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开创的杂文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它与社会现实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其他文体如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曲艺都可以不管现实生活如何写成“纯娱乐性”（现在充斥荧屏、银屏的大多属于这类）的，而且也能吸引许多人欣赏。唯有杂文不行，没有“纯娱乐性”的杂文，即使有人违反这个定理，写“纯娱乐”的杂文，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杂文是专司社会批评的，杂文家都应该是社会批评家。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文家仿佛是中国古代朝廷里的“言官”，如御史之类。御史的职责是专门说批评话的，对皇帝来说应多是逆耳之言（所以封建社会的言官是个高风险的职业，皇帝大多昏庸，一生气则言者头颅不保）。如果有御史上言说皇帝不爱护身体，太为国操劳，饮食太粗劣等等，这类看似批评实为谀颂的奏章，那是要受到同僚的鄙视和耻笑的，是被视为“妾妇之道”的。说这些让皇帝开心顺气的话是太监、宫妾的职责，大臣和言官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体面。因此御史虽被称为“乌鸦”，但受到人们尊敬。牧惠先生也被人骂过“乌鸦”，骂牧惠先生的不知是出于尊敬、还是厌恶？不过这也说明牧惠是位尽职尽责的社会批评家。
社会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就事论事，也可以从制度层面或文化层面做深入的开掘。牧惠先生更多是从历史角度考察社会问题，这个角度对于有厚重传统的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在考察社会时都注意到历史视角。鲁迅谈到当代的许多怪现象时，就常常俏皮地说这是“古已有之”的。
《盛世网闻》是偏重谈历史的，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全书涉及的时代很长，上自春秋，下及近代，其核心谈的就是专制制度和与其相适应的独断文化所造成的积弊。现在有些人提出对历史传统的全面认同问题（当然话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他们是从否定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入手的）。这些人把儒学与历史传统说得天花乱坠，但他们往往回避产生传统与儒学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极权统治。什么叫专制极权？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老百姓的地位，没有人的地位。在极权制度下，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而且是以天下之大，以奉天子一人。这一点是稍懂得点历史的人们就抹杀不了的。
《盛世网闻》中大量的文章揭示了专制极权的荒谬和非人性化。历数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朝代政治的良窳完全取决于皇帝一人的素质，而且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是这样，到了明清则走到极端。像唐太宗这样能够以社稷为重、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肯于虚心纳谏的“圣主”，是两三千年才出一个的；而大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保傅之手的皇帝，不辨黍菽，有的连马和鹿都分不清，能知道多少宫外的事情？不用说他们的生活原则就是“作威作福”，就是他们全心全意治天下，天下能在他们手中治理吗？明代除了洪武、永乐、宣德等二三皇帝外，几乎个个不合格，而且不作为。不少皇帝几年、甚至几十年不上朝，朝臣都不知道皇帝的长相。
例如正德皇帝是个流氓皇帝，整天在出宫胡闹，自己封自己为“总兵官威武大将军”；嘉靖皇帝躲入深宫炼丹求仙，把国事交付严嵩，他是个可以与和珅相比的特大贪官；天启皇帝年龄不大，手很巧，擅长木工，漆工，他做出的砚床、梳妆匣、宫殿模型，饰以五彩，虽能工巧匠不能过（如果他做的器物传至今日，肯定是国宝）。不幸他做了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皇帝，把国事都交付给太监魏忠贤等，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清代皇帝与明代相比倒是个个合格，康雍乾甚至可以得“优”。然而他们头脑僵化，把统治重点放在提防汉人上，而在世界大变革面前则应对无策，误国之罪，不能推卸。在这种情况下，大臣遇事是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国家的兴衰、民间的苦乐丝毫不系于怀，消极者自保名位，积极者则竭力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政治“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就是必然的规律。中国古代动乱基本上是二百年一个周期，牧惠先生揭示了这是权力过度集中的恶果。近代，积数千年之传统之糟粕，国弱民穷，专制极权的制度是不能辞其咎的。
专制极权的文化本质是反智的，因为民智的开发，意味着统治难度的加大。另外，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需要的是经验和亲情。不用说老庄韩非力主愚民（《史记》把老庄与申韩列入一传是很恰当的），就是强调“知”的儒家，所说的“知”也是指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识，以及理性和逻辑等。
由此不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盛世网闻》的开篇就是《开发君智》。传统认为当了皇帝就是“天纵之圣”，怎么能“开发”呢？“君智开发不了，官智也开发不了”，所以君主的“独断”也必是荒谬的。
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时，反智倾向尤为严重。牧惠用“无才便是德”（再加上“无学”）概括这元、清两代官员。元代多是文盲当官，清代占官员一半的满员大多是不读书的。文字狱是最残酷的反智活动，清代乾隆可以说是以搞文字狱闻名。《盛世网闻》中有许多篇是谈清代文字狱的。统治者搞文字狱的目的无非这两点：一是揭发和惩治异类；二是借此以立威。乾隆间文字狱登峰造极，“立威”的目的是达到了，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文字狱渐少，经过嘉庆直到活跃在道光时期的诗人龚自珍仍然心有余悸地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见文字狱给文人带来的恐怖。
