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汉宫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
这段话清清楚楚说明了住在宣武外的多汉官，住在崇文门外的多是原来北京的土著富室。与他差不多同时的罗瘿公（程砚秋天才的发现者与支持者）在《宾退随笔》中说： 清世曹司不习吏事，案牍书吏主之，每检一案，必以属书吏。朝以习常为治，事必援例，必检成案，自开国以来二百余年，各部例案，高与屋齐，非窟其中者，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其业，一额出，争以重金谋得之，盘踞窟穴，牢不可拔。书吏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吏遂藉例以售其奸欺，故以吏起家者恒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吏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京曹则多居宣武门外也。
罗把“东富西贵”与清代的弊政联系起来。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们世代相传，把持了衙门的具体工作，很能用权力捞钱，发了大财。这些人多住在崇文门东，这是“东富”；那些汉族司官（郎中、员外郎之类）乃至尚书、侍郎，发不了财（明清官员俸禄很低，有穷京官之说），但清贵地位是胥吏永远不能企及的。他们多住在宣武门外一带，这是“西贵”。
我认为清末民初，“东（今崇文区东部）”住的多是手工业者、商人，北京仅有一些大的手工作坊如地毯厂、玉器作坊、景泰蓝作坊等也多集中在这里。商人和手工厂主比较有钱，所以说“东富”。上面几种说法虽有差别，但有钱、地位不高的人多住崇文门东这一点上是无异议的。
富有的胥吏也好，富有的商人手工业者也好，都为时论所轻，他们的名字也很少传世，《天咫偶闻》言“崇文门外板井胡同，有祝姓，人称米祝。盖自明代巨商，至今家犹殷实，京师素封之最久者，无出其右”。这样的记载是不多的。而宣武门外住的文人士大夫，能说能写，掌握着话语权，他们的名字便大量传世。这里举几个例子，以见宣南一带人文之盛。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江左三大家”之一、《圆圆曲》的作者吴伟业（号梅村）曾住在魏染胡同，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号竹垞），住在宣武门西侧的海北寺街，比他稍晚的著名的戏剧家《桃花扇》的作者、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也曾住在这条胡同。
清初著名诗人、赏识《聊斋》作者蒲松龄的施润章曾住铁门胡同，清代神韵诗派的代表人物王士祯、肌理诗派代表人物翁方纲二人先后都曾寓居米市胡同内的保安寺街。著名经学家孙星衍曾住过香炉营头条。清末翰林、当过一任北洋时期大总统、后编纂有清一代诗选《晚晴簃诗汇》的徐世昌在做翰林时曾过宣外的八宝琉璃井。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文人举子住在这一带的会馆之中，如康有为曾住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谭嗣同曾住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等。汉族文人士大夫多住于此，平常来往与诗酒唱和比较多，因此在嘉庆、道光年间做过两江总督的梁章钜曾组织宣南诗社，前后参加者有林则徐、吴嵩梁、朱珔、钱仪吉、程恩泽、龚自珍等，都是一代名流。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不仅是个诗社，也是交流政治观念的组织。
“北”则指北京外城的北部，也就是珠市口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崇文门大街以西这一块。这里自清代中叶以来，成了北京娱乐业中心，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了庆贺皇帝八十大寿，浙闽都督伍拉纳派其子率领徽班三庆班进京祝寿，此后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纷纷进京（被视为京剧发端），这些班子分别住在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李铁拐斜街等地，三庆园、广德楼、中和园、同乐轩、庆和园、庆春园、广和楼等一系列著名戏园子也都在这一带。另外，清代较高层次的妓院都集中在这里的八大胡同之内。妓女不必说，艺人所操，当时也属贱业，故有“北贱”之说。艺人地位虽低，但不一定穷，一些名伶之富有甚至令贝子、贝勒羡慕。
当然也有不少穷艺人，艺人穷愁没落的标志是到珠市口大街以南作艺，进小戏园子，甚至撂地，珠市口大街以南永定门之内就是“南贫”之所在。为什么这里贫困人多呢？贫困的、实在生活不下去的农村破产者进城谋生的多从永定门（这里离繁华区近，易谋生）进入，聚居于此，靠打零工为活。天桥市场的形成就是为这些穷人服务的。天桥市场可以说就是清末民初的“跳蚤市场”，那里一切商品及各种服务都是极便宜的。
远去百年的贡院
1985年当社科院一些研究所搬入新建大楼时，我就发现大楼五层以上的中段的南北两侧都是进深两米、宽一米多的写字间，特别像贡院中参加考试者的号房。我对同事说，这简直是把贡院的号房竖起来了，不过号房设计比这写字间要小，号房是宽一米，进深一米半。社科院恰恰是明清贡院的旧址，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
