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李翰祥发掘的白小曼，19岁时自杀，死因成谜，但肯定不是因为李大导批评她，她一句台词也记不住，假装动动嘴，完全依靠配音，这样有贵人相助，依旧留不住。1966年吊颈自尽的女星李婷，使得清水湾邵氏影城旧宿舍变成著名的鬼楼。同一年，香港小姐出身的莫愁演艺事业没有突破，与年龄长其一半的老板同居，那老板将钱卷走，她只好喝了毒药。
如果她们事业如日中天，感情几乎不可能受挫，感情也是个势利眼的家伙，跟红顶白。即使这个男人不喜欢她，还会很快出现下一个，红人身边总是环绕狂蜂浪蝶。当女人事业走下坡路时，她其实比男人多个逃避场所，那就是家庭。前提是她不能再使用当红时的择偶要求，假如她从未真正大红过，自然没有太大心理落差，要是还采用巅峰期的心理预期，结果只能抑郁。抑郁的人并不是真正想自杀，只是他们无法控制那刻的行为，跳楼是最快最没法停止的自杀方法。或许陈琳在半空时已经后悔了，可是回不去了。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2011年5月28日，我在杭州采访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剧组的重聚，访问到谢贤时，他一上来就跳过我提出有关工作的部分，直接说：“不要问我过去的事好不好？我讲这些他们（媒体）也接受不了。”而后他很自然地过渡到“我儿子”、“我儿媳”，并大赞儿媳是女演员中的勇者，敢作敢为女英雄。采访时他没口价地夸奖内地媒体严肃，怒斥香港媒体无良，我当时默默地想：从何时起，强奸变成了通奸？真的不问家事，恐怕有些人还心痒难耐，并且替我着急：净问些跟工作有关的事，怎么向报馆交差呢？
言犹在耳，第二天，谢贤的前妻的朋友、媒体人查小欣就“奉旨”放料，谢、张夫妻离婚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放料”真是个妙词，既然鱼儿不上钩，放出饵来，不怕它不咬钩。只是谁是渔夫谁是鱼，不到鱼死网破犹未可知。
曾几何时，张柏芝也做过渔人——极为聪明的渔人。她的聪明处在于顺势而为，把艳照门的凶变成吉。她赢的原因在于她是个母亲，有丈夫、家庭作后盾，她懂得见好就收，访谈播了上集，目的达到下集就不必播了，所以即使她的图片下限最低，她并不比其他女事主无辜，但她硬是做到了把戾气化为财气，就像光碟事件后的璩美凤立刻在新马开演唱会，张柏芝比璩美凤的处理还要高明。她复出了，她代言了，她接了洁尔阴和床上用品的广告，她的价码是女演员中最贵的等级；她丈夫何尝又不是，他得同情票了，他拍大片了，他得影帝了，他成了广告业崛起最快的新贵，他和她只要出现就能上头条，与她合作的韩国明星抱怨说：“她真的在中国那么红吗？”
头条不是只凭工作表现就能得到的，不信你拿张曼玉走秀的消息和张柏芝控诉谢霆锋虚伪，哪个放重要位置，哪个能发整版，最初级的编辑也知道。想维持长红，一定要不停地折腾，不停地上演狗血家庭戏，观众口味这么刁，不出奇制胜谁要看？而艳照片的其他主角呢？阿娇沦落到电影里跑龙套还被剪掉镜头，陈冠希复出了几次都不被观众接受，明明出演同样的大片，片酬却差得那样多。会不会午夜梦回，张、谢夫妇也心惊，唯有他俩在瞬息万变的赌局上押到了宝！
谢家那时和张柏芝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许艺人的脑筋想不了那么长远，可不必担心，背后有智囊团，声明里的每一字最精明的律师也挑不出毛病。他们在江湖久了，有一种应对危机的动物本能，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有利的抉择，智囊只能管重要发言，管不到每句谈话，谢霆锋的秘诀在一个“忍”，忍到无须再忍的时候。“文革”期间，很多夫妻抵抗不住外来压力互相揭发，没有永远的夫妻，只有永远的政治立场；现在则是没有永远的亲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张、谢不是第一对，也不会是最后一对。
