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出生在读书人家，何况我们山西人在百年前也不讲究读书，这一点与江浙人大不相同。听父亲说，他小时候（清末）的山西人是有钱的学买卖（经商），没钱的学手艺，做手工业者。父亲属于没钱的一类，读了四年私塾，只读到“上论”（《论语》上半部），便被家里送到手工作坊学织地毯。民国初年，父亲16岁到北京来闯天下，算是最早的“农民工”吧。不过到我出生时，已经家道小康，懂得要培养我早点读书，所以在三岁时便请人教我认“字号”（一种识字卡片，正面是字，背面是图），四岁上幼稚园，家里除了父亲订的一份《新民报》外，几乎没有供阅读的东西。家里有字的而且装订成本的，只有每年一换的《皇历》。没事时，也翻过，留到现今记忆中的只有“龙治水”，因为一翻开《皇历》赫然印在第一页的就是威猛的神龙张大口在吐水，如果画的是一条龙，那么就是一龙治水，本年非大旱不可；如是“九龙治水”则本年度非大涝不可。
不过《皇历》算不上是书，我读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是本没书皮的《名贤集》。这是本从四字句到七字句劝人行善的格言集，现在看来其中许多是很庸俗的，如“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之类，体现的是小市民意识。但也有好的，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之类，属于通俗化的儒家思想，而且读起来琅琅上口，感觉十分惬意。这对于大脑还处在空白状态的小孩是很有吸引力的，没事的时候读一读，仿佛有点感悟。后来上初中时，初读《论语》，便有似曾相识之感，格外亲切，可能就与这本《名贤集》有关。
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客人丢在家里的残破不堪的《三侠剑》。上三年级时发现这半本没头没尾、不知书名的“书”，一读，有故事情节，有悬念，有神秘的武功：“金镖将胜英——胜子川一口鱼鳞紫金刀，三支金镖压盖绿林，甩头一子定乾坤”，在“扬子江心倒凫八百里”。这种英雄气概和盖世无双的武艺，会激起当年的男孩儿什么样的幻想？大约是现在的男孩儿难以理解的了。记得每天下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残书摊在桌子上，然后跪在凳子上（坐着不够高）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自得其乐。一旦有事中断，便用毛笔帽，蘸着红印泥，盖在中断的地方。半年下来，破书满篇尽是红圈圈。过年时，逛厂甸，非要买“鱼鳞紫金刀”不可，无奈玩具摊上没有，只好买了一把“九连环宝刀”，聊以自慰。对武侠小说的爱好延续到初中，初一时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作者是郑证因、白羽、徐春羽、还珠楼主；书是《鹰爪王》《子母离魂圈》《十二只金钱镖》《蜀山剑侠传》之类，每种都是五六十集，一天要看两三本，没完没了。因为书是租的，在课堂上也要加班看，还要担心老师没收。这种阅读狂热就与这半本《三侠剑》有关。不过在师大附中初中三年生活中，只被老师没收过一本书，还是《鲁迅小说选》。
第一本自己买的书是世界书局的半图半文的《史可法》。1947年底，快过年了，父亲带我去沂园澡堂洗澡，沂园在杨梅竹斜街，洗完澡，父亲问我要什么，我说“书”。沂园东侧有个文具店，代卖书籍，多是儿童读物。《史可法》这本书类似现在的小人书，但不是小本装订，而是32开本，每页分若干格。至今尚能记得的是史可法还是穷书生时进京赶考，没钱住店，住在城郊的破庙里。正赶上巡城御史左光斗，巡查到这个庙里，看到和衣而睡的史可法，书本还丢在一旁。左光斗同情这个书生，便把自己的皮裘盖在史可法的身上。从这个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好学是一种普遍认同的好品质，受到社会的赞美和尊重。这种认识使得我对在1957年之后整个社会鄙视读书的风气特别不能理解。
