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在电话那一端用极洪亮的嗓音说：『王——学——泰——我——问——你……』这仿佛是临济宗义玄禅师的当头棒喝或文革当中的提讯，不了解的人会吓一跳的。然而我恬不以为怪，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了。
齐如山
写下了题目，便想到了开头。这个题目的头有许多开法，如从雅的方面写，便可以说这位不为大陆中年以下文化人所熟悉的老先生原是位鲁迅所说的清末的“老新党”，是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文馆的毕业生。其弟齐寿山先生也深通德语，与鲁迅在教育部同事，曾一同翻译《小约翰》；如果从俗的方面说，解放前为北京下层民众所熟悉，颇有信誉，以生产和售卖杂合面（以玉米面、小米面为主，黄豆面为辅配制成的粮食）为顾客所欢迎的大和恒就是齐家开的；如果从热点上看，去年放的电视剧《梅兰芳》，除了梅博士外，第二位主角就是齐如山，而且戏很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从冷清的角度讲，齐如山是许多历史的见证人。例如他与赛二爷（赛金花）就有过交往，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为她的厨子向德国占领军说过情。赛金花只会极简单的德语，连与德军打交道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去结交德军统帅瓦德西了。可是《赛金花》电视剧的作者们还在编造着这位“九天护国娘娘”如何舍身救国救民的神话，而不愿意一听历史见证人的诉说。影视艺术中常有这样的情况：生活的真实往往被追求好看与利益的编导们所忽视。
如果历数近代文化名人的话，齐如山先生应是当然的一位。他在很多领域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在戏剧方面不用说，京剧理论的形成与革新、梅派艺术的建立与传播到外国都与他有关。其他，如在民俗学、语言学、博物学等方面也各有建树。齐先生更有独特性的贡献在于他对近百年来时风、习俗，以及典章制度变化的记录与思考。在他生活的七八十年中，是新旧制度交替、东西文化撞击的时代，这位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的“老新党”目睹并接受了这种种变化，引起了许多反思，其中有不少是有借鉴意义的。
齐如山（1875—1962）本名宗康，字如山，以字行，河北高阳人。此县属于保定府，在明清两代是文化发达的地区。清初著名的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李恭便是这个地区的博野县人、蠡县人。如山的八世祖齐国琳与颜、李二人交好，这两位思想家与颜李学派以笃实勤勉、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风，艰苦卓绝的作风而名世，这些对齐家有很大影响。当时正处于明清易代之际，河北一带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也很激烈（此地受清初圈地运动之害最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窦大东、窦二东（所谓窦二东，就是京剧《盗御马》、《连环套》中的窦尔墩，表现正统观念的京剧给窦画了花脸，实际上应该给他画红脸），他们曾一度收复过雄县、安县、肃兴三县。据说齐家与这场斗争有联系，从此民族思想在齐家扎下了根。作为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家庭，齐家也是比较早地学习西方思想，走上了反抗清廷的叛逆道路的。
齐如山在19岁、也就是1893年就进入了同文馆读书，学德语、法语。现今学外语是个时髦的事，当时简直就像奉洋教一样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某个世家子弟如果入了同文馆是被亲戚们看不起的，还有甚至因此断绝往来的。齐先生不仅学了外语，而且学得很好（在当时水平来看）。如山的大哥齐竺山先生很早在法国巴黎协助李石曾开办豆腐公司，这是个革命党人的机关，对国内反清斗争有过很大支持，曾受过孙中山先生的表扬。齐家在北京办的义兴局商行在辛亥革命之前也成为革命党人的机关。
武昌起义后，北京一些满洲权贵中的顽固分子，对于当时大多数国人赞成的清廷退位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其代表为宗社党领袖良弼。后来他被革命志士彭家珍炸死，其准备与活动都是在义兴局策划和进行的。这个事件在当时轰动京城，把腐败入骨的清廷权贵吓得屁滚尿流，促成了清帝即刻退位。这些种种独特的行为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家庭连想也不敢想的。齐如山在英国和北京两度拜谒过孙中山先生，聆听过他的教训。闹义和团、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他都在京，经历过近现代许多大事；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社会中一切都有兴趣，如文化风俗中的人情习惯、婚丧庆吊、往来酬酢、游艺娱乐以及农业买卖、工艺技术、饮食烹饪乃至俗语笑话等等无不关注；而且他承继了颜李学派的学风，勤于考察询问。
他谈到做戏剧研究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齐如山回忆录》中说，1913年他写过一本书叫《说戏》，是用西方戏剧理论反对旧剧的，当时还受到教育部的重视。后来随着看旧剧越来越多，感到旧剧自有其道理，于是他下决心做一番研究。可是当时没有一本关于旧剧的著作可供参考，他便根据自己发现的问题见到名宿老角就问。他认识戏剧界的人有三四千，无论是名伶，还是底包，以至场面水锅，他是逢着便问，问罢即加以笔录，然后再归纳排比，证以经史和名人笔记中关于音乐歌舞的记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这种朴实的事事求实证的学风是土生土长的，但又是与西方科学精神一致的。因此，在上述的许多方面他都有新的发现。很可惜在晚年他去了台湾，其毕生搜集的资料与实物大多散佚，没有把多年研究的中国的精神文化（如京剧、民俗）、制度文化（如科举制度）、物质文化（如中国烹饪、中国农业、中国化工业）做一个完整的总结。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也是很难弥补的。