全家都是表演工作者，谢霆锋在获得影帝时说了一句：“爸爸，你才是最佳演员！”让我想起我唯一一次见过小谢，还是在《无极》的采访。他给我的感觉是努力地字斟句酌，尽量地表现出一个苦情的男人，当时他才25岁，没错，是比同龄人的阅历和感受丰富，但他的“苦”集天地怨气之大成，戏过了，还是太嫩，无法让除粉丝以外的人信服。这次见到谢贤，我也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你儿子给我感觉很不快乐？他是真的不快乐还是……”
谢贤愣了一下，回说：“有吗？没有吧！”然后归咎于儿子进娱乐圈太早。
为什么我们喜欢怨天怨地怨社会怨媒体？却不怨家教、自我才是真正决定命运的因素？我们没有生逢乱世，不是不自由勿宁死的时代，事实上，当代的香港和内地，舆论和环境都是较为开放透明的，一家人结成利益共同体时没有考虑过是不是在向公众撒谎，或者宽容一点说，人在面对个体利益受损时下意识地选择放弃守则和他人利益，如果这个守则本来在心中就不存在，这种放弃就更加轻易了。
媒体人为了获得一些“独家”爆料，爆一些假料，对来料进行加工，必要时自打耳光，这种情况不少见，他们从中的获利远比艺人要少，而牺牲的同样是良知和耻感，我不明白为了拿到一个头条，和艺人搞好一段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
即便身为娱记，略微比群众多知道一点背后的故事，但我面对这些八卦时，同样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小心，这可能是个炒作陷阱，才是这时代的悲哀。随着公众的心房越来越坚硬，神经越来越警醒，炒作的人要不断地加大剂量出狠招，方能达到目的。他捐钱了、他结婚了、他离婚了、他插足了、他入狱了、他被打了……直到他死了，都有可能是假死，让那些真死的人情何以堪？“狼来了”的故事重复得太多，被吃掉的不是善良的受骗者，而是那个撒谎的孩子。
我不相信一场战争里，双方都能毫发无伤，没错，可以争到一大笔钱——让普通人瞠目结舌的钱，除了现有的家产，还有将来的命运。但以他俩的年纪和前景，这点钱不够吃到入土。大侠决斗时依旧讲究礼让、风度，只有混混才会用上王八拳。真的心疼两个小孩，就不要让他们识字后看到旧报纸上的父母对骂。
古往今来，多少聪明人在时间的拷问下都露出原形，没有人是可以玩过全世界的，唯一的利器，只有真诚。
真实的谎言
到现在我也不相信崔真实是自杀身亡。如果是酒后一时激动，会跳楼、会自残，但没听说过上吊，上吊需要谋划，需要找好被悬吊物和工具，还要颤颤微微把自己套进去，这会是一个神志不清醒的人可以完成的吗？密室杀人中最爱用的方式就是伪装上吊，大概警方也不敢相信崔真实是自杀，因此在家属反对的情况下尸检，但是结果却是这样。
以常理推测，一个经历过丈夫背叛、家庭暴力、财产争夺、被人袭击……这样种种每次都可以让脆弱的人选择自杀理由的女人，怎么会为流言而死？流言和亲人的伤害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人可以不上网、不看报，却不能不面对眼前人，唯一可以信服的原因就是高利贷者的追债，让她不得不死。也许警察和家属都知道了真相，但这个真相会揭开更大的黑盖子，伤及更多的人，只有牺牲崔真实，方可换来平安。
很多历史上著名的自杀事件都不是媒体可以展现的，我们一直以为阮玲玉惧怕“人言可畏”，并且从此用这句话反击新闻界与社会环境。可没人怀疑过遗书的真实性，以阿阮的知识背景，以她对孩子和姆妈的感情，她会仅仅留下四字遗书吗？我看到一个说法，她当时还有获救可能，但她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痛斥与她同居的唐季珊玩弄她，另一封是对母亲、孩子金钱上的交代。唐季珊畏惧舆论，不肯送她去大医院，只送到夜间不开门的日本诊所，耽误了时间，唐季珊又换过了遗书，让媒体替他背黑锅，久而久之，人们也就相信他的谎言。不能说唐季珊是杀人凶手，但他这招贼喊捉贼实在是反应机灵。
有些真相是不能公开的，公开对死者清誉无益，又令生者不安。于是总要找个替死鬼，算命里有种化解霉气的方法是把钱偷洒在各个角落，谁捡到谁就同时拾到了别人的霉运。那些“凶手”就利用人们的心态，把罪名推给社会。如果说，崔真实是被抑郁症逼死的，她为什么得抑郁症？绝对不是公众害的，也是有名有姓的人，那个人叫赵成民——毒打她的前夫。
