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是岗位职系，意即“工种”。最复杂的是资位，分为“全叙”和“不全叙”；“全叙”又分为员级和师级，员级分为员一、员二、员三，师级又分为师一到师十七。每个级别的薪资都不同，这套体系师自台湾军队的管理等级划分方法。至于管理职位，也从组长、课长、专理，到经理、协理，再到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等，一个事业群的级别高达12层。富士康有12个这样的大事业群，之间还存在竞争，每年都要根据业绩进行排名。
富士康常设“检讨制”和“集合训话制”；每周业务检讨，每日交接班集合训话，常有工人被训到哭。在日夜排班、高速运转的流水线生产体系中，基层管理似乎奢谈“人性”和细致，常伴以训斥与责罚。
在这种高压体制下，富士康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工人变成了这台机器上一颗冰冷的螺丝钉。这虽然保证了苹果产品的优良品质，但却是以数十万员工的幸福作为代价的。
富士康的生产线很容易让人想起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场景。这种由福特开创的流水式生产线在富士康的工厂里被演绎到了极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的悲剧。
《南方周末》那篇在富士康卧底采访28天的报道中这样记录道：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就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
“富士康工厂的生产线上，人人都是一颗面目模糊的螺丝钉。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4点，我上完卫生间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4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这篇报道最后写道：
“这个容纳40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这种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在1910年由福特汽车最先发明。一辆汽车的组装，走过流水线，每个工人只做一件工作，我插个螺丝钉，你安个方向盘，每个人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这样效率最高。
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被异化了，人只是整个机器里面的一个小机器，这个有血有肉的机器每天只能干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不能出错。
流水式生产线在全世界被广为采用，日本也在早期引入了这种生产线，并被看成是导致日本高自杀率的原因之一。
对此经济学家郎咸平表示，富士康应该学习日本佳能公司发明的细胞式生产线。
郎咸平举例谈到，佳能放弃了1.6万米长的流水线，改成圆桌式生产线，或称细胞式生产线，即10个人围一桌，这10个人围一桌有什么好处？同样的照相机就由这10个人做，而不经过流水线了。
不再是你插一个螺丝我插一个镜片，这10个人可以边做边聊。照相机拿过来了，我插个螺丝，然后你放个镜片。你去吃饭了，我帮你装镜片，我帮你装另外一个皮带。也就是每一个人每个工作都会，他不是只装镜片装一辈子，而是整个照相机里面所有零配件他都会装，为什么？因为这位休3个月产假，我得帮她做3个月。
1997年，佳能废除了1.6万米长的流水线后，采用细胞式生产方式改造。1998年之后开始取得成效，劳动生产力平均提高了50%。
其中佳能集团在中国大连的工厂因为采用了细胞式生产方式之后，一年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70%。公司的边际利率润由1999年的2%（也是富士康的边际利润率），提高到了2004年的10%，是之前的5倍之多。而且佳能每位员工的贡献利润在1999年—2000年单年内升幅高达80%，2004年更是1999年的4倍。
而在富士康，工人们被尽力抹去自己的印记，他们不再需要有个性，不再需要有想法，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服从、去执行，明知道错了还是要去执行，这就是富士康的文化——这很显然来自军队的文化。
在中国台湾，150名大学教授联署声明，批评富士康造成劳资问题，对其有意返台设厂，政府不应袒护，有些学者更直斥郭台铭是“台湾之耻”。
实际上，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让富士康一家企业承担整个社会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富士康危机所展现出来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反映出了整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
作为中国制造的代表，富士康已经算是一家相当成功的企业，然而，这家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决定了它无法为大多数员工提供体面的收入、体面的生活。相反，现代产业的高度精密性要求这些工人必须忍受极高的劳动强度。此外，飞涨的物价以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都让工人们感到无望和迷茫。
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商业教授、《T恤衫的全球之旅》（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的作者皮特拉·利沃里（Pietra Rivoli）说：“中国不想再当世界工厂。”
经济学诺奖得主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研究的结果，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刘易斯拐点”，亦即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刘易斯拐点”一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刘易斯这一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所揭示的。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三十年内成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有着直接关系。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英国领导工业革命时，人口规模以百万计；美国奋起直追时，以千万计；日本和东亚起飞时，以亿计；到了中印等国卷入时，以10亿计。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劳工是缺乏议价能力的，工资水平可以长期保持不变。当“刘易斯拐点”出现，工资开始由水平运动转变为陡峭上升，企业如果按照原来的价钱，肯定是招不到工人的，出现了民工荒，有订单却找不到工人干活，与此相对应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时期的终结。其实，企业永远不会招不到工人，只是不愿出招得起劳工的工价，这是中国出现民工荒的根本所在。
富士康的工人跳楼事件在台资工厂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台资工厂由中国沿海迁往中国内地省份的进度开始明显变快。
更多的中国台湾的厂商选择提高工厂的自动化程度，以降低对人工的依赖。富士康在其深圳工厂组装了1.8万台机器人，据称至少可以取代一半人工。众多的苹果供应商开始仿效这种做法，许多工厂将新增产能迁回中国台湾，而不再需要建在劳动力便宜的中国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