贡院是科举考试的所在，古人认为科举的目的是把天下各地的人才贡献于朝廷，所以把选拔人才之所，称之为贡院。贡院也名举场，“举”与“贡”意义相近。或称棘院、棘闱，棘是指酸枣刺，科考之所，防守极严，不仅墙高八尺，墙头还要插上棘。
北京的贡院是明清两代顺天府乡试和全国进士会试的地方。位置就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贡院的形制完全为后来的建筑所覆盖，但从名称上还可以见其遗意。如这里的地名还有贡院西街、贡院后街，本来还有贡院东街在修建二环路建国门段时被并入二环。它的前门在水磨胡同，现在该胡同已经并入建国门大街。
北京贡院三年用两次，因为乡试（考举人）、会试（考进士）都是三年一次。乡试是每逢子、卯、午、酉的年份秋八月考试，所以又称“秋闱”；会试是每逢有丑、辰、未、戌的年份春二月或三月举行，所以又称“春闱”。
贡院的形制在清末文康小说《儿女英雄传》的三十五回有详细的描写。贡院是三层院子四道门，里面还有些小院子。这些小院子是主考、阅卷、监考以及各种办事人员的办公和休息之所。除了这些更多的是考生考试的考棚。这是一排排的建筑，每排按《千字文》顺序（除了个别的犯忌字），每排之间形成胡同似的筒道，宽约四尺，称之为号筒。号筒口有五六尺高的木板栅栏，每筒有数十个房间。每个房间是站着是挺不直腰，躺下是伸不直腿。屋前无门，考生自己带一块油布（经桐油浸染的）以防风雨。号舍的最末一端是厕所，每次考试三场九天日夜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条件极恶劣，如果遇上刮风下雨，更是苦不堪言。文康说：“假如不是这块地方出产举人、进士这两桩宝货，大约天下读书人哪个也不肯无端地万水千山跑来尝恁般滋味！”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状况持续了五六百年就没有一点儿改动和进步。
这样贡院出事是经常的，最大的事件就是着火。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明天顺七年（1463）二月的进士考试时的贡院失火，监察御史焦显又紧紧锁了贡院的大门，不许出入。这一场火灾烧死了九十余名应考者。
科举被统治者说得特别庄严。在许多贡院的门额上写着“为国求贤”或“抡才大典”。单看这些口号，仿佛对参与者多么尊重似的。实际上，除了皇帝以外，任何人都是没有尊严的。例如主考被腰斩，考官被发配这类事件都发生过。这里说两件小事可见一斑。
北京科考贡院最热闹的一景是号军入场。号军是在号筒内伺候考生的人员，是最卑微的。号军是贡院临时招募的，每一号筒一或二人，负责给考试的士子沏茶烧饭等事。他们的收入贡院不管，全靠士子赏赐。一场下来能有七八两银子的收入，因此受募者很多，许多人也要靠关系得以报上名。凡是已报名登录的也不给什么凭证，只是在右腮上打一个方寸大的红戳子，名曰“号军戳子”。按说就应该凭戳子进院了吧？不然。因为报名登录时永远超额，所以就是打上戳子的在贡院门前等候点名时，两旁差役在门口用鞭子驱赶，报名者往往借此比赛谁更身手矫健，讲究又能跑进贡院而又挨不着鞭打；以能挤掉别人，顺利闯入者为自豪，并会受到围观者的赞扬。
第二景就是搜检士子了。参加会试的，都是各省的举人，水平比较整齐，一般违规行为较少；顺天府乡试则不然。它本是个省级考试，顺天府（北京及所辖州县）相当于直辖市与省平级。乡试参加者按说都应该是秀才，而顺天府考试则不然，它的参加者除了顺天府的秀才外，还有许多在国子监（国家大学）上学的监生。
这批监生比较复杂，有的是货真价实的，更多的是拿钱买监生执照的假监生。这个“买”，与现在买假文凭不同，它是合法的，正名叫“捐”。最初的“捐”，是因为国家有事（例如修河、打仗之类），富有者解囊捐款，于是朝廷允许你的子弟到国子监来上学。当了国子监的学生，其名义上比秀才还高着一级。因为秀才只是县学学生（所以考中了秀才又称“进学”）。监生自然可以参加举人考试。于是有人看上这个便利，考不上秀才的，可以捐些钱直接考举人。但捐个正式的监生要花几十两银子（相当现在几千元），单单为了参加乡试，有些不划算（因为乡试取中概率很低）。
国子监想出一个更吸引人办法就是少花些银子办个临时监生执照，拿了它去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了再办正式的监生，考不中，这个监照也就作废了。下次再考再办。这些监生自然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顺天府乡试作弊现象特别严重。乾隆皇帝知道这种情况后，命令监考的亲王大臣严加搜检，看有无挟带，差役搜检到一人，赏一两银子。于是被检查出来的夹带者比比皆是，都上了刑枷，陈列在贡院内外。这令考生胆战心惊，许多人都不敢参加考试了，纷纷回到寓所。天黑了进贡院的也没有几个。这该皇上着急了。没几个人参加，还叫什么考试？于是又叫差役把这些人找来，一起放进考场。由乾隆亲自出题。这场乡试下来，交白卷的就有两千多人。
科举制对于皇权专制制度来说是成功的。可是如果从人文关怀角度来看，科举制摧残了士人的人格，让他们体验自己在皇权面前的卑微。科举制是笼络和奴化士人一个重要手段。许多古代文士对这一点有所认识，并形诸文字描绘。其中以蒲松龄写得最生动、最精练。他说：“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白足，指搜检时要脱鞋脱袜；篮指考篮，内中装在考场三天吃的东西和用的东西）；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闱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后面还有等发榜、发榜和发榜以后的种种情景。单就进贡院考试这一段，就可以看出科举考试给读书人尊严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