预言天下大势。如秦灭六国后就有“始皇帝死而地分”、“亡秦者，胡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谶语。后来统治者也用图谶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所谓“上合天象，下应图谶”。这种风气在东汉时代达到鼎盛。但图谶毕竟是把双刃利剑，对统治者有利也有弊，有野心的、不在位的或刚刚篡得大位的可以用它证明自己是有来头的，是“顺乎天应乎人”的；而坐稳了统治者宝座的却害怕它，因为它预示着“变”。当始皇帝正在做着皇位一世、二世、三世直传至千百万世美梦的时候，而谶语却说“始皇帝死而地分”，他能对此表示欢迎吗？当时秦始皇就将看到刻在陨石上这条谶语的平民百姓全部杀了。真正严禁图谶是在西晋泰始三年（267）。不过统治者对它仍是爱恨参半，一些较明智的统治者还希望能得到这种预言，以作为统治的参考，为以后的灾难采取预防措施。据说《推背图》就产生于初唐的太宗时代。
最早著录此书的是《宋史·艺文志》，没写明作者。南宋岳珂在《桯史》中说：“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徧名其子。”将作者之名点出，现存《推背图》皆署名李淳风、袁天罡。李、袁二人皆为唐初人，李为算学家、天文学家、历学家，著作极富。袁天罡为术士，据说精于相术。二人在新、旧《唐书》中均有传。据传他们二人都预言了武则天之变，太宗曾予以防范，但未能成功。《推背图》前的藏头诗序中也说到太宗问李淳风“朕之天下，今稍定矣。朕深明易道，不知何人始丧我国家，以及我朝之后，登极者何人……”这些虽属后代术士附会，但也确能反映一些明智皇帝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