上初中才懂得除了小说外，文学作品中感动人的还有诗词。师大附中图书馆在北京中学里是数一数二的，我从图书馆里借过许多诗词选注和论述诗词的书籍。但我自己买的第一本词选是1957年出版的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买书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住校，校址在和平门外，书店在西河沿东口的劝业场。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吃完晚饭后，就步行到劝业场，一到门口，我感到气氛有点不对，不像往常自然，但我没以为意。大约七点钟，全场封闭，一批批青年人被铐走，才知道是围剿流氓，到很晚才放顾客回家。这次买书给我留的记忆十分深刻，不过还是买了一本好书作为补偿。晚唐两宋是词创作的高峰时期，自古唐宋词选无虑数十百种，龙榆生选本是我买的最早的词选本，也是最佳选本。后来我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诗歌的研究，读过数十种唐宋词选，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选的，都没有超过此本的。初学者读好的选本，不仅是尝一脔而知鼎味，更重要的乃在于得门径之正，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诗词。如果你从《红楼梦》的诗词开始读诗词，把它视为最佳之作（当然《红楼梦》中的诗词也自有其所长），有了先入为主的见识，此后就难以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好词了。
我读第一部非文学的书是《论语》（当然它也有文学性，讲文学史也要讲它，但就整部书来说还不属于文学），是初二时（1955年）在琉璃厂富晋书社买的。当时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每天都从琉璃厂过，有空就在旧书店转一转。因为听父亲说过“‘上论’‘下论’难死人”，突然有一天看到线装铅印的民国版《论语》，很好奇，就拿起来翻一翻。一看有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民无信不立”一类的话头，并不难懂（这些都是《名贤集》中有的），就买了一部，共六本，三角钱。那时线装书中以经部书最便宜，清中叶以来坊刻本平均二三分钱一本。我这六本三角还算贵的，其原因是书的品相好，纸白字大，正文相当我们常用的三号字，注文是小四，看着特别舒服。
这三角钱就是我三天的早点钱。后来还买了许多部“扫叶山房的石印本”的书，如《世说新语》《姜白石诗词集》《嘉祐集》等，也贪图它纸白，字漂亮（多是手写楷体），蓝色布套，装帧淡雅大方，又便宜（平均五分钱一本）。后来才懂得这种石印本，错字多，不仅不是好版本，连做读本都不适宜。我从初中开始自己买书，到大学毕业也买了近千本书。那时过眼的好书、便宜书太多了，就是没钱。那时每当自己想买零食或其他物品往往会把所要花的钱折合成能买什么书，这样常常就放弃了原来计划，把这些钱拿去买书了。不过，我那近千本书，文革当中也没有完全保住，损失了不少，文革一结束，真是痛心疾首，现在老了都看淡了，有人说，你过去买的线装书都成了文物了，很值钱呢！对我来说，书就是书，买它的时候要考虑到钱，买到家之后，它就与钱没关系了。
天 桥 杂 忆
小时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从和平门一带搬到这里居住仿佛下乡一样。学校初在广安门大街、回民学院对面的铸新小学（天主教教会学校），高小考到城隍庙街小学。从城隍庙街再往东走就是“四面钟”（现已经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谊医院南面），过了四面钟就进入了天桥的范围了。自五十年代以来天桥市场核心只是东、西两个市场了（五十年代以前其范围要大得多）。西面是“三角市场”，东面就是四九年以前所说的“公平市场”。四面钟距离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场还有一里左右，过了四面钟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摊和其他小摊了，使这个本来荒野的地方有了市场的氛围。
便宜
