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威尔逊校长在1902年上任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68%的教师是从本校毕业的，但在八年后他离开时，这个数字已经跌到了41%。至于在年轻教师当中，本校毕业生的比例更是大幅下降到只有29%。
实行导修制的一个副产品，是威尔逊成功地让普林斯顿大学变成真正的无宗教学校。既??要在全国范围寻找最佳的教师候选人，那么不再要求这些候选人符合宗教方面的要求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而当初威尔逊自己被请来普林斯顿当教授，是需要接受一定的宗教测试的。在非宗教化方面，威尔逊校长是非常清醒的。他的前任一直强调普林斯顿大学是长老会基督教大学。而威尔逊校长上任还不到一个月，就明确地指出，说普林斯顿大学是长老会基督教大学，指的“仅仅是”“明智而积极进取的新泽西州基督教长老会创立了我们这所学校”而已。他提醒大家，1746年新泽西学院的成立章程严禁任何职员之间的“宗教区分”。
过去，他曾经以教授身份建议聘任一位非长老会学者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结果遭受失败。现在他当了校长，并且有新泽西学院的成立章程作为依据，威尔逊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为普林斯顿大学聘请了第一位无神论学者，第一位犹太人学者，第一位罗马天主教学者。在他的具体操作的基础上，董事会在1906年正式宣布，普林斯顿是无宗教学校。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使得所有对教育提升有所贡献的教职员，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有资格在退休以后获得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退休金。
新聘导修教师的到来，除了改变教师团体的机构以外，还使得学生教师的比例降低到7:1。在威尔逊校长的第二个任期，学生教师比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导修制的建立给学校带来深刻的变化，以至于一些年轻的导修教师给1906年版的教员歌曲填写了新的歌词，其中两句唱道：
轻易的工作，高额的薪金，
学生就得日夜忙不停。
虽然已经享受助理教授待遇的导修教师薪金的确不错，说他们多少有点受宠若惊也还可以，但是歌曲毕竟是唱着玩的，至少他们肯定为这两句歌词的矛盾而发笑。他们知道，要使得“学生日夜忙不停”，他们自己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准备。期望在一所研究型大学从事“轻易的工作”，实在是匪夷所思。
在新的带有抱怨色彩的歌词和教学任务的调整出现之前，大部分的导修教师都有着比非导修教师更为繁重而困难的教学任务。在开头的两年，每一个导修教师都必须主持院系内各种大三和大四课程的“会议”。在那些尚未正式实行导修制的院系，一位作为导修教师聘来的学者，常常要在六到八个科目中负责“带领并且教育”35个学生。有一位作为导修教师聘来的学者，他每周要教七个科目的70个小时。为了追上学生的学习进度，他必须每周阅读一万到一万两千页资料，好让学生觉得“至少我受到了教育”。另外一位作为导修教师聘来的学者，必须同时教美国历史、货币银行学、法学、宪法历史、城市管理和金融。他抱怨道，“这真要把我折磨死了”。无疑，这种做法实在不可持续。
经过好几次调整以后，1909～1910年间，两类教师的课时差别缩小到只有四个小时。如果导修教师们满足于在学术生活中只是从事教师的工作，这种“额外”的工作量是必须的。但那些有高级学位的年轻导修教师，一般在学术上都有相当的抱负，希望获得教授或讲座教授的位置。对于他们来说，过重的课时负担会使得他们无法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并且进而发表学术论文。这样，他们就难以得到教务长和数学和科学学院院长范氏的赏识或者其他大学的青睐。
年轻学者应该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学校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课程上一展所长。可是同时担任好几门课程的繁重任务，压得他们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将变成“万金油”老师，什么都懂一点，可是没有一样精通。结果，少数成功发表论文的导修教师要么被其他学校高薪聘用，要么被提升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那些专注于他们的导修教学工作长达五年甚至更多时候的导修教师，必然觉得“进退两难”，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提升，而他们总不能永远停留在导修教师的位置。这种情况在1913年废除导修教师的助理教授资格以后，变得更为严峻，导修教师只能在自己熟悉的科目任教不多于两到三年。
经过艰难的实践和调整，导修制的实施终于变得比较合理，甚至资深教授也可能兼做一些导修工作。导修制在普林斯顿大学产生了一系列很好的结果。这种新奇大胆的观念和实事求是的实践，使普林斯顿取得了很好的声誉，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在北美，自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界里没有任何其他实践，能够像普林斯顿大学的导修制那样，受到过如此广泛的关注。最终，导修制的思想也被其他大学和学院吸收，不过他们要想复制的话，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正如耶鲁大学的校长当时风趣地抱怨的，没有任何一个大学可以立刻照搬普林斯顿大学导修制的做法，因为“普林斯顿已经把全国所有合格的导修教师都搜罗过去了”。
在普林斯顿，新的教学方法和高素质的人才，提高了本科生的学术兴奋度，加速了他们的“学术加盟”。如果不是受到了这个改革的鼓舞，那些过去总是觉得课外活动比学科学习更具吸引力的学生，就不会带着鲜明的目的去阅读。由于导修制的训练，他们的逻辑变得更加清晰，他们的写作变得更加老到。许多学生确实培养起了在课堂内外都讨论学术问题的习惯，甚至是在原来毫无学术性的饮食俱乐部。
在后来学校进行的民意调查中，1908～1915届毕业的校友表示，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视ΦΒΚ荣誉学会的入会“钥匙”为在学期间的最高荣誉，而不再是关于一场体育比赛。大部分人认为，即使没有变成“苦读的学生”，他们看书的时间还是变得更多了，对待他们的学习也更加认真了。他们始终保持着讨论一本好书的习惯，保持着在导修教师的家里或者书房里培养起来的“精神上的饥渴感”。
以希腊字母命名的ΦΒΚ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和ΣΞ荣誉学会（Sigma Xi Society）以及ΤΒΠ荣誉学会（Tau Beta Pi Association）一样，都是学术方面的荣誉组织。ΦΒΚ荣誉学会成员资格的确认，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一方面需要考查学生在学院课程中的学习成绩，是否非常突出，另一方面还要经过学会现有成员的票选。
总体来说，这种导修制教学达到了威尔逊最初设想的目标：更多的研究，更少的失败，更好的成绩，以及可喜的学习精神的提高。直到1923～1924年间引入四课程计划以及随后的毕业论文制度，许多人都认为导修制给普林斯顿大学带来了相对于美国其他高校最大的优势。
数学系的崛起
新泽西学院成立的时候，课程里面就有数学。自然，当时数学方面的要求比较简单，入学考的是算术，在学院学习的是初等代数、平面和立体几何、三角和一点点解析几何。即使这样，波士顿的一份报纸在1853年也已经说，“普林斯顿的数学研究在全国做得最好”。大家知道，哈佛就在波士顿地区。
有趣的是，早期的新泽西学院并没有专职的数学教师，而是由别的学科的教师兼教数学课。1787年，他们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请来第一位专职的数学家，但是又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学院才延揽到第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数学家，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撰写《范氏大代数》的那位范氏（Henry Burchard Fine）。范氏1880年在新泽西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885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时候，欧洲是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