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一座古旧书业的博物馆
《新京报》这些日子介绍北京的古旧书业，18日介绍了东四隆福寺夹道的修绠堂，19日介绍了海王村的邃雅斋。想起这些地方都是我上中学时（1954—1960）三天两头跑的地方，十分亲切。初中我读的是北京师大附中，每天路过琉璃厂，就经常光顾这里的富晋书社，来薰阁、庆云堂等旧书店。高中时在六十五中，夏天中午休息时间长，常跑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摊和旧书店。现在议论起北京的古旧书业，感慨颇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北京古旧书业和古玩业最为繁荣时期。解放前几十年社会动乱不止，特别是1937年日本侵占北平以后，许多大宅门败落，古玩旧书涌向市场。可是这类吃饱饭才能顾及的东西，那时又有多少人购买呢？解放后，社会安定了，但价值观念变了，一般平民百姓总认为这些古旧东西是与旧社会相联系的，纷纷抛售。那时进了这些旧书店，各种版本的线装书、平装书、洋装书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黄裳先生回忆说，有个书店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就码了一墙。充分的供应给购买者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当时书价、古玩价都很便宜。如清朝的圣旨三五块钱一个，做枕套都值。庆云堂的清宫墨，用过的按两卖，一块多钱一两。一般诗文集，清康熙、雍正间刻本基本上是一元钱一本，乾隆以后是三毛、五毛。我买过一部巾箱本的《山谷诗内外集注》，它是清末影的明末毛晋汲古阁本，共二十二本，绵白纸，外有一个红木小匣，才六块钱。清末民初那些石印本多是几分钱一本。然而人们都靠工资生活，收入有限，私人买的少了。可是北京又是首都了，研究机关、大学林立。这些单位的图书馆是像巨大的吸尘器，把这些私人不屑顾或不能顾的东西，细大不捐，全都吸收了进来。拿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来说，大部分线装书都是已故的汪蔚林、范宁两先生从这些书店淘来的。许多书上价签还在，便宜得令人羡慕不已。
还购买许多近于古董的文本，如线装库中清代进士考试中的殿试卷，从顺治到光绪间都有，有几十份之多。清代开过两次制科，一是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儒，一是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乾隆元年那科的状元是刘纶，其殿试卷也藏在文学所。听说这批卷子是一起买来的，当时价格也就是一二百元。现在文学所收藏的文史古籍之精之多，在全国也是有名的。这不能不归功范汪二老和北京的旧书业。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之后，琉璃厂旧书店（当时都合并为中国书店）在海王村以内部书店形式开业，凭介绍信买书。每天早上九点钟开门，1973年到1974年期间有一度我几乎天天去。那时的书价还保持六十年代的书价，比五十年代略高，但与现今相比还是如隔天壤的。我与书店一位老营业员马建斋先生（现已作古了）关系很好，他跟我说南郊中国书店还有一个大书库，有一库书，还没有整理哪！那一库书真令我魂牵梦绕，常常想若是能到里面一观，该是多大的福气！
其实旧书业在五十年代中叶就都已公私合营，统称为中国书店。个别的书店门外还挂着旧的匾额，如来薰阁、修绠堂、邃雅斋之类，但它们也都属于中国书店系统。就北京来说卖新书的一家是“新华”，旧书一家是“中国”。
北京古旧书业可以溯源到金元，盛于清乾隆修《四库全书》。五十年代繁荣可以说是个落日余晖，光荣的收尾。这时主要是私人卖，公家买，流通量、交易量很大，但有进无出（当时公家图书馆没有破产一说），总有被卖光的一天。因此有人说是文革摧毁了古旧书业，有些不太全面，就是没有文革，到了七八十年代，我看北京的古旧书业也到了尾声。因为它的线装书也不会有多少了。至于解放前的平装旧书，多是白报纸印的，用漂白粉漂过，经过五六十年，不仅白色褪尽，呈示出一副黄脸婆的模样，而且变脆，断裂粉碎，丧失使用价值。因此以销售线装书和解放前出版书籍为主古旧书业的式微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读书人怎样扼腕而叹。线装书逐渐从阅读领域退出（文学所的线装书都没有什么人借阅了），逐渐进入文玩领域。像我这类读书人早就失去跑古旧书店的兴致。
古旧书业是不仅对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在文化古都的北京，古旧书业就是旧京一条独特的风景线，我常常回忆起往日琉璃厂灰瓦白墙一间一间小小的书店，质朴而优雅，仿佛是停泊古典文化的港湾。于是，我想能不能建一座类似老北京古旧书店的博物馆、以介绍古旧书业的历史呢？从《后汉书·王充传》所记“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确知当时已有售书业开始，到现在近两千年。这两千年中书业的存亡兴衰有多少可记之事，又出过多少在经营书业方面有贡献的人士。如南宋杭州的陈起、明末的毛晋、近代的孙殿起等都是对书籍流通作出很大贡献的出版家或书商。有些文化人、学者或版本学家，也兼作出版人或支持文化流通，历代都不乏人。如介绍修绠堂一文中谈到的陶湘就是一位。他从吴昌绶手中买来未刻完宋金元明词集的版片，接续刻了二十三种，纸佳墨良，几乎部部都是艺术品。与北京古旧书业相联系的文化名人更是指不胜屈。大名鼎鼎的如鲁迅、郑振铎、傅增湘、张伯英、张伯驹、叶恭绰、胡适等都曾是这些小小书店的座上客。建立这样一座博物馆对曾为北京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也是一个纪念。