可是第一个目的却没有达到。我们翻一翻故宫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便可得知这些大案要案，绝大多数是冤案，尤以乾隆时期的案子为甚。其案主如鲁迅所说：“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就是立即杀头，或是‘监斩候’，也仍然活不出。”（见《且介亭杂文·隔膜》）真正的“异类”几乎没有，还有不少是“歌德派”的人物。“民愚”，皇帝也不聪明。皇帝查查以为明，用放大镜搜寻“异类”，杀鸡儆猴；而臣下也有“吃文字狱饭”，敷衍塞责，互相欺蒙，但给老百姓的祸害是估量的。在反智主义带来的是一片混沌中，清朝走向末路。
迟到的悼念
——悼柏杨先生
今天《新京报》（5月14日）畅销书排行榜“非小说”类榜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被排为第一名。这提醒我应该为4月29日因病在台北去世的柏杨先生写点什么了。柏杨一生著述等身，出版过100多部作品，有杂文、随笔、小说、诗集、历史研究专著等。《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很畅销，大陆也有翻印。《中国人史纲》在台湾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80年代还在大陆引起过轩然大波，许多熟识的朋友卷入这场争论，有功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从“公”的角度说。
从个人角度说，我很喜欢柏杨幽默诙谐的杂文，读他的文章给我愉快和滋养；柏杨的一些名言隽语，写作中也有时引用，以增加文章的趣味。他的《中国人史纲》我也读过，觉得能在缺少材料的狱中，写这么一本贯穿两千多年的历史著作不容易。后来还在此书的出版座谈会上说这是一部关注个体价值的历史，史书中独树一帜；但不同意书中提到古代君王诸侯，一律称姓名，不用通行尊号、谥号、庙号，觉得这不太妥当，给阅读带来麻烦，而且有的称呼从学术角度来看还有问题。过了不久，正赶上新年，柏杨先生从遥远的台北寄来一份贺年卡。卡上贺语直率而诙谐：“您对我的表扬、赞美，说得真好，我百分之百地接受；您对我的批评，我可不接受，我为了平视他们。”那天他夫人张香华女士也在场，可能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他，所以才有此一番率真的表示。这一小段话也体现了柏杨风格，我笑了半天，陡然产生拜访他和与他聊一聊的愿望。谁想他老人家遽归道山……
关注柏杨始于80年代中叶，在我供职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港台图书室中有两套25本柏杨杂文集，还有一二十种有关柏杨生平和研究专著。我本来就爱读杂文，尤其爱读鲁迅一类的知识丰富、风格隽永、用词委曲、读后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柏杨的杂文比较白，开口“柏杨先生”，闭口“我老人家”，动不动就说“读者老爷”，“罚我一块钱”等，作为大陆读者还真不习惯，不过读柏杨文章省力省心，通俗流畅，如水之就下。柏杨的文章举重若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同小孩玩的泥巴，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他的早期杂文中有一本《女人集》，全书近十万字，写女人从头到脚，娓娓说来，而不涉秽亵，还常常有令人喷饭处，但又可登大雅之堂，真是奇妙。文章写到这个地步可算炉火纯青了。这个题材若让一般人，极易流于庸俗。
柏杨写杂文最初就是“著书都为稻粱谋”，可是写着写着，思想就变了。报纸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社会和政治黑暗，俯拾皆是，而报纸新闻栏目受新闻检查的控制，往往不敢登。柏杨耳闻目睹，就用杂文反映出来，这类作品越写越多，他的笔锋也敢扫到蒋介石的头上。例如他的1965年杂文集——《立正集》的序中引用了《左传》中说的人可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外，柏杨自称发明了第四个不朽——“立正”。他用刻薄的话描绘了奴才在“主子”面前“足跟努力并拢，锵然有声”的情景，这连大陆人都知道肯定是讽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于是台湾当局借《大力水手》案把他抓了起来。
美国幽默漫画《大力水手》在报上连载，柏杨任翻译，其中有个故事写主人公波派和他的儿子流落到一个小岛上，父子俩竞选总统，父亲对选民发表演说，波派说：“Fellows……”柏杨把这个可译为“伙计们”的词，译为蒋介石演讲的口头禅“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一下闯了大祸，先是以“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被调查局检调，经过各种刑讯逼供、诱供骗供之后，一度想判他死刑，但最终缺少过硬的材料，判他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民权利八年。
判刑对柏杨思想是个促进，他从自身的体验上感受到司法制度的黑暗、专制统治的严酷和非人性，认识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制度上的传统，更有深厚的专制文化——他形象地称为酱缸文化——作为背景。这使他成长为人权斗士。无论在狱中，还是出狱后，都自觉地与黑暗的专制主义统治作斗争，全力挖掘专制统治的制度和文化的渊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些回馈给青年一代。
柏杨虽然有数千万字的著作，但集中起来看，他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中国人如何正视自己文化传统中的问题，改造文化，刷新自我；一是作为一个人如何活得有尊严，活得仰不愧天，俯不愧地。
前者是从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严复就关心的并被鲁迅发挥到极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造国民性。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集中谈了这个问题，并把它通俗化了，又加进了当代的思考，说得人人皆懂，极具震撼力，因而也就极具争议。其实柏杨一开始写杂文就常常涉及到中国文化的黑暗面。他说中国文化是个酱缸文化（鲁迅称之为“黑色染缸”），其中“缺少人权观念”“窝里斗”“脏、乱、吵”“心胸窄、讲假话、不自尊、不认错”等。不仅有损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会给我们带来苦难。应该说柏杨所指摘的还都是一些表层现象，没有鲁迅深入。但他们一样都是带着悲天悯人的襟怀，希望中国人有个根本的改变，从酱缸中解脱出来，通向幸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