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唐朝正值观盛世，国家安定，百姓富裕，跟随李世民打江山的文臣武将大多还活着，唐军在边疆地区也是威风赫赫——西北，大将侯君集率军平定高昌，建立安西都护府，确立了唐朝在西域的宗主国地位；西南，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去吐蕃与松赞干布完婚，两家和亲；北面，大将军李绩大破薛延陀，平定漠北。大伙儿觉得西北也安顿下来了，国内没什么事了，正憋得慌，于是支持出兵讨伐高句丽。
应该说，当时唐朝的局面，和隋文帝杨坚在位时是比较像的，如果只是派一员猛将，出动10万军队，发动一场局部战争，也不会动摇国家的根本。但李世民没有同意，理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这句话，从李世民的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有些扯了。李世民是什么人？马上天子。大唐的江山一大半都是他打下来的，还有谁比他更清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呢？像高句丽这样的国家，软硬不吃，想要收拾它，只有动用武力。什么文德、安抚、招揽、收买，统统不管用。那李世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手下的那些大臣将军们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原因很简单：李世民有顾虑。
顾虑在哪？且不说杨广，就算是他老子隋文帝杨坚，率30万大军，不也在高句丽碰了一鼻子灰吗？
所以，李世民虽然也想打高句丽，但他还是决定再等一等。因为东北亚的局势实在是太复杂了，牵一发则动全身，不能不小心小心再小心。
此时的朝鲜半岛三国鼎立：高句丽最为强大，北拒大唐，南联百济，处处打压与唐朝关系较好的新罗；西南面的百济一边跟着高句丽欺负新罗，一边与海峡对面的倭国往来密切，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大力开展海上贸易，从中赚取暴利；新罗最可怜，被高句丽、百济、倭国夹在中间，只能紧密依靠唐朝，借助唐朝的支持与周围各国周旋。
唐朝、高句丽、新罗、百济、倭国，乃至更北面的契丹、奚、靺鞨等势力，在以朝鲜半岛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对峙之势，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外交和政治格局上的巨大震动。
李世民很沉得住气，他没有像杨广那样一发怒就动手。俗话说，上赶着的不是买卖，只等有人上门来求帮忙，那时出兵，才名正言顺、水到渠成。
机会果然很快就来了。
就在唐使归来后不久，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同盟国新罗派使者来到长安，在大唐君臣面前大倒苦水，控诉百济经常发兵骚扰新罗边境，还打算联合高句丽，阻断新罗向唐朝朝贡之路。
要知道，就在盖苏文政变的前一年，百济王扶余璋去世，世子扶余义慈还假模假样地跑到唐朝来请封，现在当上了百济王，却转过头去联合高句丽欺负唐朝的属国；欺负欺负新罗也就罢了，居然还想阻断新罗向大唐朝贡之路——冲这一条，就该好好教训教训！有人就对李世民说，皇帝陛下您也别再等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咱就打吧！
李世民看了看楚楚可怜的新罗使者，又看了看义愤填膺的文武大臣，心想，新罗这次派人来，就是来装孙子的，最好唐朝一怒之下就为自己出头，跟高句丽和百济拼个你死我活，那新罗才能活得逍遥自在。
所谓的睦邻友好，实际上都是利益的契合，谁和谁有共同的敌人，那他们就是盟友，谁和谁都看上了某块地方，那他们就是敌人。李世民没上新罗的当，而是胸有成竹地摆了摆手，好言安抚了新罗使者一番，说大唐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新罗使者听后大喜，正等大唐皇帝拍板出兵，不想李世民话锋一转，不派兵，而是再次派使者前往平壤，责令高句丽立刻罢兵。李世民为什么不出兵？俗话说，先礼后兵，礼和兵之间，实际上还有一个骂——骂都没骂高句丽呢，等骂了不听再出兵也不迟。
唐朝使者来到平壤后，狠狠申斥了一通盖苏文。盖苏文却说，高句丽现在攻打的是新罗在高句丽与隋军作战时侵占的城池，除非新罗主动归还，否则决不罢兵。唐朝使者一听，立刻针锋相对地说，高句丽占领的辽东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你们不把辽东交还大唐，有什么资格去跟新罗讨要土地呢？
盖苏文毫不服软，当场拒绝了唐朝提出的罢兵要求，双方不欢而散。
消息传到长安，满朝皆怒。李世民一看盖苏文如此不识抬举，终于决定讨伐高句丽。
当然，朝臣之中也有人反对出兵，褚遂良等人就以隋朝四征高句丽未有一胜、劳民伤财导致亡国为由，反对皇帝御驾亲征。但李世民决心已定，他认为现在大唐国力已强，高句丽国内不稳，新罗前来求援，盖苏文又有不臣之举，正是出兵讨伐高句丽的最好时机。
可是，这场战争却因唐朝的内部动荡推迟了两年：先是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被杀；郑国公魏征病逝，李世民绘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李世民的第五子齐王李佑“谋反”被废；太子李承乾被废，汉王李元昌、礼部尚书侯君集受牵连被杀，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李世民足足用了两年时间来安顿朝局，直到确立了接班人之后，才腾出手来，正式出兵讨伐高句丽。讨伐高句丽，实际上是李世民在整顿朝局之后，对军队系统的一次大洗牌，他要借机提拔一批忠于新太子李治的中青年将领，为唐军注入新的活力。
644年（贞观十八年）秋，唐朝与高句丽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爆发了。李世民的战略和杨广一样，也是水陆并进：命英国公李绩和江夏王李道宗率军进驻幽州，命刑部尚书张亮率水师在登莱集结，作为讨伐军的前部。
