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幼时生长在北京，受过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自幼爱好书画，曾在“四友画社”拜师学国画，每年四友画社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的画展，都会有他的作品出现，如大幅的山水中堂以及册页等。那时陈先生才十多岁，已经受到很深的传统艺术的熏陶与浸染了。中国的书画诗词最能移人性情，陈先生本业是治“西学”的，但他一生中对于传统的钟情和至老不变的传统文人的审美习惯（例如他听京剧偏爱“含蓄内敛”文人气足的余叔岩，而不喜欢雅俗共赏的麒麟童和马连良）都与他自幼学习书画的经历分不开的。《一脉文心》中收录了陈先生不少书画作品，大多创作于晚年，都有着很强烈的“文人书法”（“文人字”先生定义为文化人的字是性情中的字，率性为之，“天然去雕饰”）和文人画的倾向，可见传统文化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已经成为陈乐民先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
可是这远远不是他的全部，在《给没有收信人的信》中还有另一个陈乐民。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的是个十分理性、勇于思考和强调怀疑与批判的智者。他在《感情与理性的矛盾》中夫子自道：“我实在非常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的情感。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个传统文化想要通向现代化，那是此路不通的。”人们常说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爱好。陈先生只把自己的爱好局限在个人业余生活上，当他在治学时、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则没有被个人爱好所左右。
陈先生也承认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笔巨大的“历史财富”，陶冶过无数文化人，可以说有许许多多说不尽的美点，七十岁以上的知识人哪个不是它熏陶出来的？偏爱它是极自然的。但关注社会进步的人士思考的是，它能不能引导出社会变革来，或用句“新儒家”的话头来说就是，这个“内圣”能不能开出“新外王”来？一些人认为“能”！（当然具体说辞有异）而陈先生坚决认为“不能”。他的理由是“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或者从它的文明发展来看，我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自我循环的过程”。的确，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到1840年英帝国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演变中多的是无尽无休的战争动乱，少的是制度变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文化背景两大因素——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没有发生变化。
战争动荡不仅没有催化社会，反而成为原有社会自我修复的机制。先朝腐朽了、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实在生存不下去了，于是人们揭竿而起，把皇帝赶下龙庭，新的“真龙天子”坐龙庭了，重建破碎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开始了一个与旧王朝没有根本区别的新王朝。陈先生总结这种现象时也说“生产力没有重大突破，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从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来看也没有突破，只是“儒家”“法家”“阴阳家”“佛家”“道家”那种思想多点、少点的的问题。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陈先生与李慎之先生一样，称之为“文化传统”以区别具体形态的如文学艺术之类的“传统文化”）是只为“为政治服务，不为其他服务”的“史官文化”，而这种“政治”“简而言之就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臣民主义’”（《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史官文化只为这种政治服务，如何能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呢？
而西方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大不相同。其发展轨迹特别明显。“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到近代；从社会发展来看，可以看出此一个阶段否定前一个阶段，每一次否定都把社会往前推进一步，生产力往前推进一步，人的思想认识提高一步”。五件重大的社会或文化事件带有标志性。包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革命，实证科学。这几件事带动了西欧社会的大发展，除了荷兰、英国、法国的政治革命之外，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商业革命，然后有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这些“革命”交织在一起，就把西方社会推进到了近代。
与这种发展轨迹相适应的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怀疑性”和“批判性”。与中国文化中只关注人如适应现存环境和如何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不同，西方文化更关心研究人的环境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它的变迁发展；即使在神学时代，除了上帝不能怀疑外，其他一切都能怀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就是对现存学说与秩序无条件地信奉，打压怀疑精神。动不动就会给思想活跃的学者扣上“非圣无法”的帽子。相对较为开放的明代（与清代相比），李贽只是倾心于王阳明的心学，对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有些不同意见，愤世嫉俗，特别讨厌假道学，这就被诬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对他横加迫害，把七十六岁的老翁抓入狱中，最后死在狱中。这就是“异端”的下场。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本来活泼、具有自我调适能力的儒学（从孔子到荀子这二三百中多活跃，儒分八派，各有贡献）变为僵化的、枯燥的思想枷锁。这一“独尊”，就是两千年，除了“等因奉此”而外都是“异端”，都要大张挞伐，这怎么不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
陈先生在《历史的遗产》一文中说“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康德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就是要把一切事物、一切问题都摆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批判。他讲的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实际上概括了西方和欧洲思想的根本内核。当然，有好的思想，有坏的思想；有正面的思想，有负面的思想；有理性的思想，有非理性的思想，但其核心是‘批判性’，是以各种不同的、甚至相悖的视角对现实的批判”。所谓“理性”不是一个人、一个学派和政府的，而是全社会的理性，这样才能接近真正的理性，而不沦入独断论的陷阱。带有批判锋芒的各种思想在数百年中纵横驰骋，它们的合力促成上述的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最终改善了人类的处境。
欧美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与张扬，这一点也是传统文化中所稀缺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把它作为最重要的项目来引进。陈先生说“‘五四’时期提出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就是‘民主与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它们在十九世纪浮出水面，“其定义和论证也日渐羽翼丰满，概括地说可以叫做‘自由主义’。它越出了早期纯经验阶段，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制度”。
这种思想体系比较好地处理了自由与人，自由与法律，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等问题及其关系。其根本在于“它充分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个人权利、利益、意愿”，“使得个人的意志、创造力、积极性得到充分地发挥”。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体现在精神层面就是自由，表现在制度建设上就是民主。陈先生说：“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民主变革的精神已经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散开了。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处在何种阶段，国家关系何等对立，种族、宗教冲突何等毫无理性地激烈而又狂热，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我们纵览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尽管有曲折，但自由与民主越来越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陈先生远去了，读他最后两本书总让我想起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