齐如山先生去世后，台湾的亲友为他编纂了九大本《齐如山全集》，有数百万字之多，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其编纂与印刷是非常粗糙的，然而其内容则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近百年风俗、事件和许多制度的记录与研究。
有一次在电视台谈电视的作用，我说历史故事片，特别是历史文化片是有个传播历史知识的任务的，而且应该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不能像过去的戏剧和通俗小说，所传播的大多是错误的历史知识。如穷酸文人一旦中了状元马上就被召为驸马或被任命为宰相；又如古代的战争不管多大规模，仿佛就是双方的将领在比赛武艺的高低，其他的哪怕是百万大军也只是舞台上的龙套，只是跟着起哄而已。如今随着历史题材作品的增多，这种可笑的错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电视屏幕上有越演越烈之势。且不说包公看线装书、贾政书房里陈设着同文书局版的《廿四史》，这类因为缺少文化而造成的笑话，就是一些描写清末民初的电视剧的环境道具也屡屡出错，仿佛事未经百年，人们已经不甚了了了。
如最近有几部电视剧、电影（如《大刀王五》等）涉及到京师镖局，他们把镖局写得都很正规化。就连我看到的方彪先生的《镖行述史》和曲彦斌先生写的《中国镖行》也有这种倾向。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即使正当的工商业的制度化程度也很低，像“镖行”这种主要由游民靠自己的武艺和江湖上的“字号”而经营的行业，更是极不规范，就靠江湖信义行事。齐如山有篇《镖局子史话》就说，镖师们完全是“硬碰硬全凭字号”。顾客委托镖行保镖手续非常简单，他们送去的被保护运输的银子连收条都不开。而且商家送去的银子往往就是用麻布包裹缝好，挂一个布条，写明送交某处某字号收，下面书明某号托字样。镖行不仅不看银子的成色，而且连秤都不过。包裹也不加封，如果镖行私自打开换入假银，也无证据。这里不是靠制度而是完全靠信誉。齐先生说，这些年来也没有听说用假银子讹诈镖局子的事情，也没有镖局子偷换银子的事情。这就是江湖上最高道德——信义所决定的。
像这类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百年前的大街是什么样子的？大街胡同有门牌号码也不到百年，在没有门牌之前如何找到某家？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事，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人已经茫然。在齐如山的文章中就告诉我们前清时，马路并非像现在这样平直开阔，而是中间有甬路。“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甬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
’”（见《北平小掌故》）。街道如此，自然皇帝出行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了。在没有门牌的时代，找人、寄邮件都是根据门楼房屋特征去找，要是医生出诊怎么寻找患者的家呢？如果找错了岂不是要挨骂？齐先生在《医之话旧》中说当时请医生，医生派下人给你一个三四寸长、一寸宽的小红纸条，上面印着本医生的堂号及姓氏。病主拿回家贴在门口，医生到了，便可进去。像这类点点滴滴、又关系着民风民俗的小事，书中记录了很多，这在其他随笔札记中很难见到，也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不完全是帝王将相、战争、生产等重大事件组成的，曾经发生的一些小事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老新党，齐如山对于清朝的腐败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有许多现象不仅今人很难理解，即使是历史学家不是看了记载也很难相信。例如出入皇宫紫禁城在封建时代是个最严肃、最恭谨的事了吧！外官到京朝见皇帝先要到礼部演礼，如果在礼仪出了差错，小则受处分，大则掉脑袋。我们想象守卫皇宫紫禁城的侍卫也一定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警惕性十足。可是看看齐先生的记载，真是出人意料。他在《清朝每日的上朝》中记录他随父入朝的见闻，说进紫禁城的西华门，照规矩是应有几个卫兵排立在门口，遇有人出入，应该搜查，并喊一声“哦”，表示有一人入宫。可是到了晚清：“日久懈怠，又因西华门之门洞相当长，像一个火车道的隧道，足蔽风雨，所以这班卫兵都在地上铺好席，就睡在门洞之内，更因上朝的时间，总在夜间一两点钟，黑暗得看不见人，所以卫兵们，都不起来，就在被窝里喊。一次我侍先严入朝，走至此，忽听一声，吓了我一下！这像公事么？”
躺在被窝里守卫皇宫，真是千古奇闻。如果不是作者亲身经历并形诸笔墨，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这也和乾清宫或养心殿里君臣之间严格的礼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所谓朝廷大典的虚伪与可笑。其他如乾清门内南书房当时是外国使臣等待皇帝召见的地方，而太监们为了私利，用宫中祭祀后的饽饽做酱的酱缸就在书房门外，六七月间，臭气熏天，使得奉陪外国使臣的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十分尴尬，但也无可奈何。这些事关国体国格的事尚且如此，其他事情可以想见。
作者亲自经历过义和团事件。当前学术界对这个事件尚无一致的评价。这里我们只是介绍一些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可见清廷的腐败达到令人难以思议的程度。庚子年（1900）八旗兵和清将领董福祥的军队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这样关系着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清朝官兵们是怎么对待的呢？齐先生写道：“地上靠墙铺着几领席，各官兵都换班休息，有的躺在席睡觉，有的买两包盒子菜，几个人喝酒，有闻鼻烟谈天的，仿佛没有一点正在打仗的意思，可是偶尔也听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