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下午，维斯里斯又检查了两沓文件，除了一张1970年的账单外，竟找不到一张可以丢弃的纸片。而就在他从一个文件柜走到另一个文件柜之际，又踩着了另一只拖鞋而使身子闪了一下，他立刻把它抛出窗外，让它去追随它的“伴侣”。
接着，维斯里斯强打精神，把那张1970年的账单和那块甜饼丢进了废物篓，把所有的纸箱和一沓沓东西放回原处，午夜时分，家里看来差不多还是老样子。他筋疲力尽地停止了工作，妻儿们也回来了。
“我累得要命！”维斯里斯对妻子说。
“哦，你做什么了？”
“我明天再告诉你。”维斯里斯说，“现在不想再说这件事。”
“你猜不到我们在房子前面的街上捡到了什么。”她欣喜地说道，背后的手好像拿着什么东西。
“我的拖鞋。”维斯里斯哽咽着说，险些忍不住流下眼泪。
受宠若惊
爱情像一盏灯，它需要以内心为灯油来灌注，否则它的光焰就会逐渐黯淡。
——亨利·华德·比屈
在开车前往海滨小舍度假途中，汤姆·安德森在心里发誓，要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里努力做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和爱孩子的父亲，全心全意地体贴他们，无条件地爱他们。
这个念头是汤姆·安德森在车上听一位评论员的录音时想到的。他先引述了《圣经》上一段关于丈夫体贴妻子的话，然后说道：“爱是一种意志的行为。一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去爱。”汤姆·安德森必须承认他是个自私的丈夫，承认他们的爱已经因为他对妻子不够体贴而褪了色。在许多小地方汤姆·安德森的确是这样：责骂艾芙琳做事慢；坚持看他要看的电视节目；把明知道艾芙琳还想看的旧报纸丢出去。好了，在这两星期里，这一切都将改变。
当真改变了。从汤姆·安德森在门口吻了艾芙琳一下、并且说“你穿这件黄色新毛衣可真漂亮”起，便改变了。
“啊，汤姆，你居然注意到了。”她说，神情既惊讶又愉快，也许还有一点迷惑。
长途开车之后，汤姆·安德森想坐下来看书，但艾芙琳建议到海滩上去散步。他本想反对，但随即想到，艾芙琳已单独在这里陪了孩子一个星期，而现在她想和自己单独在一起。于是，他们便到海滩上去散步，让孩子们自己放风筝。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连两个星期，汤姆·安德森没打过电话到华尔街他任董事长的投资公司：一家人到贝壳博物馆去参观了一次，虽然他一向最怕去博物馆，但这回却很感兴趣；有一次他们要赴宴，但因为艾芙琳化妆而迟到了，他却一句话也没说。整个假期轻松而愉快地一晃就过去了。汤姆·安德森又发了一个新誓，要继续记住体贴她。
但汤姆·安德森的这次试验出了一点小差错，艾芙琳和汤姆·安德森至今一提起这件事便大笑不止。在海滨小舍的最后一个夜晚，当他们正要上床就寝时，艾芙琳突然神情哀伤地望着汤姆·安德森。
“你怎么啦？”汤姆·安德森问。
“汤姆，”她说，声调凄惨，“你是否知道了一件我不知道的事？”
“这话怎讲？”
“嗯……几星期前，我做过身体检查……医生……他对你说过什么关于我的话没有？汤姆，你待我太好了……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不，亲爱的。”汤姆·安德森说着把她抱在怀里，“你并不是快要死了……是我才刚开始活呢！”
读你已迟
爱情之于那爱着的人的灵魂，犹如灵魂之于由它赋予生命的身体。
——拉罗什富科
特奥·埃林霍恩是二战中的一位德国士兵，他不想成为这场早注定要失败战争的炮灰。1942年12月30日，这一年即将结束。特奥·埃林霍恩所在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了。他再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消息，那里只有战斗，为了生存的战斗。
这个金发青年蹲在战壕里。前线离他只有500米远。来自那勒斯堡的延斯已死在他身旁。斯大林格勒的大炮在不停地演奏死亡曲。炮弹落在特奥·埃林霍恩和死了的同伴身旁，把他掀入冰冻了的泥潭里。
斯大林格勒，除夕之夜，零点30分。他心里还有一些希望。 他的希望就是他参战前爱上的姑娘伊尔姆加尔德。他手里还剩下一个战地用的信封和最后一枚邮票。他要给她写信，给他的希望写信。铅笔头把美好的想法写在灰色的纸上：“亲爱的伊尔姆加尔德，你心中还有一小块地方给我吗？”他第一次向她表白说，“我早就把你印在我的心里了。”
也许特奥·埃林霍恩在第二天夜里就死了，也许在第三天夜里死了。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这位来自坎彭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他的故乡了，他永远也不能拥抱伊尔姆加尔德了，他再也不会收到他所希望的回音了。