如果说社会有责任，那就是韩国奉行的大男子主义，对妇女权益的践踏。我看韩剧《黄手帕》时极其不能理解其中的逻辑：男主角为攀高枝不要女主角，女主角忍痛做未婚妈妈。男主角的妻子无法生育，多年后男人想要回儿子，一纸诉状递上去，居然是女主角败诉。她独自生养的孩子她居然没有抚养权和冠名权，即使由她抚养，也必须冠以那男人的姓。
凭什么啊？这么狗屁不通的规定为什么会被写进法律，难道他们是处在蛮荒时代吗？崔真实也是这样，她被丈夫殴打，不但不能获得赔偿，反而在丈夫有了第三者的情况下，她还要付出近两亿韩元的代价，才可以换回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如果有这样偏袒男方、毫无公平可言的法律，有男人比没有男人更悲惨，韩国职业妇女为什么要结婚呢？我才知道我们的妇女解放与邻国相比，进行得是如此彻底。
这样的传统观念不正是谋杀她的凶手吗？崔真实因为离婚，清纯形象受到“破坏”，广告商向她索赔。我只知道妮可?基德曼离婚后，小S被黄子佼劈腿后，得到了是大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事业蒸蒸日上，真正事业受创的是那男人和第三者。张艾嘉插足他人婚姻，失去了金马奖评选资格，这才是有公理的世界。
文明的基石需要一滴滴的鲜血铸成，如果崔真实的死被曲解成“她想不开”、“韩星本来就压力大”、“女人就该为孩子熬下去”这样无聊的命题，她可太冤了。
植入广告
江湖上有个传说：《非诚勿扰》的植入式广告已经可以抵消拍摄成本，这部影片华谊兄弟拿出的真金白银只有五百万，这大概已经写入电影广告营销的教科书。冯小刚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说：为了和无孔不入的植入广告作斗争，不让某个镜头里出现某产品，他摔了杯子。他说的植入广告品牌是某大银行，听到冯导这番话，全行上下紧张得到处进行危机公关，意图拦截下所有媒体转载这篇报道。
本来冯导已经选定某城市作为影片外景地之一，当地领导请冯导吃饭，豪气拍出二百万，请他宣传下该地区的新公园。如果当地领导能够派个商业间谍先打听一下，这财政税收的二百万完全没有必要掏。不是当年追着广告商满街跑的时候了，不健忘的观众应该还记得《大腕》、《天下无贼》里疯狂的植入广告。冯导在电影学院讲学时也说：为什么中国观众只盯着他？而不管007等好莱坞大片里更多的广告？简直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冯导和某银行根本没必要动怒。商业片里的商业广告插得就是光明正大！没有广告，投资方吃什么？票房的三分之二被院线、宣传、中影等单位分走了，投资方只能回收到三分之一的效益，植入广告才是真真切切属于资方的财产。葛优郑重地把信用卡放在桌子上，并不能降低《非诚勿扰》的艺术价值，因为它本来也没什么艺术价值。
银行更是发飙得奇怪。广告的目的就是广而告之，不管观众乐不乐意看，喜不喜欢听，我要拎着你的耳朵、扒开你的眼皮，逼着你吞下去。很多观众都被“羊羊羊”和“送礼就送脑白金”简单粗暴地重复叫嚣轰炸得神经快要失常，但在广告案例中，这两个广告制作显然是成功的，成本极低，收效极大，观众记忆度极强。没有几个客户是需要艺术的，我们有时需要给一些广告主写软文。有一次让我写张曼玉代言某车的软文，我想尽量写得不那么恶心，尽管是软文也可以吸引读者看下去，而不是立刻翻页。我自作主张地加了一些她励志的人生故事，然后融进她开车的经历。
这个软文要通过张曼玉的经纪人、广告公司、客户至少十几个人之手，每人一个意见。最终结论是：没有十分突出该产品。改了一次后他们依旧不满意，后来我看到的成品是：张曼玉倚着车的照片+该产品的汽缸有几个、加速度多少，总之是一份产品说明书。早知道客户需要的是这个，我直接复制、粘贴就得了，还白得一笔稿费。
就像这家银行，明明他们就是需要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做了广告，葛优在电影里使的是他们的信用卡，为什么有人捅破这一点仿佛戳了他们的肺？他们应该再送给冯导一笔钱，因为这次他是免费为他们做了广告，还免费被各大媒体转载，连车马费都不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