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近郊郎家园的枣儿，讲品种就有二十几种之多，老虎眼、大红袍、嘎嘎枣、葫芦枣、一捻红、半面娇、胖墩、胭脂等等一时也说不清。像老虎眼大而且圆，大红袍呈椭圆形甜而且脆，嘎嘎枣两头尖肚子大，葫芦枣活像一只葫芦，一捻红娇小红艳，半面娇半红半青引人注目，胖墩圆而厚实，核小肉多，至于胭脂自然是颜色特别红得可爱了。
“高粱一红头，豆荚一泛黄，各式各样的枣子就陆续上市啦”，上市的枣子如此多种多样，连我这个老北京听来都有点瞠目结舌。对于郎家园，我不陌生，有我所在单位的宿舍，也曾两至其地。现在是高楼林立，变成了闹市通衢，甭说枣子了，连绿色都不多见了。读唐鲁孙的文章让我想起数十年前，带着田野之气的老北京。
夏先生的文章放得开，其题材涉及面极广。就其文章内容来说写北京虽然不如唐先生多而且细，但不论写什么题材，“老盖仙”的文章一律是老北京的腔调，所谓京韵京腔。他有一篇《春节闲话》，这一年是羊年：
今年是羊年，有人说羊年不好，这真是没道理。第一“羊”字和“祥”字古文通用，“羊者祥也”，和孔子说的“仁者人也”相同。我从“仁者人也”中悟出一条人生要理，乃是“钱者欠也”，不论手头有钱没钱，都得先欠欠，才合乎开支之理，也是致富百法中之一项成功要诀，暂算是咱大年下送给读者的金玉良言。
这是有文化修养的老北京的既有幽默，又有嘲讽的神侃，情态宛然。我与一些老辈知识人的闲聊中还能偶尔听得到。
夏先生在台湾生活了二三十年，但在风俗习惯（特别是饮食）仍有许多不甚适应的地方，常常拿来批评，但其标准是老北京的标准，现在读来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不管他走多远，他的细胞里的DNA也是老北京的。
关于“怀旧”这个主题
当前，怀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反映往昔生活的书籍出了不少，这种情况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二十年前，谁要“怀旧”（按：怀旧是有特定内涵的，与“四人帮”肆虐时的“忆苦思甜”不同，忆苦思甜是专门说过去如何坏，现今又如何幸福等等；而“怀旧”大多指专门怀念过去富于诗意的东西），那就是“今不如昔”，最轻的罪名也是散布反动言论。不要说出书，上电视，就是私下说说被“革命群众”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件。而现在的确是开明多了，不仅出书，上电视，而且出版社、电视台也欢迎这样的稿件，因为它很畅销，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的《老照片》第一版就印了五六万册，连专门为新潮青年服务的流行歌曲也出了以怀旧为内容的盒带与唱盘。这种“火”劲，真令人产生“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之感。
所见极狭，但就我所知，文学界的怀旧作品，小说大约是从汪曾祺先生开始的，他以清新恬淡的笔墨，不紧不慢的节奏描写儿时家乡的奇人逸事、风土人情，以及闾巷市声和湖光水色，使看惯了那些所谓“重大题材”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们耳目一新；散文随笔是邓云乡先生的《鲁迅日记与北京风土》问世最早，先在报刊上发表，后来辑录成书。当时邓先生显然是心有余悸，本来是“风土随笔掌故随笔之一种”，但非要捎带上鲁迅，以便给自己留个后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才放开了手脚，随意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于是，《燕京风土记》、《文化古城旧事》这种纯粹以记往怀旧为主题的随笔随感才一本一本地出版。至今邓先生大部分散文随笔仍是以怀旧为主的，给人们留下许多有关以往的知识。因为事过五十年，便在绝大多数人们心中模糊了，但是文明是传承的，如果全社会都失去了对过去的记忆，或者认为过去就是一个黑洞可怎么好呢？另外我们的历史学研究还停留在宏大叙事的阶段，而具体的历史场景往往被历史学家们忽略了，而怀旧忆往恰恰可以做这方面的补充。作为个人，有趣的富于诗意的记忆也是他的精神财富。有时，我想人活了一辈子，如果没有些值得怀念的人和事，以供有闲时回忆咀嚼，这如同勤劳一生，而银行里没有一分钱存款一样，是不是有点遗憾？
二十六年前，我在北京房山县的一个小山村劳动。村中有位九十岁的孤身老人也常弯着腰，拄着拐杖，默默地和我们一起出工干活。他提着已经分辨不出颜色的一小布袋小米饭和几块咸菜，中午时就在地里闷头吃饭，很少讲话。我常想和这位在大清国生活过三十多年的老人聊一聊。一次，我们恰巧在一棵树下采花椒。我顺便问老人一些往事，他讷讷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生产队长见了笑着说，他能说什么呢？小时候是死了爹妈，长大了娶不起婆娘，一辈子没出过山。我有些悲哀，对鲁迅先生所说的“辛苦麻木”的生活有了点体会。他没有历史，至少没有值得印在记忆中的历史。我不知道，老人在深夜不能入睡时，有什么盘旋在他的头脑中呢？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中的“梦幻者”说自己是没有历史的中性生物，整天沉醉于美丽而奇异的幻想之中，然而，这种生活并没有使他感到活着的意义。只有在与纯洁的娜斯金卡相处的几个白夜才是他晚年最温馨最美好的回忆。这种怀旧也使孤独“梦幻者”变得美丽而充实起来。我想人的一生没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东西可能是最大的不幸。
我以为这种忆往与怀旧应该是老年人的事。“白头宫女在，相对说玄宗”，年轻的宫女忙着献媚争宠，而怀念前朝是老宫女们的特权，是她们无事可干时的一种排遣。现在有些年轻人穿起了大褂，装成“五四”青年的样子，酸溜溜地唱着“朝花夕拾杯中酒”，这不仅唤不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反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因为它远离真实。
