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吃玩便宜，就连算卦都便宜。1957年我初中毕业，那年高中名额紧缩，录取率很低，有些地方还出现学生闹事（如汉阳中学事件）。有个一同住校的同学担心考不上，让我陪他去算卦。一个星期天，我就把他带到了天桥。在一个卦摊前，那位“小神仙”，翻着白眼看了我们半天，然后从嘴里蹦出两个字“一毛”（当时已经币制改革了，一毛钱相当以前的一千元）。当他收了一毛之后，嘴里咕噜了半天，这些我都记不得了，但他说了一句真理，直到现在还记得：你好好用功就考得上。
成功与不成功的艺人
天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拉洋片的筱金牙，唱西河大鼓的刘田利，说评书的赵某，砸石头的老者和东西两个市场中的相声场子。他们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都使我难忘。“洋片”又称“西洋镜”，人们坐在镜箱的凸透镜前看被放大的图片；艺人站在镜箱的左上方演唱，介绍画片的内容。乐器只有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敲打鼓和锣的小锤和镲的另一面都被一根绳索操纵着，艺人拉动这根绳索，三件乐器便有节奏地响了起来。我没有看过筱金牙的“洋片”，但常听他的唱，他演唱时面部的滑稽表情使我历五十年而不忘。筱金牙当时四五十岁，光头，面部团团，一副无锡大阿福的长相。夏天是一身白纺绸的中式裤褂，显得干净而利落。
他站的只是一个凳子，但却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踌躇满志，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看洋片的和听他演唱的人，没有一点儿寒酸气。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这里驻足片刻，你就会感到筱金牙对你报以的微笑，这个笑容是永远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不论他的生意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他没有某些天桥艺人的污言秽语和损人挖苦人（这套语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艺术”）那一套。他唱的调子类似莲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个“嗨——”的拖腔。每当唱到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皱纹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小褶集中的核心，然后这些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展现出一副孩子般滑稽的笑容，并露出亮晃晃的两颗金牙，真是有感染力。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我眼中，筱金牙是天桥成功的艺人。
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没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前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赵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做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人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像赵某这样还是属于能够混上碗饭吃的，另外也有许多混不上饭吃的。艺人们把撂地摆摊挣钱，称为“平地抠饼”。真是从这块“地”上抠出“饼”来是不容易的。我们从难以挣到饭吃的艺人身上感到人生的艰辛。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砸石头的老者，我多次看到他都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在三角市场的西面一个黄雀叼卦的摊位上（“黄雀吊卦”是一种算卦的方法，靠黄雀从装有卦签的小箱中叼出卦签以定吉凶）。算卦一般到四五点钟就收摊了，老者插了这个空档儿。黄雀叼卦占不了多大位置，也就相当正常演出场地的四分之一。
砸石头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叫硬气功，老者蹲在地上拿着两块石头反复敲着，石头相击发出清脆的响声，用以说明石头没有用醋泡过，完全是真石头。老者拙于语言，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在天桥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要把钱从人家的兜里掏出来装到自己的兜里，第一就是靠“说”。不仅艺人、买卖人是这样，连通常弹压地面、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比别处的警察能说。而这位老者只是向人们显示他的真功夫，一块一块地砸开地上码着的石头，而很少说话。只见他两只手的手掌的下部结着粗糙的老茧，皮很厚，还有些开裂。秋冬之际，五点钟天已黄昏，在瑟瑟的秋风中，他赤着膊，破棉袄放在一旁，低着头开石头，水珠被冷空气凝结在他杂乱的胡须上。我觉得连驻足流连的都不多，给钱的能有多少更可以想见。
两个相声场子
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场子。在东面的公平市场一个；西面三角市场一个。公平市场的相声场子南面是筱金牙的拉洋片，东面是宝三的摔跤的场子。这三个场子都很叫座，相声场子则更火，常常被围得密不透风。这里说的大多是传统的段子，我的关于传统相声的知识大多是在那里获得的。像《夸住宅》《倭瓜镖》《八扇屏》《扒马褂》《开粥厂》《小神仙》《黄鹤楼》《汾河湾》《地理图》《报菜名》《八大改行》《绕口令》《猜谜语》等都是在这里听的。这里的相声演员一般较老，用我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们以四十岁以上者居多。