50年后，德意志电视二台当代史编辑部主任吉多·克诺普在莫斯科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这是德国士兵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中写的300多封信中的一封。德意志电视二台找到了其中46封信的主人。他们是这些士兵的女友、女儿、母亲和兄弟姐妹。
此时，伊尔姆加尔德年已71岁，白发苍苍，面颊粉红，穿了一件有小蝴蝶结的衬衫，像电视广告中的一位老奶奶。当她收到特奥·埃林霍恩长达4页的信时，激动得哭了。她每看一页纸就需要近一刻钟的时间。她边哭边回忆说：“是的，当时……是的，如果我知道他是那么爱我的话，我们会成为美满的一对！”当她把信读完，重新把它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双手颤抖着。
没有钓住那条鱼
如果一个人不过高地估计自己，他就会比他自己所估计的要高得多。
——歌德
约翰·格利夫·韦蒂尼对于首次钓鱼旅行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般。在约翰的一生中，尽管有过许多令人兴奋的时候，然而，从来没有哪一次能够与约翰头一回从叔叔手里接过鱼竿，跟着他穿过树林，在潮湿的草滩上，艰难跋涉的那次经历相比。
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温煦的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使他们觉得格外凉爽惬意。一路上，树叶苍翠欲滴，十分悦目；花儿鲜艳可爱，芬芳醉人；鸟儿们叽叽喳喳，欢叫不已。多年的垂钓经历使叔叔深谙何处的小狗鱼最多，他特意将约翰安排在最有利的位置上。约翰模仿别人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宛若青蛙跳动似地在水面疾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叮食。过了好一阵子也没有什么动静，约翰不免大为失望。
“再试试看。”叔叔鼓励道。
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回好啦，”约翰暗忖，“总算来了一条鱼！”他赶紧猛地一拉鱼竿，不料竟扯出一团水草……约翰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鱼线抛扔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
约翰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再试一遍，”他若无其事地说，“钓鱼的人得有耐心才行。”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约翰的鱼线，瞬间就把它拖入了深水之中。约翰连忙往上一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逗人爱的小狗鱼在璀璨的阳光下活蹦乱跳。
“叔叔！”约翰转过头，欣喜若狂地喊道，“我钓住了一条！”
“还没有哩。”叔叔慢条斯理地说。他的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狗鱼鳞光一闪，便箭一般地射向了河心。鱼线上的鱼钩不见了。约翰功亏一篑，眼看就快到手的捕获物又失去了。
约翰感到十分伤心，满脸沮丧地一屁股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约翰缚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他手里，叫他再碰一碰运气。“记住，小家伙，”他微笑着，意味深长地说，“在将鱼儿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住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像你这样，结果干了蠢事。事情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纵然办成了也毋需自夸，这不是明摆着的么？”
打这以后，每当约翰听到人们为一件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时，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忆起叔叔那一席格言警语般的忠告：“在将鱼儿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住了鱼。”