无可奈何花落去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写关于讨论保持北京风貌的文章，不禁想说些似乎有些悲观的、但却是符合实际的真话。我认为北京的总体风貌基本上已经丧失，我们现在致力保存和保护的不过是老北京的一些遗迹罢了。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老北京风貌？中华自周代以来对于京都的构建有个大体的模式，如以宫城为中心的“三圈式”（宫城、皇城、京城），以宫城为中心的前朝后市、左庙右社等。北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设计思想建构的。最后一个王朝覆灭以后，再也不可能建筑这样的城市了。因此可以说北京是最后一个体现传统京都模式的特大文物。不幸的是这个文物又兼有居住的功能不可能像文物一样进博物馆，它的毁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对老北京风貌的破坏从进入民国就开始了（例如拆皇城、千步廊等），快一百年了。前六七十年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民国时期铲平前门大街两侧的壕沟，铺上一马平川的洋灰路，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凿两个门洞，开通新华街，在皇城上凿洞，开通南池子、南长街，当时都叫文明建设，很少有人反对。1949年定都北京，北京要适应新时代，大拆大改，这时才有人提出北京是个大文物要好好保护（如梁思成、林徽音先生，那时保护北京还不晚），不能大动，另建一个新北京以承担首都的功能。但这种主张很快受到批判。近二十年，北京原貌丧失殆尽，保持北京风貌的呼吁却一浪高过一浪，但呼声越高，拆得越快。现在《新京报》又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原来的北京已经没多少了。
我想当前人们对这个问题议论很多大约有四个原因：一是政治环境宽松了，对于北京建设的去向问题普通老百姓也有点说话的机会了，而过去是领导说了算，或领导假借北京民众的名义说了算，连梁思成这样的专家的意见都要打压，更不用说像我这类对城市建筑知识趋近于零的人了。二是经济发展了，人们不仅关注自己居住的舒适，也开始关注所居住地区环境之“美”了（包括自然与人文环境）。第三城市经济发展方向的变化，过去建设北京的口号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而所谓“生产”，在当时领导心目中就是工业生产、甚至是重工业生产。
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站在天安门上，眼前应该是一片烟囱；而当今北京发展中旅游经济占了很大比重，想要人来游玩，当然不能靠过去所说的北京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心脏，也不能靠所谓的豪华的高楼大厦，这是哪里都有的，要靠与世界其他城市相异之点。北京与其他地方最大不同的就是“老北京的风貌”。有时我忽发奇想，如果五十年代按照梁思成建议做了，再造了个新北京，老北京原封不动，跟西太后当政的年间差不多，大约来北京旅游者怕要挤破了城吧！然而时间不能倒退，北京已经这样，不能“里七外八皇城四”，再造一个北京城了。第四是北京的现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北京的风貌丧失进度，先是以年计，以月计，以日计，现在几乎是以小时计了……随着隆隆的铲车推进，一座座四合院被推倒、一条条胡同被铲平。这些铲车的动作仿佛就是铲在老城保护者的心上。因此保护北京呼声日益高涨，好像人们忽略了就在呼声中老北京在消失。
从文化角度来看我们保护古代的文物是因为在这些文物上“先人手泽存焉”，也就是说老北京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同程度地承载着过去的信息。我小的时候住在宣武区，清代汉族文士的活动多集中在这里，如康南海的万木草堂，谭浏阳的莽苍苍斋，林则徐、龚自珍等人的宣南诗社，王士祯寻觅珍本秘籍的慈仁寺，孙星衍寓居的香炉营等地，每一经过，辄引遐思，现在人们知道的也少了，这些建筑随着旧城的改造大多被铲平或即将被铲平。其实想开点，用汪增祺的话说“没了也就没了”。幸好许多人的保存北京风貌意在发展旅游，不太关心“先人手泽”一类玄虚的玩意儿。那么就不妨建造些传统型的建筑，甚至在原地原址，按原貌打造，如恢复永定门之举就是一例。老北京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这些新古董起来了，让怀旧者一看，“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油然而生，我想就是对发展旅游也是不无意义的。
从朱雀桥说到天桥
刘禹锡的名诗《乌衣巷》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写得很美，晚春的一天，白日西斜，朱雀桥东的乌衣巷口，杂草丛生，野花遍地，昔时豪门贵族气象不见了，只有燕子在寻常百姓的屋舍之间穿来穿去。
乌衣巷在建康（今南京）南部，朱雀桥之东。建康是东晋和宋齐梁陈的首都，所谓六朝金粉之地；乌衣巷居住的多是钟鸣鼎食之家。建康有一条中轴线，北由皇宫的端门，南经宣阳门（白门）到朱雀门、乌衣巷。这条笔直的大道就是御道。它通过了皇宫（稍偏一点）和建康城的中心，中央官署罗列在这大道的两侧，朱雀桥建在秦淮河上，连接了这条御道。东晋时的朱雀桥是座浮桥，称为朱雀浮航，即由船连接而成的桥。登上了朱雀桥一直往北走就到达了皇宫，用封建时代的话说就是可以“朝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