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一种被称作“SQE（Supplier Quality Engineer）”的职位，中文名叫作“供应商质量管理”。
这是苹果公司一个行踪极其隐秘的人群，但是他们的工作直接关乎iPhone的生产和交货。这些人需要长期派驻供应商的工厂工作，需要随时解决苹果供应链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能够有效控制苹果的供应商。
而对于苹果的代工厂来说，苹果的SQE们是让他们又爱又恨的一群人。苹果的这些驻厂员工会帮助供应商解决一些生产上遇到的问题，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当然，SQE们又是很难伺候的一群人，他们对产品品质有着苛刻的要求，并对供应链的整个环节进行高度管控，这让苹果的代工厂商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苹果的执行部门。
SQE们同样是所有苹果供应商都想巴结的对象，但是这些人却不能拿供应商任何一分钱，收受哪怕一点点小礼品，甚至都不能吃供应商请的一顿饭，否则都要受到公司严厉的处罚。
这些SQE需要对苹果的量产机型落实供应商审核工作，从进料、生产到出货，进行首样检查并对生产能力进行研究，确保供应商按流程生产，确认关键工序和流程的控制，确保所有原料经过检验并符合苹果公司的标准和要求。
同时，苹果的SQE们还需要沟通协调处理各种异常（来料异常、产线异常、市场不良等），针对问题的出现，推动供应商落实整改和预防措施，并搜集和分析数据，以便跟踪改进情况。此外，SQE们要经常对苹果的供应商进行稽核，对供应商的情况进行评估考核，并向苹果公司作报告。
众所周知，富士康的深圳工厂生产着风靡全球的iPhone手机。按照2010年年底的数据，这里每日出货iPhone 4手机13万—14万部。
苹果公司每次都是以2000万部左右的iPhone订单数量下单，由于iPhone在全球一直供不应求，因此深圳富士康的iPhone生产线几乎从来都是满负荷运转。
按照富士康内部流传出来的说法，苹果公司之所以没有加大订单数量，一方面有屏幕供应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苹果公司一贯的饥饿营销策略，有意造成市场缺货。
每天，借助深圳发达的物流网络，iPhone的零部件从世界各地运到深圳富士康组装——芯片从韩国三星的工厂运来，触摸屏从厦门和苏州的工厂运来，显示屏从韩国LG的工厂运来……这些零部件最后在深圳完成组装，因此每台iPhone背后都有一行小字：“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由苹果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
郭台铭曾对外透露：“史蒂夫（即史蒂夫·乔布斯）为什么要把iPod、iPhone全部交给我做？因为只有我能做。”
苹果交到富士康的只是一种设计。能否在工业上实现？能否实现量产？量产出来的产品能否完整实现设计师预期的效果？生产成本能否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能否在规定的时间生产出巨量的产品并及时交货？这些对所有代工厂商来说都是未知数，但只有富士康能把这些未知数变成确定的答案。据郭台铭说，iPhone里有相当多的专利是富士康自己的，富士康与苹果的关系，是“交叉授权”的关系，所以富士康赚到的绝不仅仅是手工费。
由于苹果对产品保密高度看重，因此苹果一向不希望自己的产品交给更多的厂商来供货。
抓住苹果的这一特点，富士康近年加速了自己的垂直整合，在上、下游收购了一大批和苹果相关的企业。
例如，富士康旗下的中国台湾面板制造巨头奇美电，现在已经成功打入了苹果iPad的供应链。富士康入股的正达光电，则是苹果的玻璃加工商之一。而富士康旗下的鸿准，又是iPad的机壳主供应商。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富士康作为最终组装厂商，并没有太高的自由度可言。以苹果为代表的国际消费电子厂商发明了一整套供应链控制方法，对产品制造的环节进行高度控制。
下面我们可以从《三联生活周刊》采访到的一位化名为刘晓菲的手机部件供应商口中了解这一过程。这个供应商专门为诺基亚手机提供某一种零件。
刘晓菲透露，诺基亚、富士康与刘晓菲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博弈关系。刘晓菲说，尽管富士康为诺基亚代工手机，但是并没有采购零部件的权力，必须向诺基亚指定的供应商采购，价格由诺基亚和供应商之间约定，富士康只是一个“搬运工”。
于是，在这样的三方合作中，富士康先销售一种物料给刘晓菲的公司，然后刘晓菲将其加工为诺基亚手机部件，再以诺基亚制定的价格卖给富士康。由于部件价格由品牌商制定，富士康很难从供应链上赚到差价。
“富士康非常强大，也非常强势，它几乎可以生产任何配件，但是品牌手机厂商并不希望它垄断配件市场，所以通过指定供货商与价格的方式维持市场的竞争格局。”刘晓菲说，“否则我们这些厂商没有活路，都会被富士康挤垮的。”
