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系列数据，都在颠覆社会中流行的说法：现代社会更高的教育和收入水平给人们（特别是妇女）所带来的新观念和经济独立，是单身潮的基本动力；单身是人们创造的新生活方式，是从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的新自由。至少从美国的数据看，虽然单身潮的存在不容置疑，但单身的群体主要集中于弱势的阶层和种族。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性解放和女权运动使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女性的未婚率居所有人口组之首，但自1980年以来，当女性真正从男权中解放出来，开始享受男女平等的果实时，她们率先放缓了单身的步伐。在这段时期，妇女在大学生中占了大多数，而且这一数量优势越来越大；她们的学业表现也超出男性。这不仅使她们因为学业推迟了求偶期，而且也越来越难找到教育程度和自己相当的男性，婚嫁自然困难。即使如此，她们的未婚率仍是各人口组中上涨最慢的，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还稳中有降。这显示出了她们结婚的念头很强烈。据统计，在本世纪初，78%的美国年轻女孩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结婚。绝大部分未婚男女都说自己希望结婚。
可见，解释单身潮现象，需要从多种角度去考量。社会对婚前同居的宽容，女性的经济日益独立，乃至人口流动性的加速，加之大众文化的影响等，都对单身潮的出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机会的限制，文化和社会上的弱势地位，同样也促进了单身潮的形成。比如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未必会提高享受这种进步的妇女的未婚率，但却大大减少了一些低阶层男性的结婚机会。也就是说，这场社会革命中的赢家高高兴兴地结婚了，输家却苦于找不到“对象”。单身未婚不是人们主动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当妇女充分享受自己的教育机会，并且表现超出男性时，就引起了在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中性别比例的巨大变化。
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大学男女同校，扩大了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第一批享受这个机会的，到1980年时还没有过30岁，所以那一年在25～54岁的妇女中，大学生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为100:70。不过，那年月男性一般都和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女性结婚。这个高学历群体中男性虽然严重过剩，未婚率却不到6%；女性虽然看起来奇货可居，实际是没有人敢娶（未必是自己想单身），未婚率竟达9%。在最低教育阶层中，虽然男女比例为100:108，但女人往上嫁，男人往下娶，女性在数字上过剩，实际未婚率仅5%多一点，剩下的是不争气的“穷光棍儿”，导致这个阶层的男性的未婚率高达8%，仅次于没有人敢娶的新潮女大学毕业生。
到了2004年，社会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在各种层级都超过男性。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比例为100:106，说明女性在大学中已经占据优势。不过，这个数字反映的是25～54岁人口的情况，基本上还是过去20多年妇女教育成就的写照，如今妇女早就扩大了优势。比如在2003～2004年度，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的男性有57.3万，女性则达77.5万。也就是说，每100个男性从大学毕业，就有135个女性大学毕业！100:106的数字未免相形见绌了。再看看那些高中也无法毕业的底层（还是25～54岁的人口群），男女比例是100:86。在高中毕业生中，男女比例是100:94。女性大多上了大学。低教育阶层只能留给男性。
也正是在这里，美国人的婚姻状况出现了严重违反常理的现象。首先，男人往下娶，女人往上嫁还是社会主流的观念。受教育最高的阶层，女性数量严重过剩，同等教育水平的男性再往下娶，这些女性按理更应该嫁不出去了。同时，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阶层，男性严重过剩，出现了大批光棍儿（其未婚率确实高居各人口组之首），女性奇缺，考虑到她们还有上嫁的可能，结婚应该非常容易。但事实正好相反，那些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尽管在人数上的过剩日甚一日，但未婚率近五六年停止了上涨，徘徊在13%左右。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女性，虽然在数字上显得非常稀缺，在最近五六年的未婚率却是各人口组中上涨幅度最快的，到了18%左右。
