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和鲁迅所讲的文化问题，实际上都是皇权专制制度的产物。人们长期生活在极端专制统治下和宗法网络中造成了个性不成熟。既是个体存在，又是社会动物，人是亦“群”亦“己”，“群”“己”之间应该有个恰当的平衡。皇权专制抹杀个体存在，使得人们失去自我；宗法网络对其成员又保护又控制，人们性格萎缩，个性更得不到发展。在这种制度下，一般民众很难发育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成人”，到处尽是长不大的童，他们把面子视为尊严，把“窝里斗”视为乐趣，在下位受压愤然，到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许比原来婆婆还恶，“气人有，笑人无”……柏杨讲了一个故事说，某位朋友是支持蒋政府的，有一次到他家来玩，临走时说“你整天骂政府，反政府，日子过得这么好，而我们这些拥护政府的作家，生活却过得这么困难”。这段话活画出这个“朋友”的灵魂：一是忌妒他人的胜过自己；二是认为作家都是政府养的，他“拥护政府”就应该取得最大的利益；三是用心险恶，要借 “政府”之手削平差距。这是正常人所应有的心态？
柏杨说：“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灾难，看尽了太多的荒谬和丑陋，但也遇到了太多美好的事情，和太多美好的友情。”（《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改变世界》）如果说前者促使他思考中国文化黑暗面的话，那么他遇到的“太多的美好”则使他铭感终身，并把它们广为传扬，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得有尊严”。九年监狱生活使柏杨遭受了许多苦难，但也使他感受了人情的美好的一面。柏杨的冤狱发生不久，消息就传到海外，得到许多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关注与援救。在岛内，柏杨还有一批忠实的读者，这些相识的，不相识的汇聚成为一股帮助和援救柏杨的队伍。特别是美籍华人孙观汉，他是位原子物理学家，在新竹清华大学帮助建设原子反应堆，当知道柏杨冤狱后，九年如一日为之奔走。柏杨深情地谈到孙观汉：
历史上只有一个左拉可以与他相比，但是我觉得他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十年如一日，为我付出眼泪、时间、金钱和尊严。
孙观汉像个老天真，为别人的苦难而洒泪，弄得柏杨不敢当着他的面谈在狱里所受的苦。然而柏杨懂得这么的温情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正义、真理、公道、人权”（《观汉先生归去来》）。孙观汉所表现出的道德勇气也正是其人格尊严的体现。柏杨去世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总的来说，命运待柏杨不薄。难怪他敢说“我死不悔改地相信：社会有正义，人心有公道”。柏杨把他生前在大陆出的最后一本杂文命名《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是有深意的。
柏杨大多杂文写得锋利、具有穿透性，然而他在狱中写了一首小诗——《邻室有女》，低回婉转，我很欣赏。1991年柏杨在狱中写的诗获得了国际桂冠诗人奖，狱中诗最精彩的就是这一首，抄来共大家欣赏，看一看柏杨深情的一面：
调查局监狱，位于台北三张犁，各房间密密相连，却互相隔离，不通音讯。稍后颇闻女子语声。有感。
忆君初来时，屋角正斜阳。忽听莺声啭，蓦地起彷徨。翌日尚闻语，云购广柑尝。
之后便寂然，唯有门锁响。初响是提讯，细步过走廊。再响是归来，泣声动心房。
君似患喉疾，咳嗽日夜扬。日嗽还可忍，夜嗽最凄凉。暗室幽魂静，一嗽一断肠。
我本不识君，今后亦不望。唯曾睹君背，亦曾系君裳。同病应相怜，人海两渺茫。
我来因弄笔，君来缘何殃？君或未曾嫁？眼泪遗爹娘。君或已成婚，儿女哭母床。
今日君黑发，来日恐变苍。欲寄祝福意，咫尺似高墙。君应多保重，第一是安康。
愿君出狱日，依然旧容光。
