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房玄龄刻薄高句丽
618年，在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两件大事：
三月，一代雄主杨广被宇文述的儿子、权臣宇文化及缢杀在了江都宫中，时年49岁。
五月，唐王李渊接受了隋恭帝杨侑的“禅让”，自立为帝，定都长安，建立大唐王朝。
同在618年，朝鲜半岛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带领高句丽军民抵抗住隋军三次征讨的高句丽婴阳王高元去世。荣留王高建武即位，成为高句丽第27代国王。婴阳王在位的28年，正好也是隋朝最为鼎盛、最为强大的时期，在他的统治下，高句丽以区区一国之力，顶住了隋朝先后几次大规模的征伐，让高句丽在濒临灭国的边缘生存了下来，再一次获得了喘息之机。
此后数年间，唐军南征北战，先后消灭了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杜伏威、萧铣等地方割据势力，把四分五裂的中原大地重新统一起来，一个崭新的盛世王朝就此诞生。
“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兽穷则搏。”《旧唐书》中的这段话，出自唐太宗贞观朝名相房玄龄之口。这段话里的高丽，就是隋炀帝杨广三次远征而未灭的高句丽，把高句丽简称为高丽，是当时人们有意的蔑称。
那么，素来以敦厚长者形象示人、处事圆滑缜密的房玄龄，又怎么会对高句丽说出这等刻薄鄙夷的话来呢？他是在怎样的情势下才说这番话的呢？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们不知道房玄龄的家族有没有人战死在隋朝远征高句丽的战事中，但从现有的史料看，房玄龄和高句丽没有私仇。既然不是私仇，那房玄龄如此憎恶高句丽，把高句丽说成低贱的蛮夷，就只有一个可能——国恨。国恨从何而来？
房玄龄出生在579年，比杨广小10岁。杨广三次发兵讨伐高句丽时，房玄龄30多岁，正值壮年。
他是山东淄博人，青少年时主要生活在青州地区。青州是哪里？就是来护儿水师大军的大后方。水师要出征，自然免不了要“骚扰”地方。房玄龄生于士大夫家庭，用不着去当兵，但他们家有钱啊，有钱就要出钱、出粮。房家也受战争的影响，日子肯定过得没以前那么滋润——打赢了，好处都是皇帝的；打输了，吃亏的都是老百姓。所以，房玄龄对杨广没完没了的远征肯定也非常反感。
可怕的是，隋朝居然被那个地处偏远、蛮荒未开化的高句丽给打败了，这对从小受正统教育的房玄龄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刺激，那简直是国家和民族的耻辱。
房玄龄或许就这样恨上了高句丽。
再来说唐朝。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唐朝建国之初，基本沿用了隋朝的制度，比如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同时也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在局部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完善，废除了绝大多数苛政和额外的赋税劳役，与民休养生息，使国家逐渐恢复元气。
贞观初年，李世民把工作重心放到了治理内政上，主要包括发展生产、选拔人才、澄清吏治，等等；在外交上则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尽管李世民本人是一位马上天子，打仗非常了得，但他没有因此而盲目地对周边少数民族势力进行武力征服。
只从这一点看，李世民就要比同样天资绝伦的杨广要强。强在哪里？李世民知道什么时候能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事。他能忍——仇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如果说杨广是能放不能收，那李世民就是既能放，又能收。
难道李世民就不想成为威震四邻、一统寰宇的一代雄主吗？
想，他当然想，比任何人都要想。
但他是亲眼看着杨广把杨坚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儿败光的，他更清楚，经历了几次远征和隋末乱世的摧残，现在的国家，还不具备再次远征的实力。没有实力，任何宏图大志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成大事者，首先要能沉住气，一点点积聚实力，一步步把事情做实，等待时机成熟的那一天。
正因为如此，贞观初年，唐朝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不过，李世民并没有因为专注国内而放弃对边疆地区的经营，而且，在不同地区，他所采取的外交策略也各不相同。
对西域各国，唐太宗采取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渗透和扩张。
627年（贞观元年）秋天，26岁的玄奘在没有得到唐朝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出关，踏上了西行取经之路。当时，唐朝刚刚平定河西走廊不久，为了防止西域势力经由河西走廊渗透到中原刺探情报，也为了防止境内流亡人士潜逃西域，唐朝政府下达了严格的禁边令。如果不是僧人的特殊身份和几位地方官员的暗中帮忙，玄奘根本不可能在唐军即将对西域发动攻势前成功偷越国境。
对北方最强大的对手东突厥，唐朝则是严密布防，使其不敢贸然南下进犯。
对辽东地区的高句丽等国，唐朝则是采取强硬的外交态度，甚至是武力威慑。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高句丽为什么没有趁隋末乱世挥师西进，占据辽西呢？
