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对帮外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帮派内部也是如此，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黑社会老大语）。用这种方法，增加内部凝聚力。第四个特征就是反文明。宗法社会是儒家文明，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如讲孝、讲仁。农业文明的特征就是保守，甚至退缩，就在本地发展，不向外，这和游牧文明很不一样，缺乏向外的进取性。游民必须主动夺取属于自己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游民没有义财不抢、不义之财才抢的概念。说抢的是“不义之财”，只是在抢别人的时候，心理上的一点安慰。游民把蛮性发展到极端。本来中国传统有歧视妇女的成分，但歧视不等于敌视，在某些领域，还保留某些尊重。比方儒家讲“妻者，齐也”，也就是说与你对等的人。文人还有一个怜香惜玉的情怀，对美的欣赏。游民认为妇女的性对他们的引诱是一种祸害，所以敌视妇女。但从动物的本性，他又要占有。游民抛弃了两千年儒家文明的积淀。如果游民夺取了天下，要想长治久安，也有一个文化回归的问题。五代十国时，没有回归，游民就很多，每朝很快就完了。
游民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游民发展的时代，正是通俗文学发展和繁荣的时代，而且产生了第一批的江湖艺人。江湖艺人形成于宋代，他们形成了对通俗文学独特的影响，他们的讲述不仅渗出透到通俗文学听众，也渗透到民族的精神生活，后来他们的讲述，不仅有听众，而且听众还参加演出，又成了传播者。通俗文艺作品中的游民意识不仅影响了游民，而且也熏染了许多不是游民的人们。
赵诚：您说现在中国文化中，受游民文化影响的突出弊端是什么？
王学泰：没有终极价值追求和非规范性。中国文化中本来有非规范性的一面，比方说，讲谋略，不讲仁爱。比方说宋廉讲纵横家学派，蛇鼠小夫之智，本来中国从道的角度讲对这些很鄙视，也很少有市场。儒学对游民意识有一定的抵制。清代由于民族压迫，儒学精神弱化，儒生犬儒化。游民意识也侵入士大夫。鲁迅笔下那些弘扬国粹的鲁四老爷、四铭、高尔础，以及鲁迅杂文中国粹派的不都是流氓化的人物？这正是社会游民化的结果。
社会的游民化导致人们价值失范，理想丧失，唯眼前利益是求。而且为了眼前利益不择手段，以目的为唯一的依归。倡导不讲游戏规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成功就好。这样必然是游民那一套“只讲利益，不讲是非”。把过去被有识者所斥责的纵横捭阖之术，一些阴谋智术都捧上天。美其名曰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实际上，没打到别人，先害自己。毒化了人们的思想，使得许多人认为人类相处就是丛林法则，没有其他。
赵诚：清代对儒生的压迫，是不是与异族统治有一定的关系？
王学泰：有些少数民族，比方说拓拔氏的北魏，后来成了北周、隋、唐，它的贵族制度对后来朝代的影响是正面的。蒙古、满族人在中原立朝的影响，负面大于正面。
满族有分权制，有八旗制，每旗各有权力，它还有议政王制。这些保存了原始民主因素。满族人汉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权力向皇帝一人手里集中。满族人的汉化，不是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而是接受皇帝至上的极权主义。满族人的成功，在于它实施有限度的汉化政策，不是完全汉化，统治者一直控制着汉化的程度。
乾隆年间有一宗文字狱，叫胡中藻案，被卷入者有广西巡抚鄂昌，他是鄂尔泰的侄子，和胡中藻同年考中进士。鄂昌与胡中藻往来信件中称年兄、年弟。乾隆很恼火，斥责鄂昌说，他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汉人称年兄、年弟，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当然鄂昌不敢问乾隆，如果他问，您不是老说满汉一体吗？为什么与汉人称年兄弟就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呢？实际上，皇帝内心并不认为真的“满汉一体”，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话头。清统治者就是要利用满族人来控制汉人。不许满洲人学汉人的一套，拉拉扯扯，与汉人打成一片，这会使“淳朴”的满族人腐化，丧失了监督汉官的职能。