在这个过程中，苹果、诺基亚这样的大客户会向富士康发送一份“代工询单” （Request For Quotation）。在这份单据中，有关原材料部分，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不仅如此，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修、培训、用工上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甚至精明的客户也把用工量算得清清楚楚，生产线上需要多少工人，检修人数都在合同中作了明确的标示。客户只是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简而言之，代工企业挣的就是人力成本间的差值。
近年，代工企业的利润率已大不如前，由于厂房、机器费用很难打折，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只能加强对人力成本调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
在刘晓菲与富士康的合作中，他需要首先充当甲方，随后充当乙方。“开始走的是客户门，很受礼遇，交货的时候走的是供应商的门，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一轮生意做下来，既走了‘人门’也走了‘狗门’。”刘晓菲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
然而，仅仅做到这些并不够，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客户对于富士康（代工企业）的要求还远没有结束，交货期与交货质量是紧紧悬在代工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不少国际代工合同规定有类似这样的违约条款，“如迟交一只集成电路，那么就要赔偿一台电脑”。
由于富士康生产的产品都是客户的顶级机密，因此富士康的保密措施也十分严格。
富士康的厂门、办公楼门和车间门有三道扫描门禁，任何存储设备和照相设备都不允许带进去，如果发现员工带进去U盘，会被立马开除。
2009年，富士康员工孙丹勇就因为丢失了iPhone手机的样机，受到“环安课”（环境安全管理）的搜查、询问后跳楼自杀，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孙丹勇，25岁，云南曲靖人，哈工大2008届工商管理本科毕业，就职于富士康。2009年7月16日凌晨3时33分许，孙丹勇从12楼跳楼自杀。
事起一部丢失的iPhone。富士康公司交其邮寄给苹果公司的16部iPhone样机少了1部。孙丹勇在接受公司调查期间跳楼自杀。
在孙丹勇自杀后，其大学同学调出事发前数小时的聊天记录，称孙丹勇在接受调查时遭到非法搜查、禁闭和殴打，引发网络热议。
2009年7月18日上午，一位自称是孙丹勇的同学在天涯论坛发帖，称孙丹勇之死跟富士康在调查中使用非常规手段有关。
网帖称，孙丹勇主要负责富士康公司iPhone 4 N90的导入。在给苹果寄产品时一共为16台样机，但客户只收到15台，这让苹果怀疑富士康有泄密的可能，给了富士康非常大的压力，这压力就落到孙丹勇头上。因孙丹勇是负责邮寄的，所以环安课便拉他去盘问。
“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这是网帖描述的细节。
该网友还贴出孙丹勇自杀前长达数千字的与同学高歌的聊天记录。聊天中提及的内容大部分和孙丹勇所接受的调查有关，孙丹勇列举了自己所受的遭遇和心理感受。
据富士康提供的孙丹勇自述材料提及，孙丹勇在7月9日下午从生产线拿到iPhone，清点数量后用保密封条封住，因当天没有主管开放行单，便暂存起来第二天发货。7月10日下午5时许，取样机的人来了，孙丹勇便打开纸箱让他们自己确认数量，而他自己当时因为忙不在现场，但孙丹勇回来后取机人称少了一台，孙丹勇自己重新点一遍确实少了一台。当时怀疑样机可能是丢在生产线上了，孙丹勇把放样机的地方和打包的地方找了一遍，但还是没能找到，周六又仔细翻找无果。7月13日晚上8时许，他告诉了主管。
7月15日下午3时许，孙丹勇女友阿春发信息给孙丹勇，问什么时间回来吃饭，但没等到回复。下午5时许，阿春再次发信息，孙丹勇回复下班后再吃。但过了一会儿，孙丹勇带着三个同事（两男一女）回来，一进来就说搜一下，但没有搜到要找的东西，孙丹勇又和同事走了，并让阿春先吃饭。
“亲爱的，不好意思，明天回家去吧！我出事情了，千万不要和我家里人讲，不要和我联系，第一次求你，一定要答应噢！真的很对不起你……”阿春接到这条信息时，是7月16日午夜1时48分。她疯了一样给孙打电话，但都没人接，直到凌晨4时许，民警找到了她。
此后，针对网络盛传的富士康顾姓“环安课”课长对孙丹勇采用不适宜手段，如搜家、关禁闭等，富士康表示公司已对网络中提及的所谓顾姓“环安课”课长停职、停薪，并交由公安部门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