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四年，王锡候篡改《康熙字典》为《字贯》案，本人被判斩立决，子孙七人被判监斩候，妻子媳妇都被赐给功臣为家奴。同年，冯王孙著《五经简咏》不避庙讳案，乾隆皇帝钦命照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四十五年，小商人刘莪印刷《圣讳实录》贩卖给应试的童生，借以谋生，不小心把“庙讳”及“御名”“全体写刊”，被斩首。同年，年老多病的生员吴英，写了一通《上陈时务策》，迭用“弘”字未避，被照大逆罪凌迟处死。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大彭统记》案，乾隆三十二年齐周华诗文案，乾隆四十四年石卓槐《芥圃诗抄》案，等等，本人都被朝廷砍了脑袋，当然亲属也都受到株连。
这些犯人大多是潦倒书生、小商小贩、市井贫民，根犯上作乱连边都不沾，而乾隆皇帝却肆意夸大了事情的严重性，严惩不贷，让当时的百姓处于恐慌当中，来维系至高无上的皇权。
乾隆朝严酷的文化政策，极大的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清朝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三代统治者统治长达一百三十八年，执行严酷的避讳制度，给中国文化史造成了一场浩劫。
乾隆朝的文字冤狱
乾隆是一位才识过人的帝王，他在康熙、雍正两代杰出帝王建立的基础上，让清朝的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更大的繁荣，然而“文字狱”却是乾隆朝最大一弊政。
“文字狱”的首创者不是乾隆，也不是清朝，早在清朝之前的历代王朝便有因言而获罪是事例。大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戒备之心始终都很严，从顺治帝起，开始兴文字狱，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字狱有十来桩，雍正在位十三年，文字狱有数十桩。等到了乾隆朝，更是变本加厉，文字狱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汉人的思想统治，效法祖先大搞文字狱，制造的文字狱有130多桩。乾隆朝的文字狱占整个清朝文字狱的80%之多，在这么多案件当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便意味着活着的凌迟、已经死了的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的连坐立斩，而这个结果却又多半是由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而造出的。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惨遭凌迟，可谓荒唐之极。王锡侯《字贯》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朝的文字狱大案。
除此之外，乾隆帝为了搞思想统治还屡下禁书令，大量有价值的图书被销毁，尤其是他在编《四库全书》的时候时，烧毁了大量“违禁”书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文字狱、毁书、禁书等政策禁锢了人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近代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国家。
《四库全书》编撰背后的故事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撰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十年编成，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所以毁书更多。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向全国征集图书，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诏谕天下，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是，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屡见不鲜，民间都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搜书的效果非常不理想。
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仍不见有献书者。乾隆自然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献书，并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的人没有关系，不会加罪，跟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系。并说明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在这样一种善诱之下，各省份献书的劲头可谓踊跃了很多。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乾隆又颁布了对献书者的奖励，以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规定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的，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的，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并且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献书的人多是爱书的，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于是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
对于藏有“违禁”之书的，乾隆则采取威逼的方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谕旨一位督抚，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暗含威胁。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有丝毫怠慢。在此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了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心存侥幸的藏书人，也不得不献出了所藏之书。