最近在北师大古籍班讲清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讲：第一，清代民族矛盾贯穿始终；第二，根本没有满族地主与汉族地主联合政权之说。汉族官员就是给满族人打工的。直到清末，北京的民族畛域还分得很清，旗人，特别是其中的“黄带子”、“红带子”（远近宗室）在城内耀武扬威，北京的地方官也惧怕他们三分。清末民初有个单口相声叫“柳树井”。其中有个情节是旗人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手下一个戈什哈打官司，由巡城御史审理。大堂外很多闲人旁听，戈什哈有理，御史秉公而断，堂下的旗人就起哄，“嘿，堂上的，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啊？”“你怎么向着汉人说话？”这个故事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不是像现在一些历史学家坐在书斋里想象的“满汉一家”。另外，五四时期的进步人士，陈独秀、胡适、鲁迅都对那时的民族压迫有切实的感受。鲁迅就直说，在清朝，他是奴隶，尽管其祖父官至翰林。这是与没有亲身经历的历史家的想法不同的。
明代有很多忠臣，清代没忠臣。明代专制君权压迫也很严酷，但明代忠臣前仆后继，而且与民间人士形成一种团结的道义力量。明忠臣和奸臣斗争遇害后，常常是马上编成戏曲上演，这样全社会立刻知道奸臣的丑态，以及忠奸斗争的激烈，形成正义的舆论，道义之剑始终高悬。但清代没有这类作品，和珅被抄了家后，这是个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事件，但没有文艺作品反映。直到清末民初才有通俗文学作品《满汉斗》出现。写刘罗锅与和珅斗，但那根本不是事实，刘罗锅也根本没跟和珅斗过。只不过和珅被扳倒后，和珅的案子由刘墉来审理。明代忠臣和严嵩的斗争，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民间很快就编成了戏。
清代的汉官，多是特别机灵的主儿，知道那不是汉人自己的政权，不关自己痛痒，不必死心塌地为之卖命。历朝很少有汉大臣争着为朝廷献身（清代谏官因为上言得罪者非常少，不是因为统治者特别宽容，而是谏官们都懂得不谈“满汉”之类敏感问题），像明代一样。后来镇压太平天国，那是另外一回事。最初起来为朝廷效力的（如湘军）都与其家族利益有关，要保住他们的家族，另外，特别是太平天国批孔之后，这些人要卫道统。
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儒生，他本身也在变，变得没有理想，没有抗争精神，没有终极关怀，成了前人所说的俗儒、小儒。借用清朝人的话说，“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鲁迅笔下的儒生，卑琐不堪，实际上不是西学来了儒家文化不行了，西学不来，儒家文化也垮的差不太多了。
赵诚：曾国藩这些人还算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吧？
王学泰：他是正统的代表人物，受理学家影响很深，但理学家伪善的一面，在他身上反映也很明显。但他弟弟就不成，曾国荃就不成，带有很深的恶霸色彩。像曾国藩这种个别的人，任何时代都可能有。你找出一两个人总能找到的，但从整个社会看，的确不行了。游民文化自宋代以后，传播甚广；另一方面，游民在社会垂直流动中的“发迹变泰”经过通俗文艺作品的放大之后，也颇使社会中许多其他阶层的人们垂涎三尺。这样游民意识也渗透到其他阶层。研究者说“阿Q精神”有国民性，这也就是说阿Q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细胞中来了。如果国民对此没有警惕，不持批判态度，在一个堂皇的旗号下，很容易就泛滥起来。诸如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复兴，为了人民利益等等，只要有堂而皇之的口号，这些肮脏的东西就可以释放出来。实际上，目的口号可以随意编造颠倒，看人，看一件事，不是看他的口号，而是看他实际操作的手段。比如说游民他的确能获得实际利益，他们不讲规则，负面影响将远远大于正面。
国人几千年来注重研究“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国人不关心本体和终极真理问题，这些是欧美人关心的问题。我们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然而中国人在处理关系问题上往往错位。
赵诚：通俗文学对近现代中国人影响很深，甚至政治领袖欣赏《水浒传》、《三国演义》以此治众谋事。