一个病弱的、深夜咳嗽不断的小女子被圈禁铁网高墙之中，她的感情又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呢……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眼前摆放的是三大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装帧朴素大方，令人赏心悦目。大陆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八十年代出版的《散宜生诗》到学林出版社的《聂绀弩诗全编》、到“全编”的“增补本”，再到这“旧体诗全编”，从短短一小册到多达百万字巨编，聂绀弩先生的旧体诗在三十年里出版了七八次之多。这对写作旧体诗的今人来说是个异数。除了鲁迅先生之外，似乎再无第二位。然而这不令我感到意外，七十年代末读传抄的聂绀弩诗给我震撼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感到旧体诗还可以这样写，这是一种新境界的旧体诗，被许多热爱旧体诗的读者追捧是必然的。后来《散宜生诗》出版，作者却因此集被誉为是“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倒让我大跌眼镜。
聂绀弩诗有许多佳句既令人一读难忘，又值得反复咀嚼：“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奇文一篇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好梦千场犹恨少，相思一寸也该灰”……可是读聂诗有两个困难，一是作者对自己的旧诗最初不甚珍爱，没有有意识地编辑保留，遂作遂弃；再加上政治环境恶劣，因文字致罪者比比皆是，亲朋好友都劝其焚毁丢弃，《散宜生诗》失载太多，须要辑佚；另一难点是聂诗用典多，特别是用今典多，这其中还包括诗中所涉及的今人，这些都是没有现成的工具书可查的。因此，作为喜爱聂诗的读者应该特别感谢侯井天先生倾二十年之心力完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对我说：“侯井天先生真是一位义士，是位有古人之风的山东义士。”我赞成这个说法。什么是义士？就是认准了合乎“义”的事情，不计功利得失、不计臧否毁誉、一往直前地去干。北京广渠门内袁崇焕墓守墓人佘家，为衔冤负屈而死的民族英雄守墓380年，历经十七代。这一代守墓人佘幼芝说：“不为别的，就为忠义两字。”这就是义士。侯先生与聂绀弩非亲非故，只是在五十年前的1959年1月25日夜晚借住《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时，与聂绀弩先生有过一面之雅，也仅仅是彼此通了姓名，此后再无交谊。
1986年，聂先生去世之后三个月，侯先生读了他的遗著《散宜生诗》，突然感到自己“在心灵上和他熟识起来，想更深地了解他，并且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见侯的《注聂心路》）。“发愿”是个佛教词汇，比发誓更重一些，侯先生这样说正是表明他要生死以之的决心。侯先生退休后家居济南，为了收集和注解聂诗，这位年届古稀的老翁奔走于京济之间。他访问聂先生的亲朋好友，也打探与聂先生有过各种关系的人物，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内查外调，如同侦探破案对于聂绀弩其人、其诗做了全面的考察。因为聂翁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旧体诗，绀弩的一生、特别是自五十年代以来的遭遇及其思想情感的变迁有的极其丰富的内涵，能够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思考，这些不是能用自古以来直而遭谮，忠而获咎陈腐老套能解释通的。侯先生的努力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聂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版《散宜生诗注》只收录聂诗262首，而到了这个“全编”增加一倍以上——640首。发掘出许多超过《北荒草》（诗词界一般认为聂集中以北大荒诗写得最好）的佳作。他为聂诗重新编年、考证其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在“寻人”和“查事”上侯先生用力犹勤，打电话，写信，亲自跑上门调查，向有关单位求证，向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找线索，向邻居街坊打听，有时还请一些老朋友协助调查，总之他调动了一切能够用的手段。这样一些本来已经被历史的飓风扫荡得无影无踪往事前尘因为偶与聂翁发生了点关系，就会被侯先生千方百计追踪到，并细细考察一番。许多人，许多事我们以为过去了，不值一提了，不值得回忆了，可是当侯先生把他们翻腾出来，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惊呆了。时间洪流冲走的不仅仅是泥沙，还有许许多多闪光的东西。“全编”《后记·注聂心路》简述注者“编集”“寻人”和“查事”的过程，其中所展现的世相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真如社会风情史。使我们看到许多聂诗以外的东西（例如1957年反右后，都有什么人被送到北大荒劳改，以及文革中监狱情景等）。这可能也非侯先生原意，然而，寻求的过程常常大于寻求的目的。