如果从雅的视角来说，按照历代的惯例，天桥应该称作朱雀桥。自南朝以来京师南北中轴大街都叫朱雀大街，这条南北大街由京师的南大门到皇城的北大门之间都有座桥，称为朱雀桥。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朱雀桥边野草花”就是指这座桥。从清中叶以来，由于地近南郊，进城的人们大多由此经过，也因为在天桥附近有些庙会，于是天桥的两侧市场交易逐渐繁荣起来，当时这里又有空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市场。由于光顾这里的大多是穷人，所以卖的东西多是低档的，或是二手货，假冒伪劣更多，但人们图的就是便宜。天桥市场由形成到1957年关闭大约有近二百年的历史。
那时说起老北京常常爱用“东富西贵，北贱南贫”来形容。这指的只是外城，因为内城是八旗驻地（满洲人占领北京后，把明朝时住在内城的汉人赶到外城），分旗占领居住，各旗虽也有富贵贫贱之分，但与居住方位没关系。而外城西边宣武门外多是汉族士大夫官僚居住，做官的多，所以占一个“贵”字；东城多手工业者（玉器、珐琅等）商人，一些有钱的吏胥也多在这里治产业，所以称之为“富”；北边，即正阳门以南，珠市口以北地区，八大胡同、唱戏的、娱乐业人士多聚于此，那时以色艺吃饭，被视为“贱业”；所谓“南”也就是珠市口以南，永定门以北，这里是破产的、贫困的农村人进北京讨生活的居住的地方。最初的天桥市场就是适应“南贫”而形成的。
在老北京看来天桥是藏污纳垢之地，妇女儿童不宜，稍正经的一些人也不往这里跑。像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写贵家公子樊家树到天桥来听玩意儿（老北京把一切演出都称为“玩意儿”）是极其稀少的。解放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天桥镇压了一些恶霸，淘汰了一些污秽，小孩和妇女也能到这里来走走了。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天桥是我们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小孩到了天桥主要是吃、玩二字。这里的“吃”和“玩”都比其他地方便宜得多。比如天桥最高档的食品是炸黄花鱼，卖这道食品的大多是小饭馆，半斤多的黄花鱼，裹上面糊，炸得焦黄，刚出锅的，你要买的话，再从锃光瓦亮的大铜锅中一勺卤给你浇在刚出锅的鱼上，发出吱吱的响声和香气，只要一千元（币制改革后的一毛钱）。至于穷人和小孩子爱吃而又易于填饱肚子的炸油箅子（类似油饼，但它是用香油炸的，比油饼大而且厚，卖的时候，切开按分量卖），一斤两千四百元，一个人绝对吃不了一斤。小孩爱吃的粽子糖，小贩是一边做，一边唱，一边卖。唱的内容就是他的糖在熬制过程中掺了多少味药，他的糖如何能消食化水、止咳平喘等等。可是价格也是一百元两块。一锅糖下来也就卖个五六千元。他们自我解嘲说这是赔本赚吆喝。
听玩意儿也便宜，露天演出可以不给钱，特别是小孩，即使给钱一场下来，不过给一二百元（一二分钱）而已。如果要给五百元或一千元，艺人就要向你特别致谢。像我这样的小孩往往是在场子外一站，看艺人演出，一分不花。有一次，在一个场子听相声，听完一场，给钱的不多，恰巧我衣兜有二百元，就扔到艺人打钱的小笸箩里。艺人很高兴，非要把我让进场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很尴尬，因为从来都是站在场子外看的。就是到天乐戏院正经的大戏（京剧），开了场以后进去才五百元一个人。天桥有三家电影院，五百元一张票，还是“循环开演”（有精力的可以在里面坐上一天）。白杨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在这里的中华影院看的。
这儿也有卖书的，主要是流行于下层社会的小说唱本之类。三角市场一进门的右侧就是卖书的，以唱本为多，这类书的封面大多印得花花绿绿，像年画那样的色彩与图画印在书的封面上。这些书的纸大多很次，质量类似豆纸（一种土卫生纸），只是较豆纸稍白一些，这些唱本名目为《闹花灯》《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秦英征西》《十二寡妇征西》《陆文龙扫北》等等。这些唱本多是把一些大书如《说唐》《杨家将》《精忠说岳》等分割成为小的段落，以说唱形式表现出来，印成书供说唱艺人参考，其读者对象也多为认识几个字的学徒工、小市民等，价格也很便宜，每本在五百元到一千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