要解释这样的现象，就不得不首先从观念上找原因。第一，女权运动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男性越来越能接受和比自己文化和收入都高的女性结婚，不再以高攀为耻。记得多年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讲述的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离开自己当律师的女友，分手的原因是对方太成功，让他感到自己像是她的性玩偶。而如今，他们不得不接受事实，甚至愿意和比自己优秀的女性结婚的人也越来越多。只是在女性中，不肯低就的还比较多。不过这样的人，往往集中在非常成功的精英层中，对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整体婚配影响不大。第二，婚姻相对于单身来，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倾向于有长远打算，为人处世更负责任，因此结婚的念头特别强。这一点，在女性中尤其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她们人数上过剩，但未婚率却低于同等教育水平的男性的原因。
当然，结婚带来的家庭稳定和伴侣的支持，也更容易让人成功。换句话说，成功带来了婚姻，婚姻带来了成功。第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般而言家庭环境相对良好，也容易抵御通俗文化的影响。比如电视上特别热衷于描写离婚。孩子从小看这些悲剧，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对婚姻的恐惧。如果再加上父母离婚，他们就更不敢结婚了。这一点在黑人社区特别明显。有大学文凭的人，父母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高。2001年的一项联邦数据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运动以来，那些有大学文凭的女性，离婚率比没有大学文凭的女性要低50%。所以，高学历的家长离婚少，对孩子的成长有好的影响。而且，这些家长重视教育，不像文化程度低的父母，大部分时间把孩子丢在电视机前不闻不问。久而久之，两种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对婚姻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当然，除了这些，还有物质条件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收入高，经济上更能胜任组织家庭的角色。
可见，所谓美国的“单身贵族”，只是一种美丽的假象。在美国，人们谈起上大学的好处时，常常会这样说：你上过大学，一生的收入比没有上过的要多出百万美元以上，而且活得更久，吸烟的概率低，出车祸的概率低，结婚的概率高。良好的教育赋予了人们许多新观念，让人们有了更多的经济资源，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去挑战婚姻家庭。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单身现象和几十年前中国农村的单身现象也相差不远：过得好的人结婚了，穷人和懒人只好单身。如今美国的单身率，无论男女，没有高中文凭的阶层都占据第一位。对他们来说，单身就是一无所有的表现。
美国的“富人超生”
“无产阶级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这是20世纪一位蔑视工人阶层的美国资本家留下的“名言”。在他看来，那些越穷、越没有工作的人，越喜欢生孩子。他们不穷才怪！这话似乎并非没有道理：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普遍比较高；而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特别是妇女教育程度）高、男女平等意识强、避孕技术普及的发达国家，出生率却越来越低。老龄化已经成为了后工业社会的富贵病。
但是，当今美国已经出现了相反的趋势：越是富有，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夫妇，越要生孩子。1995年，美国有26%的婴儿诞生于已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中。到2004年，这个比例达到了28%。这个数字似乎平淡无奇，生了3个以上孩子的母亲大量集中在那些学历高、收入高的妇女之中，集中在一些富人区，这样的景象才真叫惊人。
比如波士顿郊区的卫尔斯利镇，也就是著名的卫尔斯利女子学院坐落的地方，是个平均房价接近百万美元，教育环境极好的富人区。看看当地幼儿园中的一个班，20个上学前班的孩子，有12个来自有3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有一个竟是来自有8个孩子的家庭！
这些孩子的母亲，也绝不是1个世纪前没有受过教育的生育机器。相反，她们大多有极高的学历，甚至名校毕业，拿着高薪。不过，当她们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就辞职在家当主妇，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生上四五个甚至六七个孩子的已经司空见惯。人们抱怨美国人的SUV越生产越大，却很少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家庭人口数量变得越来越多，当然需要大容量的汽车。