原因很简单：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杨广三次远征，把偌大的隋朝折腾完了，把高句丽也折腾得离亡国不远了——男人快要死绝了，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卖儿卖女成了家常便饭，吃人肉也司空见惯，就这样一个烂摊子，别说攻打辽西，能保住国家就不错了。
没几年后，杨广被宇文化及杀了，婴阳王高元完成了历史使命，也跟着走了。留给荣留王高建武的，那就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就连周围的、契丹等也敢来趁火打劫。
历史很奇妙，每当高句丽养足气力想要大展拳脚之时，总会有一个更强大的中原王朝挡在扩张之路上；每当中原陷入分裂战乱，高句丽也会因为战争大伤元气而眼睁睁看着大好机会白白溜走。
所以，荣留王高建武只能和他的先辈们一样——忍。
为了与唐朝搞好关系，高建武主动派使者前往长安，向李渊称臣上贡。李渊考虑到国家刚刚建立，国内尚未完全安定下来，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高句丽的“好意”，册封荣留王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还放回了隋军掳来高句丽人。高建武见李渊好说话，于是投桃报李，先是放回了一万多隋军战俘，然后拆毁了由战死的隋军将士的尸体建成的“京观”。
所谓“京观”，又叫“武军”，就是把敌人的尸体堆在道路两旁，用土石夯实建成的土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曾一度流行这一残酷做法，目的不外乎两个——泄愤，示威。
拆掉“京观”后，高句丽还允许唐朝官员前往辽东边境收殓隋军骸骨——隋军也是中国人，由唐朝人去收尸是应该的。
当然，高句丽并没有因为与唐朝暂时的友好态势而放松警惕。为了确保边境安全，稳固在辽东地区的统治，高句丽在辽河流域以东的崇山峻岭上修建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长城。关于高句丽修长城一事，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新唐书·高丽传》记载：“建武惧，乃筑长城，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三国史记》记载：“荣留王十四年春二月，王动众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余里，凡十六年毕功。”
由此可见，高句丽非常忌惮迅速强大起来的唐朝，不惜倾全国之力、花了16年时间修建北起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南到营口海滨的长城，用以防备唐军进犯。高句丽人修建的这段长城，后来成为明代辽东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这也解释了明代辽东长城为何呈“凹”字型走向。
为了讨好唐朝，高句丽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太宗贞观初年，先后11次派使者前往长安，并多次派世子去长安当人质。有一次，在接待唐朝使者陈大德时，荣留王高建武一方面礼数有加、殷勤款待，不给唐朝发兵的借口，一方面陈列甲兵，向陈大德显示实力，让唐朝不敢轻举妄动。
从614年（隋炀帝大业十年）隋军第三次远征高句丽到644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高句丽用了30年时间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高句丽在积聚国力，唐朝也在积聚国力，双方都在暗暗等待撕破脸皮的那一天。
盖苏文夺权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长城能够暂时阻止外部的敌人，却难挡住背后捅来的一刀。
642年，也就是李世民在位的第十五个年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了在位24年的荣留王高建武，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王，自己当上了高句丽的莫离支（高句丽官职，从职权上看，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宰相兼天下兵马大元帅），从此独揽大权，成为高句丽的实际统治者。
泉盖苏文，又名渊盖苏文。唐朝人为了避讳高祖李渊的名字，就省了头一个字，唤作盖苏文。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那个在抵抗隋军入侵过程中立下大功的乙支文德消失了，反倒是盖苏文突然跳了出来，成了高句丽的头号人物？
想要搞清楚当中的关系，还得从头说起。先来看看高句丽的内部势力结构。
据《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本有五部，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
《后汉书·高句丽传》对此做了补充：“今高句丽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后部，即绝奴部也；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涓奴部也。”
