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讲，经济衰退也并不一定会引起失业，也可以是造成每个人的收入下降。在农业社会里，并没有失业的问题，那时的农户并不领取工资，他们获得的是净收益，即支付完所有的成本之后余下的收入。这意味着他们每小时跟工作相当的平均净收入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收成好的年份里，他们每小时收入很高，在歉收的年份里，他们每小时的收入很低，而失业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
工业革命改变了工作的本质，并导致了作为社会问题的失业的产生。因为伴随着工业革命，生产单位由家庭转变为企业，进而产生了雇佣工人和失业，而失业问题也由过去的家庭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这种“对饥饿的恐惧”变成了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
经济学家进一步提供了很多种失业的情形：滑雪救生员只有在冬天才会被雇用，而某些庄稼也是季节性收割，经济学家把这种失业称为季节性失业；1948年印刷机发明之后，欧洲对抄写员的需求就一落千丈，从而引起该行业的大量失业，经济学家把这称作结构性失业；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波音公司裁退了1万人，东芝公司裁退了4500人，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周期性失业。
经济学家解释说，失业率是用于衡量想要工作的劳动力中没有得到工作者所占的比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指标，它能够告诉我们，有多少劳动力可以用于增加生产，这样，就使我们清楚了解经济发展速度可望达到多快。不仅如此，细心的经济学家还发现了失业率与GDP的关系。1962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人们将他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奥肯定律”。奥肯定律表明了劳动力需求水平在动态意义上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低；反之，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事实上，这个定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一国的失业率与其实际GDP具有负相关关系，不过，在今天看来，奥肯定律更深刻的意义不在于其所提供的具体数值，而是它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
奥肯定律：失业率每改变一个百分点，产出将反向改变两个百分点。
统计数字会撒谎
飞行员仅仅知道飞机仪表上的各项数字的含义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各项数字之间的关系，清楚哪些指标是正常的，哪些指标是异常的，进而做出调整飞行的决策。企业也一样，成功企业总能从报表中各个数字之间的比例、趋势分析中得出对自身财务状况的正确判断，这是企业运作之所以成功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人们最关心的指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之间既统一又矛盾。在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三个概念中，通货膨胀为一方，失业和增长为另一方；两方之间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政府不担心失业或者增长，那么通货膨胀就很容易对付。
遗憾的是，当政府试图阻止通货膨胀时，常常会引起衰退，失业加重，增长趋缓；同样，当政府试图刺激增长或者减少失业时，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失业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但通货膨胀的代价是隐性的，因此政府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
1958年，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英国1861～1957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
威廉·菲利普斯
更具意义的是，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根据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交替关系在美国同样存在。更具意义的是，他们将菲利普斯曲线发展成为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表示出的曲线，这就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存在交替关系，即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都引以为荣的是，他们能够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向政府进行建言，以此指导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紧缩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和失业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上。
但是，近年来，人们发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随着20世纪70年代各个发达国家普遍的“通胀”到来，人们开始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了质疑。当然，不管怎样，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是宏观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这方面最早的探索。
菲利普斯曲线告诉我们，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存在着交替的关系，有时，可以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
最后，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存在着交替的关系，它们也可能是并存的，因此，可以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也可以运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有时两者的关系会比较复杂。究竟政府该如何平衡各个指标，亲爱的读者，请不要着急，我们将在后面为你慢慢解答。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聪明的经济学家还发现了什么更好的经济指标。
还有更好的指标吗？
经济学家们苦思冥想，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统计指标：
绿色GDP：这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即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而统计的GDP，因此这个指标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当然，绿色GDP的计算还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目前仅仅有挪威、芬兰、法国、美国、墨西哥等少数国家率先实行了这一指标。
实际进步指标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是对GDP的调整，GDP把用于因犯罪、自然灾害、家庭解体等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均视为社会财富，而实际进步指标GPI则要扣除因为环境污染带来的清洁支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等，因此实际进步指标GPI的核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其中的每项指标都需要我们对社会发展目标进行调整。
痛苦指数：1970年，作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的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就是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加总来描述一个大致的经济状况，因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是政府和民众极力希望降低的指数，因此痛苦指数可以很好地衡量老百姓对经济运行的感受。痛苦指数的成名来自于卡特总统的竞选胜利，当时福特政府在那年夏天使痛苦指数达到了13.57%，人们以此将福特称作“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继任者卡特总统甚至说：“任何给国家这种痛苦指数的人，连开口说要当总统的权利也没有。”不过卡特总统的日子也不好过，当1980年他带着21.98%的痛苦指数默默离开总统宝座时，人们果真体会到了痛苦指数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不受欢迎指数：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调查发现，人们对失业的重视程度是通货膨胀的6倍，因此，他们对痛苦指数进行了修正，也就是将6乘以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率，用这个指数代表经济运行状况似乎能更加反映人们的疾苦。
基尼系数：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了著名的基尼系数，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数值越大，则说明财富分配越不平等。
芝加哥垃圾指数：经济学家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 Evans）的一个同事从垃圾行业收集信息，创建了一套芝加哥垃圾指数。垃圾指数越高，表明经济形势越好，对此，他们解释说：“垃圾是反映人们正在购买什么的一个相当好的指标，因为他们总要扔掉包装……”根据他们的统计，“9·11”恐怖袭击以后，芝加哥垃圾指数大幅降低了，收集数量减少了，直到半年之后才有所恢复。
不准确的经济学
经过不懈的努力，经济学家找到了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失业率、国际收支这几个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当然这也是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几个经济学指标。尽管这些数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经济学家们渴望像物理学家那样轻松地工作，因为统计数据帮助物理学家获得了很多重要的结论，比方说数字能够告诉我们100米以外的子弹能够射穿多厚的钢板，据此物理学家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一个躲在钢板后面的人是否会在一次枪击中受伤，然而经济学家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尽管对于很多经济学家而言，统计数字就是生命，他们从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与数字打交道，所有的了解、诠释和推理都是建立在统计数字基础上的，然而真正的数字来自哪里呢？让我们回味一下19世纪末英国税务部部长约西亚·斯坦普的这段话吧：
政府常常热衷于收集统计数据……政府收集数据，加加减减，计算n次方，开3次方……最后做出美妙的图表。
但是决不能忘记，其中的每一个数字首先都来自于村里的看守人，天知道，他只会随心所欲地记下自己喜欢的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