寻找帮助
应该让别人的生活因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
——茨巴尔
在劳拉·理查德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她在佛蒙特州南部的森林里把车停了下来，一位附近的农夫在倒车的时候不小心将我的汽车撞瘪了一块，而她当时并不在场。当她取车时，发现车窗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一行字：“我们等着您。”下面是一个电话号码。后来她是如何在农夫家的饭厅里同他相见，并交换各自汽车投保情况的细节劳拉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她清楚地记得，当她对农夫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表示感谢时，他平淡地回答说：“这是我们做事的习惯。”他的妻子则微笑着在旁边用围裙擦干手，附和着丈夫的话。
许多年过去了，劳拉始终记着那个场面、那些话。这对正直、体贴人的农家夫妇现在生活得好吗？劳拉决定再次拜访他们的农舍。
带着自家烘制的馅饼，驾驶着汽车她便朝佛蒙特州的南部驶去。一路上劳拉使劲地搜索着记忆中的小屋。停下车，她向人描绘着记忆中的农场——低矮的苹果林边有一个石头砌成的谷仓；大片的向日葵地；屋前的花坛里种着太阳花、瓜叶菊和毛地黄。路人笑着对她说：“我们这个州有1/3的地方都是这样的，小姐，除非你能说出姓名。”可她说不出。
“许多人都会这样干的。真的，这是我们做事的习惯。”一个正用干草喂着一群比利时栗色马的老妇人，听劳拉复述往事后这样说。
几个小时后，她把车开进了野餐区，这是一个有清澈小溪、种植着大片凤梨树的美丽地方。当她正为此次重返旧地却一无所获而心情不佳的时候：
“对不起，小姐，我打搅你一下。”一对陌生人过来对她说，他们正为自己的车钥匙被锁进了汽车而不知所措。
“我可以替他们打电话请来锁匠，或许让他们搭我的车回城……”劳拉想。
于是劳拉请他们上了车并向城里开去。一路上，那位夫人向她介绍说，她丈夫是个植物学家，他们正一路旅行去北方收集蕨类植物。
他们终于把锁匠从城里带回了野餐营地。锁匠工作时，他们夫妇和劳拉则在露天餐桌边坐下共同分享她带的馅饼。植物学家兴奋地说：“您真好，您真肯帮忙。”她笑着回答：“这是我们做事的习惯。”接着就把当年的故事告诉了他们，并倾诉了寻找无到的懊恼。
此刻，他的夫人甜甜插上一句：“寻找？您已经寻找到了这里的‘习惯’了。”
难忘的八个字
教师是太阳底下再优越没有的职务了。
——夸美纽斯
随着年龄的增长，玛丽·安·伯特发觉自己越来越与众不同。玛丽气恼、愤恨——怎么会一生下来就是裂唇！玛丽一跨进校门，同学们就开始讥嘲她。玛丽心里很清楚，对别人来说她的模样令人厌恶：一个小女孩，有着一副畸形难看的嘴唇，弯曲的鼻子，倾斜的牙齿，说起话来还结巴。
同学们问玛丽：“你嘴巴怎么会变得这样？”玛丽撒谎说小时候摔了一跤，被地上的碎玻璃割破了嘴巴。玛丽觉得这样说，比告诉他们她自出生以来就是兔唇要好受点。玛丽越来越敢肯定：除了家里人以外，没人会爱她，甚至没人会喜欢她。
二年级时，玛丽进了老师伦纳德夫人的班级。伦纳德夫人有些胖，很美，温柔可爱。她有着金光闪闪的头发和一双黑黑的、笑眯眯的眼睛。每个孩子都喜欢她、敬慕她。但是，没有一个人比玛丽更爱她。因为这里有个很不一般的缘故——他们低年级的同学每年都有“耳语测验”。孩子们依次走到教室的门边，用右手捂着右边耳朵，然后老师在她的讲台上轻轻说一句话，再由那个孩子把话复述出来。可玛丽的左耳先天失聪，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她不愿把这事说出来，因为同学们会因此更加嘲笑她的。
不过玛丽有办法对付这种“耳语测验”。早在幼儿园做游戏时，玛丽就发现没人看你是否真正捂住了耳朵，他们只注意你重复的话对不对。所以每次玛丽都假装用手盖紧耳朵。这次，和往常一样，玛丽又是最后一个。每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的“耳语测验”做得挺好。玛丽心想老师会说什么呢？以前，老师们一般总是说：“天是蓝色的。”或者“你有没有一双新鞋？”等等。
终于轮到玛丽了，她把左耳对着伦纳德老师，同时用右手紧紧捂住了右耳。然后，悄悄把右手抬起一点，这样就足以听清老师的话了。玛丽等待着……然后，伦纳德老师说了八个字，这八个字仿佛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直射她的心田，这八个字抚慰了玛丽受伤的、幼小的心灵，这八个字改变了她对人生的看法。
这位有些胖、很美、温柔可爱的老师轻声说道：“我希望你是我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