王学泰：西方有一个宗教，有新旧约，因宗教进行的纷争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理解的宗教的教义。中国也有以白莲教等为名的政治军事活动，但一起事了，他就换成中国传统文化了。因为中国许多老百姓对历史的知识从通俗文学中来，动员群众在仪式上，就按通俗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南明兵部尚书阮大铖在长江边誓师出兵抵御满族人入侵时，也仿照戏剧的做派，穿上行头。也许人们想从这种仪式中获得隆重和尊严，可是在旁观者看来不伦不类，十分滑稽。士大夫尚且如此，通俗文艺对缺少文化的底层民众的渗透更可以想见。此后的许多社会运动按照戏文的形式排演。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都或多或少有戏曲小说成分在内。所以说戏曲文化和通俗文学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支配了国人某些行为，则一点也不为过。研究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从梁启超论“新民”开始，就主张打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影响，他说那些江湖盗贼思想，才子佳人思想，帝王将相思想，哪来的？还不是通俗文学中来的！可惜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被人们忘却了。
赵诚：从皇权意识和游民文化到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应做些什么呢？
王学泰：前面说过我们“国”是从“家”发展来的，自古有尊君的观念。先秦儒家还有个调和，不把君权绝对化，于是借用商周时期，人们对“天”的崇拜，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天”与“民”联系起来。这说明当时的儒者已经懂得老百姓的意愿在权力运作中很重要。但因为隔着一层“天”，“民”的影响力就很弱了，更不能对君主起制约作用。儒家重视民意，但始终没得出一人一票制度。用“天”“民”关系来吓唬皇帝，这不仅没有操作性和震慑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皇权存在的“正当性”。
父权制实际上是小皇权，而且令人无法选择。君父，父亲总不是选出来的吧？王朔有一本书叫《我是你爸爸》，这是一部隐喻小说。爸爸与儿子相处，今天讲平等，没大没小；明天搞专制，一切都是老子说了算。然而，这一切都不许儿子置喙，其间没什么特殊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你爸爸”。因此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运作中的第一选择是血缘。我们三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中社会实现了三个认同，第一是血缘认同。这经历了三千年，承认儿子绝对继承权利，像和尚一类宗教人士没有儿子怎么办？中国佛教设计传“法子”制度，这是由传法者选择，如禅宗中五祖弘忍，本来有公认的传法弟子神秀，但他后来觉得没有文化的惠能更能体会禅宗要义，便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传法子。第二个是打天下认同，这有二千多年了，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成王败寇，凡是能击败其他势力，“一统天下”的就是“真龙天子”。第三个认同是考试认同，科举制实施了一千三百多年，也被人们广泛接受，承认“考”出来的人可以掌握权力，充当各级官吏。此风至今仍有余响，我们从“状元”之类仍然受到广泛欢迎就是一例。
我认为要过渡到法制社会、公民社会，我们还应该有一个选举认同。由有权责的公民选出来的人士充当各级官吏，掌握公共权力，对社会全体成员负责。
游民文化令中国一治一乱
2007年7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本出版，和讯网读书频道邀请我于8月27日下午1：30做客和讯视频聊天室和网友交流。回答主持人雷天先生与网友的问题，原发在和讯网上，后来经雷天先生修订，发表于《博览群书》2007年第10期。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光临和讯读书频道聊天室。我是主持人雷天，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文化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做客我们和讯读书频道。王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光临和讯读书频道。跟我们网友打一个招呼吧。
王学泰：我也很高兴能够到和讯读书频道与网友进行交流，大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