书既然已经献出来了，藏书家就做不了主了。那些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的命运自然不用多说了。据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也由此获罪，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受尽了煎熬。我们看到《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历史的残酷性正体现在这些不为人所熟知的细节里。
血浸《康熙字典》
乾隆时期，江西举人王锡侯因改编《康熙字典》，编写《字贯》，最终惹来杀身之祸。王锡侯善于考证字音字义，因此对《康熙字典》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发现《康熙字典》收录的字很多，然而依照笔画查找，使用字典的人查到字却无法知到这个字所有的组词用法，并且字与字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于是王锡侯便把读音或意义相同、相近的字汇集到一起，取名为《字贯》，并很快刊行了。
之后王锡侯被仇家告发了，江西巡抚海成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乾隆皇帝，并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以作惩罚。乾隆看到奏折之后，初步定罪为妄行著书立说。但等他把《字贯》翻看了一下之后发现，王锡侯居然无所避讳地直书康熙、雍正、乾隆的名讳，于是勃然大怒，下谕治王锡侯大逆不道之罪，斩了王锡侯，被一起治罪处决的还有王锡侯的儿子和孙子。江西巡抚海成也因为替罪人说好话，上奏所拟刑罚太轻被一并治罪，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原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史冯廷丞等人也因看过《字贯》，却没检查出书中的悖逆而被革职，案件上下牵连了近百人。
但凡大部头的书，皆会牵连一些士人因字获祸，《四库全书》这样，《康熙字典》也同样没能幸免。
皇后的丧仪制度
乾隆的第一位皇后叫富察氏，乾隆与富察氏夫妻关系不错，雍正五年，十四岁的富察氏嫁给了十五的乾隆做嫡福晋。乾隆二年，册封富察氏为皇后，乾隆十一年三月，年仅36岁的富察氏死在了随乾隆帝南巡的途中。
富察氏的死让乾隆非常伤心，乾隆在大运河的宝船上，写下了痛悼爱妻的挽诗。富察氏去世当天，清廷向天下公布了噩讯。富察氏死后也享受了高规格的丧仪。
妻子去世，丈夫通常是不穿孝衣的，但是乾隆给富察氏穿了白孝服，并且辍朝九日。大臣们自然也是要为皇后的死披麻戴孝的。
当时，按照总理丧仪王大臣所议“有例不灭，无例不兴”原则，定出丧制：
1.皇帝辍朝九日，仍循以日易月之制，服缟二十七日；
2.妃嫔、皇子、公主服白布孝服，皇子截发辫，皇子福晋剪发；
3.亲王以下，凡有顶戴的满汉文武大臣一律百日后才准剃头；
4.停止嫁娶作乐二十七天；
5.京中所有军民，男去冠缨，女去耳环。
据说责办丧事的总理丧仪大臣怕办的让乾隆不满意，于是决定学习明朝“援引宋例”的方式，放弃本朝《会典》，效仿明例，援引《大明会典》所记载的皇后丧仪，奏请外省也一律按照京师治丧。乾隆很快便同意了。于是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谕旨之日开始：
1.摘除冠上的红缨；
2.齐集公所，哭临三日；
3.百日内不准剃头；
4.持服穿孝的二十七天内，停止音乐、嫁娶；
5.一般军民，则摘冠缨七日，在此期间，亦不嫁娶，不作乐。
富察氏丧仪有很多的规矩，这些规矩之后成为了清朝惯例。
折腾了半年的“剃头案”
满洲人的习俗，男子要把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许，这四周剃去的头发，除了父母之丧及国丧以外，是要随时剃掉，不能养长的，但在丧事期间，则不能剃。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嫡子永琮因天花而夭折，方二岁。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孝贤皇后随帝东巡崩于德州舟次。接连而来的打击让乾隆帝悲痛万分，因而性情暴躁，对办理丧仪欠妥、不敬皇后的人严加惩责。一批官员因“违制”于百日之内剃发。而发生了“剃头案”，遭到严惩。
孝贤皇后富察氏去世，“丧仪”规定，在京王公百官，咸缟素二十七日，百日剃头。六月二十二日，因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于孝贤皇后丧事百日之内剃头，被巡抚、副都统题参，乾隆帝下谕，严令惩办，并将此禁载入会典。谕旨说：“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均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此百余年来，人所共遵，不待传谕而后晓，是以会典律例，皆无明文。”“嗣后将国恤百日内不得剃头，违者立即处斩之处，载入会典律例，令人共知遵守。”
乾隆帝说是根据祖制来把国恤百日之内剃头的人处以死刑的，但是，这个依据是不成立的。
努尔哈赤逝世的时候，没有臣民服仪制的记载。皇太极丧葬仪制规定，臣民截发辫，官员百日之内不宴会，军民十八日之内不宴会。顺治帝“大丧仪”，官员截发辫，百日内不嫁娶不作乐，军民一月之内不嫁娶，百日不作乐。康熙帝“大丧仪”规定，王公官员截发成服，一年内不作乐，百日不嫁娶，军民百日不作乐，一月不嫁娶。雍正帝大丧仪与此类似。上面这五位皇帝的“大丧仪”，不管是谕旨，还是会典律例，都没有百日之内不许剃头，违者处死的规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以皇后身份逝世的共有五位，丧仪基本相同，王公官员二十七日内不嫁娶不作乐，也都没有百日之内不许剃头的禁令。
乾隆帝以前有四位皇太后和一位太皇太后去世，只有被康熙帝尊为孝惠皇太后的顺治帝第二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丧仪”才有“俟四月初七日后(即百日以后)，始行剃头”的谕旨。但此谕旨没有明确规定违此谕旨怎么惩治，不能与斩立决划等号。而且此谕是康熙五十六年谕旨，离乾隆十三年不过三十来年，不能当作“百余年来，人所共尊”的“祖制”。这是皇太后之“丧仪”，也不能当作皇后的丧仪来办!
从悬挂在养心殿内的帝后诞辰、忌辰表还可看到，即便乾隆帝费尽力气硬要套上不剃头者斩的所谓“祖制”，他也不能根据这个来处罚违禁剃头者，因为总理丧仪的大臣和礼部，并没有在告知各省督抚的讣告中，向各省“传谕”百日之内不许剃头、违令者斩的新禁令。
尽管无理无据，乾隆帝还是硬将一些百日之内剃头的官员严加重惩，将湖广总督塞楞额、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革职勒令自尽，锦州知府金文淳革职，发往直隶修派城工，“赎伊重罪”。国丧期间的“剃头案”，折腾了半年，朝野为之震动，成为乾隆年间政局的一件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