生育行为首先是个文化现象。目前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大大低于人口替代所要求的水平。不过，美国是个例外。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女权运动开花结果，经济低迷，美国的出生率跌到1.7的低谷；但是此后稳定反弹，到了90年代维持在一个妇女生两个孩子以上的水平，仅略低于人口替代水平；而欧洲同期的出生率，则从1.85跌到了1.58。其中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的妇女生育率，已经跌至1.1～1.3的水平。日本的这个数字如今则跌到了1.3以下！
美国的例外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势力的强势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强调家庭价值，反女权，反堕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育率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盛行，生育率急跌。里根总统1980年上台后，美国进入了保守主义主宰的时期，生育率上升。再就地域而论，以每个妇女生孩子的数量计算生育率最高的，除了阿拉斯加（2.5）外，几乎都集中在基督教保守主义统治的南方：犹他（2.54）、亚利桑那（2.36）、得克萨斯（2.35）。生育率最低的，则集中在自由派当道的新英格兰地区：佛蒙特（1.60）、缅因（1.66）、罗得岛（1.70）、马萨诸塞（1.71）和新罕布什尔（1.73）。
不过，最近的高学历、高薪水的妇女多生的现象，却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比如前述的卫尔斯利，坐落于生育率奇低的马萨诸塞，拥有五六个孩子的多是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富人家庭。虽然这些富人的生育行为不足以改变本州的生育率，但因为他们的阶层和其居住地区的集中，因此显得格外惹眼。
这些人多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负担得起养孩子的费用。如今一般的美国家庭，需要双份工资才能维持生活。孩子多，不仅托儿费、学费没有着落，而且当妈妈的往往要辞职在家，从而丧失一半收入。最近崛起的一个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白领阶层，一个人的年薪就是6位数，夫人辞职并无大碍。更重要的是，这代人空前重视教育，不肯撒手把孩子的教育交给别人。结果，孩子一出生，受过高等教育的妈妈就辞职在家，形成了中高产阶层中的家庭主妇的回潮。《纽约时报》曾经采访138位耶鲁女大学生。其中有85位，也就是60%左右的人，计划未来有了孩子后停止工作或者只干半日制的临时工作，以当母亲为人生的主业。仅有两位说她们期待自己的丈夫在家照看孩子，自己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另有两位称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丈夫事业发达，自己就留在家里。反之，丈夫就留在家里。她们这样想，一大原因就是从自己出人头地的经历中，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是多么需要母亲全身心地投入。
现在中国也出现了“富人超生”的现象。当然中美背景大为不同。中国有计划生育政策，一般生第二个孩子就算超生。美国则鼓励多生孩子，生5个也算不上超生。不过，“富人超生”的“超”法不一样，社会经济基础却非常类似。在中国是富人有钱，缴得起罚款。美国同样是富人有钱，可以养得起许多孩子。他们的“超生”不是违反政策，而是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育率。
我曾经以波士顿为中心介绍了美国人“越富越生”的现象。最近《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介绍曼哈顿的富裕阶层的生育率，也证明了我的观察。
曼哈顿本是单身贵族的乐园。前几年热门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就是以曼哈顿为背景的。但是，根据最近的人口统计数字，从2000～2005年，曼哈顿5岁以下的儿童数量增加了32%。这一增加的主要动力，来自富裕的白人。在这期间，这个年龄段的非拉美裔白人儿童数量增加了40%，总数占曼哈顿同龄儿童的35%。在纽约市，这个比例仅为24%。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曼哈顿的白人儿童在这个年龄段第一次超过了黑人和拉美裔儿童的数量。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曼哈顿的白人特别富有，在这寸土寸金之地养得起孩子。曼哈顿大约有3.5万个白人低龄儿童，他们父母的中等年收入竟达28万多美元，位居美国第一，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旧金山，那里低龄白人儿童父母的中等年收入是15万多美元。相比之下，在曼哈顿同年龄层亚裔儿童的父母，中等家庭收入只有6.6万多美元，黑人为3.1万美元，拉美裔仅2.5万美元，不到白人家庭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