这一年的冬天，李世民的长子、被贬往黔州的废太子李承乾凄然病逝。
长子的死并没有动摇李世民火热的决心。次年正月，这位戎马半生的大唐皇帝亲率大军进驻洛阳，挥师北上！
贰 千山飞渡，名将出世
很多人也许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隋唐两朝的皇帝老是没完没了地找高句丽的麻烦，一有机会就去讨伐？如果说杨广出兵还带着好大喜功、为自己挣面子的意味，那么像杨坚、李世民这样英明的皇帝，为什么也都把“小小”的高句丽看成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呢？高句丽的威胁究竟在哪里？
不可小视的强邻
按照大多数传统史书的观点，高句丽是这样一个国家：首先，它是一个地处中国东北部、历来都臣服于中原王朝的边境小国，理应对中国恭恭敬敬、执君臣之礼；其次，高句丽不论在经济、军事、制度、文化上都落后于中原地区，其国力也不如匈奴、鲜卑、突厥等先后崛起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属于二等少数民族行列；最后，高句丽每每在中原分裂战乱之时伺机侵占中国领土。因此，出兵讨伐并不为过。
因此，隋唐几代帝王兴师动众讨伐高句丽就被看成惩治不臣、夺回故土、天朝大国征服蛮荒近邻的天经地义之举。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任何国家、任何统治者的决策，肯定要从国家的现实利益出发。不论是杨坚、杨广，还是李世民，他们在决意征讨高句丽之前，必定都经过深刻分析和全局考虑，决不会因为“高句丽比突厥弱小，先打高句丽”、“高句丽不听话、不尊君臣之礼，需要教训一下”而贸然出兵。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大多只是冠冕堂皇的幌子。
在出征高句丽前，李世民曾对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臣说过这样一番话：“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之忧也！”
一句“不遗后世之忧也”，才是李世民的心里话，也是讨伐高句丽的最根本原因。
纵观东北亚古代史，东胡衰落以后，契丹、女真等新兴少数民族崛起之前，这一地区的争霸主要在中原王朝与高句丽之间展开——双方都想在辽东站稳脚跟，都想以辽东为踏板进一步扩张势力，这才使公孙氏、魏国、前燕、后燕、北燕、北魏、隋、唐历朝与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爆发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动荡融合之后，中国封建时代在秦汉之后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隋唐。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文化和民族性格都是在隋唐时期走向成熟的，那时的中国人兼有文明和勇武的双重性格，那时的统治者也开明睿智又不失进取之心。
就在中原地区结束分裂、重新统一并强大起来，中华民族完成换血、以全新姿态成为东方最强大的霸主的时候，中国最古老的近邻高句丽，也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在不断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制度文化和生产技术中再度壮大。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中国辽宁、吉林和朝鲜半岛北部山区，其早期国都国内城和丸都山城也都依山而建，而辽河以东、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西北部平原地区则都在汉魏政权的控制下。西晋灭亡后，高句丽吞并了汉代设置的乐浪、带方、玄菟三郡，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领土范围。到了好太王统治时期，高句丽又利用后燕忙于跟北魏作战、无暇东顾之机，一举吞并了垂涎数百年之久的辽东之地，并继续向东北扩张，征服了沃沮、扶余等部族，成为一个“东西两千里，南北千余里”、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国家。
高句丽的领土组成十分奇特：东北—西南走向，是长白山脉和辽东半岛的千山山脉，在这条长达千余里的山脊两侧，是平坦肥沃的辽河平原和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西北部平原。正因为如此，高句丽才形成了农耕和游牧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国民也具备农耕民族的勤劳质朴和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的双重性格。与突厥那样纯粹的游牧民族相比，高句丽不论在政权稳定还是经济生产上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基础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保障，有了财力支持，高句丽才能不断地进行对外扩张。
好太王为高句丽打下了一片大大的疆土，所以又被称为“广开土王”，此后的长寿王、文咨王、安藏王、安原王、阳原王、平原王等历代君主，用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把高句丽建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到婴阳王统治时期，高句丽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与隋朝分庭抗礼、争夺东亚霸权的强悍国家。