聂老交际广泛（这是上一代知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朋友也是各种各样，不拘一格。因此，聂诗中所涉及人物也极复杂，上起国家要员，下至平民百姓，以至“五类分子”，监牢罪犯都有。有位名叫包于轨的，聂有两诗涉及他。一是《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一是《挽包于轨》。读者从诗题中就会感受到他与聂老的关系是不寻常的，为此，他创造了一个词汇以表达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同铐”。这两位七十老翁被人家用一副手铐铐着，从北京解送山西。
“上有天知公道否，下无人溺死灰耶？相倚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他们控诉天道懵懵，担心小人的恃权侮辱，又用搞笑互相安慰。这个被社会、被世人看做的“残渣余孽”的包于轨，在聂老的心目中却是能够谈得来的共同患难者。那时社会上都不能倾心相谈，方成先生有幅《谈心》的漫画，画的是两个戴口罩者互相谈心，他们互相防备，只能说些“形势大好”“全面专政”一类套话，这就是那时的世态。不意囹圄之中却能与不说人话（世间所说的“形势大好”“全面专政”一类）、爱说“鬼话”（牛鬼蛇神话）的邂逅相逢，因此，在《挽包于轨》中有“人生七十号间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凭这些描写，我们就会想知道包于轨是什么人，到底是怎样一个老者？
侯先生查此人，从1987年5月，询问绀弩夫人，到1989年10月，包于轨之子包玫给他复信，详述其父生平，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发了数十封信，涉及到北京文史馆、鞍钢、安徽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后来从北京文化人康殷先生处得知包于轨是位书法家，曾教过李苦禅之子李燕和范曾。侯又给范和李燕写信，范未复，李燕复信说，包于轨有外孙女包华在京，有子在石家庄。最后通过包华知道了包玫的具体地址，与包玫联系上，这才得知包于轨为绍兴人，民国间毕业于天津水产学校，在鞍钢当过管理师，曾被工艺美术学院聘为书法教师。“文革”前，他在王府井举办过个人的书法展览，有较深的书法、诗词造诣，尤长于对联。经过如此多的曲折，对包于轨才有个初步了解。古往今来，有才有识而被淹没者，不知凡几，包于轨有幸被写入聂诗之中，更庆幸有侯先生的努力追寻，使读聂诗者知道聂翁还有这样一位患难知己。昔日苏东坡读杜甫诗“黄四娘家花满蹊”，曾感慨地说：“昔者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乃託于诗以不朽，可使览者一笑。”读聂诗而知包于轨事，足以使读者一哭。
聂翁的作品经常使用诙谐的口吻，经常写到“笑”，与包于轨“同铐”，两个老头，步伐不协调，跌来撞去，也是“掣肘偕行一笑‘哈’”，然而，读到这里很难笑得起来。聂诗中的许多“笑”都属于这类。
聂诗的价值在哪里呢？难道就因为《北荒草》中的一些作品反映了聂老积极思想改造的成果，并被打了100分就有价值吗？记得五十年代初，知识界许多人认为旧体诗已经寿终正寝，从而把他排除出文学作品之外，文学杂志也没有发表旧体诗的地方。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和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只有毛主席的旧体诗是诗，这也只是个特例。因此旧体诗在文学领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诗歌史研究中从古代到近代不要说一流大家的作品，就是三四流的诗人也有人关注，而现当代诗歌史的研究几乎是没有人关心的。
七十年代末聂诗出现了，震撼了文坛，噢，原来旧诗还有如此强表现力！还能抒发那样深沉复杂细腻的感情，还能有声有色地、生动地描绘各种文学形象。这是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没有想象到的。例如《周婆来探后回京》：
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后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