有些演员在那时的相声界很有名了，如高德明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名的演员，又如佟大方在解放前后与杜三宝在广播电台演播对口相声也很有听众（其间所插播的广告是“骆驼牌爱尔染色”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宝才（他也常在这里演双簧）、汤瞎子（主要是口技）、罗荣寿、高凤山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他们穿的也讲究一些。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年纪较轻的演员，如1957年后转业、八十年代又重返舞台的胡某、爱（可能是满族人，读作“阿”的去声）某等。这些撂地说相声的表演方式与现在舞台上不同，他们不是站着说，而是坐着说。有时说对口相声的两位演员坐在一个简陋的白茬儿木桌子（这种桌子不上漆，北京的小饭馆爱用这种桌子）的两边，有时两人坐在场子竖向的两端，你一言、我一语说对口相声。佟大方有时也说单口相声，如说《君臣斗》（乾隆皇帝与刘罗锅斗法）之类。1957年天桥关闭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去了北京曲艺团。
1954年我上初中以后，去过几次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1954年的秋天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同学中有位叫郑继宗的，他家住天桥，经常给我讲天桥的故事。如天桥的恶霸“四霸天”作恶和被镇压的故事。有一天，他戴着孝来上学了，他对我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以后家里就要靠他自己了。后来郑继宗为了早些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他考上了警察学校，我们便分手了。郑继宗曾经约我到他家去玩，我曾到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听相声就是从郑继宗家去的。郑的父亲是天桥卖药的，卖虫子药、眼药之类。天桥这样的摊贩很多。那时北京的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有病一般不去医院（不仅是医院费用高，也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是到药铺或药摊买点药对付。郑继宗的父亲长期在天桥卖药，自然就在这里买了一个摊位，面积大约有四五十平米。他去世了这块地空了下来，郑的母亲就把它租给了说相声的。
收入是二八开。也就是说，相声场子一天挣了十元，就有郑家二元。平时相声演员就在郑家歇息，老太太给他们烧烧水，热热饭。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就三间小北房，还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那些演员横七竖八地歪在炕上，喝茶聊天。这些演员多是青年演员，还有两位女演员。一位是六十年代在宣武曲艺团演出的回婉华，一位是与丈夫说对口快板的刘某（似乎叫刘丽华）。刘某大约是这个演出班子里最年轻的，可能年龄不到二十岁，娇小玲珑，长得也很漂亮。虽然我那时很小，但也为她干的行当惋惜。这对夫妻是从沈阳来的（那时还是江湖艺人，经常奔波于各地），只是搭场子在这里演出。这个相声场子有些反映新生活的节目，但都不成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1957年天桥改造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进了宣武曲艺团，六十年代我还在宣武区文化馆（在菜市口丞相胡同南口）和西单曲艺社（峨嵋酒家楼上）看过他们的演出。
鼓 书 艺 人
天桥的鼓书的场子特别多，仅三角市场就有三四家，都是演唱成本大套的历史故事的。记忆比较深的有三个，最大的一个在三角市场的最西头，是两个姐妹轮流演唱。她们是王艳芬和王艳茹，唱的是西河大鼓，有位弦师为她们伴奏。唱的好像是《三侠五义》一类的故事。当时这二位已经是知名的鼓书艺人了，她们常在广播电台上演唱，颇有一些听众。她们演出的场子虽然也是用板凳围起来的露天的场子，但是到了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还用棉天棚罩起来，挡风御寒，可见即使是三九天，还是有听众的。这两位艺人在候场时，穿着皮斗篷，手中拿着暖水袋，到演唱时，还是脱了斗篷，露出里面紧身的彩缎的旗袍。另外一位是蔡金波，也是一位女演员，唱的也是西河大鼓，内容大约是《说唐》一类的故事。北方曲艺不论男女很少演唱男欢女爱故事的。
我听的最多的是三角市场南端的刘田利唱的西河大鼓，他常说的是《大八义》。刘是一位男演员，他演唱的调子虽属西河调，但与一般艺人演唱的西河大鼓风格略有区别，其伴奏尤有特色。一般唱西河大鼓的只有一位弹三弦者伴奏，而刘田利又增加了一把四胡和一个大正琴。所谓“大正琴”按说只能算个大人玩具，比口琴还差着一等，正式乐队没有它的位置，但它用钢丝作弦，音色独特（据说这是从日本传来的，的确没有见到其他国家有这种乐器，在中国传统中也没有根。我只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的北京见过它。可能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时带来的），刘田利用来为自己的西河调伴奏，听起来别有风味。刘田利的听众很多，有些是天天都来的。当时他正在中年，嗓子高亢嘹亮，夏天穿一身象牙白色的横罗（一种有横行小孔的丝绸）裤褂，很是潇洒。从我那时的欣赏水平来看，在天桥是属于一流的。在演唱中他不搞过多的花腔，以叙述故事为主；而且说的比唱的多，他又以表演见长，一根鼓键子帮他作出许多描绘鼓书中人物形象的动作，所以像我这样的十来岁的小孩也能一听就是半天。因为最早听的西河大鼓就是刘田利，所以后来不论是在电视上抑或晚会上听到西河大鼓的伴奏的声音就会想起刘田利。
后来有一年到太原山西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山大”一位搞通俗小说的教师谈起江湖艺人所依据的演出底本的问题。他说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时与北京一个同学很要好，到北京来玩就住在他家。他父亲原来是唱大鼓的，五十年代以后，安排到澡堂子烧锅炉。我细一打听，原来就是刘田利。“山大”那位老师说，刘还保留着许多他们手抄的本子，可惜那时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老北京有句俏皮话讽刺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这决不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只要到天桥看过把式（武术和杂技之类）的人们都会有这种体会。天桥有个武术场子，父子两个人练，父亲说过多次他的弹弓如何准，他可以打含在儿子嘴中的弹子（儿子鼓着嘴，把弹子半含在嘴中），可是每说到这里他就打钱，打完钱，观众走了一大半，然后他再从头演起，演到最后又说打儿子的口中弹子，再打钱。其实“打口中的弹子”只是为了打钱而设计的一个扣子，我在这里看过多次，从未见他们父子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