在与隋军的四次大战中，高句丽军将农耕民族善于筑城防御和游牧民族擅长包抄突袭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隋军四次远征失利，自身原因固然为之，从另一方面看，顽强剽悍的高句丽也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因此，不论是宽仁大度的隋文帝、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还是英武睿智的唐太宗，都不约而同地把高句丽看成帝国东北边境的最大敌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隋唐两朝皇帝们的对外政策都是“西守东攻”，即招抚西域、分化突厥、打击高句丽，在难以攻灭强大的东、西突厥的情况下，首先拿相对弱小的高句丽开刀，是典型的欺软怕硬。
然则，对某个势力采取何种外交或军事策略，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的。
比如西域各国，实力虽然都不强，但由于它们处在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独特地理位置上，所以，隋唐两朝主要采取的是招抚政策。武力征服不是不可以，只是在西突厥还很强大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很可能会迫使西域诸国倒向西突厥以自保，得不偿失，所以终贞观一朝，唐朝对西域始终是小心翼翼地逐步蚕食、分化拉拢。
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威胁无疑是东突厥。始毕可汗扶持北方割据势力分裂中原，其弟颉利可汗甚至带着10万骑兵杀到了渭水之滨。唐太宗李世民没有一味妥协，而是积极备战，命李靖、李绩等大将率六路大军北征，一举消灭东突厥主力，生擒颉利。至此，唐朝周边就只剩下了高句丽一个强大的国家。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民族、气候、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中原汉族政权从来没有彻底征服过朝鲜半岛，最多也就是收回了辽东地区而已，所以，劳师动众远征高句丽是得不偿失的多余之举，并没有让中原王朝获得多少实际利益。
的确，隋代四征高句丽让上百万人失去了生命，国家财力耗尽，社会矛盾激化，直接加速了隋朝的灭亡，但这四次大战也让高句丽蒙受了空前的损失，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换一个角度看，中国是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
这样的手段也许很愚蠢，代价也许很沉重，但即使杨广没有接二连三地远征高句丽，隋朝也会面临各种严重的内部矛盾。杨广远征高句丽，实际上是想用外战来转移国内矛盾，压制国内不服自己的势力。只不过他的运气不好，外战没打赢，国内也因此分崩离析。
历史不需要假设，隋唐两朝的皇帝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高句丽，一定要打！
唐太宗那句“不遗后世之忧也”，就是要抢在那些身经百战的精兵强将全部故去之前，趁着大唐帝国还具备开国时期的英武锐气，一举解决高句丽，不把这个心腹大患留给后人。
横扫辽东
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率唐军主力从洛阳挥师北上，十几万大军兵分三路，远征高句丽。李世民一辈子都以杨广为前车之鉴，出征前，他就曾诏告天下：“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他的意思很清楚，这次出征，既非一己之好，也不是为了炫耀国威，而是为了夺回本就属于中国的辽东之土，为隋朝四次远征战死的将士们报仇。
为了减轻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负担，李世民并没有征发各地的府兵出征，而是广募天下壮士从军。此举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避免了因强征大军而动摇国本，为本土留下了足够的防备力量，一方面又通过募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令天下军民无不感其爱民之心，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投军热潮。
“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是当时举国上下最流行、最令人热血沸腾的豪言壮语。
为了确保关中地区的安全，李世民在离开长安前还唱了一出“空城计”：他特地招来漠北薛延陀汗国的使者，谈笑风生地对他说：“朕马上要讨伐高句丽了，回去告诉你们的可汗，现在是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赶紧动手别客气，回头等我打完高句丽回来，你们可就没机会了！”
使者回去就把李世民的话转述给了薛延陀可汗。可汗一听，心想李世民这老小子是故意挖了个坑在诱引我们呢，指不定就在长安周围埋伏了大军，等着我们往下跳呢，不行，绝对不能上当！于是连忙上表谢罪，老老实实地待在漠北，没敢有任何轻举妄动。
唐军从洛阳出发前夕，留守长安的宰相房玄龄突然派人给李世民送来一封加急信。写信的人，就是19年前混在饥民当中，偷渡出关，私自前往印度取经的高僧玄奘！
玄奘回来了，而且是满载真经而归，与玄奘一同归来的，还有印度、中亚、西域等几十个国家的使团。19年前，玄奘孤身上路，历经千难万险前往印度；19年后，玄奘不但成了享誉世界的高僧大德，还成为大唐精神的化身，成功地将大唐德威传播到了西域和中亚。
据史料记载，上百万长安老百姓自发上街，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玄奘。
高僧归来，此乃大吉之兆！
李世民立刻下令沿途官员护送玄奘前来洛阳，他要亲眼见一见这位取经归来的当世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