老人们记忆中的“旧事”多多少少都被蒙上一层美丽的纱幕，于是他们便不免有点“九斤老太”的气味，认为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不仅一百年前的“九斤老太”如此，四千多年前写作的并传至今世的埃及古文书中就大发牢骚，说现今人心变坏，不及古时候的好云云。这种“今不如昔”论大约是人类的通病，事情过去以后，即使是痛苦，经过年久“发酵”之后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对于这些，我们应该理解，不要过多地责备。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诗中就有“而那过去了的，却又使你感到美好”的句子。也许这与美感经验中的“心理距离”有关，而心理距离要依靠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来实现。
上面所说的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认同当代飞速的进步，如果就拿现今与二十年前相比，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然而，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是否只有正面意义，这一点就值得思考。我们年轻时崇拜进步，憎恶保守，认为只有不断发展才是绝对正确的。随着社会进步的加快和其他一些国家进步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才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进步不是毫无负面效应的。人们在获得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具有正面意义的东西。仅仅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中，社会进展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自然资源的耗竭便大大超过了人类几百万年历史中消耗的总和。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与富足的同时，也面临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威胁。
因此，人们的怀旧就不完全是老年人的偏执，也包含着对因为社会进步而消失的正面事物的追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就包含此意，可惜在中国没有得到过正确的阐释）。我小时候每年春末买渤海湾来的八寸以上的豌豆青鲜对虾，一角钱两对；两角钱一斤的一尺长的黄花鱼，还要掀开腮看一看是否是鲜红色的；秋高气爽之时良乡螃蟹一元钱一篓子，每篓约四五十个，像这样的事情恐怕永远不再会有。北京高楼大厦比过去多了高了，马路比过去宽了，但是过去的北京是一个文物群，许多街道和建筑都有它的历史和意义。而现在的北京不过是个杂乱无章不伦不类的大城市而已，陈希同的夺回“老北京的风貌”只是徒留笑柄罢了。至于因为领导层的决策错误而丧失的许许多多的美好事物就不仅使人怀念，更令人扼腕叹息。
各种各样的怀旧充满了现代各种文艺作品和文艺形式之中，如电影、电视、诗歌、散文等，可以说俯拾皆是。我虽不完全赞同，但也不必大惊小怪。我觉得在文坛上划出一块领地让老年人播种温馨的回忆，给他们孤寂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是完全应该的。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怀旧大多是田园牧歌式的，似乎忘记了我们的历史还有沉重的一面。如果都是这样的怀旧，不仅丧失了真实，似乎也缺少良知。
我觉得有责任感的老年人，特别是负过一些责任的老年人，不应该轻易忘怀的是我们过去说过的蠢话，办过的蠢事和伤害过他人的行为。人老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我们不能像“九斤老太”一样，每天“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大骂“一代不如一代”，“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而是应该对过去认真地加以反思，自五十年代初以来，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人有过不光彩的表演，应该把自己摔过跤的地方指给年轻人看，当他们一时不慎走到这里时会小心一点。可是事过以后，多数人把它忘却了。三十多年前，清醒的邓拓先生告诫人们，牢记教训，不要健忘，为此他写了如拆毁北京的城墙和“文革”当中毁坏的大批国宝级的文物——《专治健忘症》。他不仅没有能够使得社会清醒，最终被逼上了绝路。
钱锺书先生在为杨绛先生《干校六记》写的小序中说，书中记这记那，这都是运动中的小穿插，更重要的应该是“运动记愧”，可是从“文革”走过来的积极分子们真正感到内心有愧的，又有几人？前天读有关浦熙修遭遇的回忆，这位富有才华的知名女记者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在她的追悼会上，家属收到两封道歉信，一是原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一是漫画家华君武的。
陆定一认为浦熙修的右派虽然不是他划的，但作为中宣部长，他有责任；华君武则是1957年画过讽刺浦熙修的一幅漫画叫“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些本来都是奉旨而作的事情，也许大多数人早就忘了。中国人似乎不习惯道歉，特别是在上位者。过去就用这样的俗语安慰被官员错打的人们——“官打民不羞”（后面还有“父打子不羞，夫打妻不羞”），也就是说挨父母官的打不是什么耻辱。我想陆、华两位老人之所以写去了道歉信，就是因为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惭愧与耻辱，这些一直是他们内心的负担，是他们不能释怀的。可能他们感谢历史终于给了他们表达的机会。这种意识也深深印在巴金老人的《随想录》里。他不仅在书中总结十年浩劫给他生活与思想留下的印记。我从这些地方看到的不仅是作者在“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而且还看到在痛苦的回忆之中跳动着一颗善良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