在高句丽王朝前期，这五个最大部落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应为王室所在的桂娄部，第二等级为涓奴部和绝奴部，第三等级则是顺奴部与灌奴部。而盖苏文家族所在的东部，即顺奴部，在五部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与魏晋南北朝极为相似，高句丽也是个非常讲究等级制度的国家。其官职主要分为九等：
一品叫大对卢，总知国事，相当于宰相，三年一选举，如果官员很称职，就没有任职年限。当然，新的大对卢想要从前任手中接过权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带着人马去抢，抢得过，你就是下一任大对卢。每当新旧大对卢发生火拼时，国王都会关闭宫门，随他们打去，反正也管不了。
二品叫太大兄；从二品叫郁折，相当于主簿。
三品叫大夫使者，又名谒奢。
从三品叫皂衣头大兄，又名中里皂衣头大兄。皂衣头大兄以上的官职被称为“前五官”，属于高级官员，掌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大都由这些大贵族的子弟担任。
正四品叫大使者，又名大奢。
正五品叫大兄加，又名缬支。
大使者与大兄加属于第二等级的中层官职。
从五品叫拔位使者，又名儒奢。
正六品叫上位使者，又名契达奢使者、乙奢。
正七品叫小兄，又名失支。
从拔位使者至小兄属于第三等级的官位，权力较小。
从七品叫诸兄，又名翳属、伊绍、河绍还。
正八品叫过节。
从八品叫不节。
正九品叫先人，又名失元、庶人。
诸兄以下就是第四等级的基层官吏，只能负责一些最低级的事务。
在高句丽，家族地位高的人一出生就能当大官，地位低的人就只能在中低级职位上混迹一生。但到了与隋唐平行时期，掌握高句丽大权的五部中出现了“东部居上”的情况，这说明，高句丽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泉氏家族地位的提升。
而泉氏家族地位的提升，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出现了一位重要的人物，二是拜杨广所赐。
北周时期，高句丽国力衰落，不但无力侵略辽西，还经常被南面的百济和新罗“欺负”，但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在平原王的悉心治理下，高句丽（在隋文帝时期）就已恢复了东北亚强国的实力，北控契丹，南侵新罗、百济。婴阳王即位后，高句丽更是奋起抵抗，打退了隋军的多次进犯。
高句丽之所以能够在40年间从内乱不断变成团结对外，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此人就是盖苏文的祖父泉子游。泉子游文武双全，威望过人，在掌权期间辅佐高句丽王室，收拢人心，发展生产，积聚国力，使得高句丽迅速从内乱中摆脱出来，走上了复兴之路。
国家的强大，进一步稳固了泉子游的地位；而泉子游权力的扩大，也使泉氏在高句丽政坛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光有政绩，还不足以让泉氏家族对大对卢形成家族式垄断。要说获得权力和地位最快的途径，就是战争。
在泉氏家族最需要战争的时候，隋炀帝杨广送去了战争。
尽管中韩史学界普遍把乙支文德看成是高句丽打退隋军进犯的最大功臣，但这场战争中高句丽军的总指挥很可能不是乙支文德，也不是婴阳王高元，而是大对卢泉子游。
泉子游在婴阳王的老爸平原王在位时就是高句丽的大对卢，执掌军国大权。因此，当隋军来犯时，首当其冲带兵出征的，就是泉子游。而乙支文德出身寒门，不在五部贵族之列，除了忽悠隋军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找不到他早年的经历，甚至连他是怎样去世的都不清楚。韩国学者金元龙认为，乙支是尉迟的对音，甚至认为乙支文德是中原人。因此，即便在战争这个非常时期，乙支文德也不可能成为高句丽军的统帅。不过，乙支文德写给于仲文的那首诗，倒是现存高句丽最早的诗歌。
在泉子游的指挥下，高句丽军民齐心协力，死守辽东城，抵抗住了隋军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最终打退强敌。凭借战时的突出表现和不世奇功，泉子游一举奠定了在高句丽国中“神”的地位，继而成功“破例”（大对卢本是选举出来的）使大对卢成了泉氏家族的私产，最后传给了他的儿子泉大祚。
泉氏家族实际上是借内乱和外战发家，完成了从低等贵族到高级贵族的飞跃，是名副其实的暴发户。
642年，盖苏文从老爸泉大祚手中接过了大对卢的职位。
但是，荣留王高建武对以泉氏为首在对隋战争中发迹的那些将军们十分忌惮，并打算拿盖苏文开刀，剪除武将对王位的威胁，没成想计划泄露，盖苏文先下手为强，杀了高建武和支持对付自己的大臣们，然后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王，开始了一个新的强权时代。
先礼后兵
盖苏文政变，不仅改变了高句丽的政治格局，同样也引起了唐朝政府的高度关注，成为唐朝与高句丽外交关系发生转折的导火索。
盖苏文上台前，高句丽对唐朝还是比较恭顺的，20多年基本上没怎么闹事，这也让唐朝一直没逮到出兵讨伐的借口。李世民上台后，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也关注着东北边境的局势。盖苏文政变的消息一经传来，李世民就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
643年，也就是盖苏文政变后的第二年，李世民专门派使者前往高句丽，名为出访，实则探查高句丽朝局。使者从高句丽回来后就报告李世民，说盖苏文目中无人，桀骜不驯，对我们大唐也不怎么友好，建议朝廷向东北边境增兵，必要时可以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