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危机：中产阶层的愤怒
我们能不能住小房？
房价是怎么涨起来的？
房奴心理学
经济适用房：为什么我们还得要？
美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
中国的廉租房难道还赶不上500年前的欧洲？
住房建设的新模式：从北京看过来
中国大城市居民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住房标准？我看首先要面对两个现实。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住房标准和预期不能和发达国家攀比。第二，中国人口高度密集，土地资源缺乏。即使和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比，人均住房面积也要小一些。
无车，小房……这些对于大国的公民来说，似乎不是很舒服、很振奋人心的前景。但是，大国不等于就是美国。大国有许多模式，不是只有美国一种模式。
日本的小房社会，比起美国的大房社会来有许多优点。人口密集，公共生活多，公共交通发达方便。步行街多，市民习惯走路，有更多的运动机会。另外，房间小，冰箱也小，食品不储存，家庭主妇常常天天买菜，食物新鲜精致。人更苗条，更健康，人均寿命也长。
住房危机：中产阶层的愤怒
住房危机，说白了就是“中产阶层的愤怒”。他们的愤怒，并不是来源于他们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而是他们心理感觉上的相对贫困。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都是一股稳定的力量。比起真正的下层来，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比起上流社会来，他们又在人数上占压倒性优势。如果他们愤怒，社会就难以和谐。
这种中产阶层的愤怒，在一个经济高度增长、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时代最容易出现。经济高度增长催生了一个暴富阶层。这个阶层，又提高了所有相关阶层（主要是中产阶层）的自我预期。当这种膨胀的预期无法实现时，就会产生挫败感，而当游戏规则的不公平成为这种预期破灭的主要原因时，挫败感就会变成愤怒。比如，你大学毕业，自认为才能不亚于人，但是几年下来，突然发现一个原来能力还不如你的同学，收入已经是你的上百倍，并且致富途径不清不楚，你却连所房子都买不起。那么即使你没有生存危机也可能会愤怒。
面对暴富阶层，中产阶层这种“你能为什么我不能”的心态，直接投射在住房问题上。当他们看到一栋栋豪宅拔地而起时，就觉得自己拥有一套一二百平方米的住房只是处于生活的底线，他们不满足于此，因此会大声疾呼。
中国大城市居民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住房标准？我看首先要面对两个现实。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住房标准和预期不能和发达国家攀比。第二，中国人口高度密集，土地资源缺乏。即使和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比，人均住房面积也要小一些。可是，当北京限定经济适用房的面积为80平方米时，不少人说限制得太低。显然，大家的预期还是偏高了。
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国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自始至终面临着住房危机。1966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第1个5年“住宅建设计划法”，目标是一家一居。到1971年，第2个5年的“住宅建设计划法”提出的目标是一个家庭成员一间屋，为此计划建设960万套房，实际只完成了826万套，而此时日本已经步入了世界富国的行列。1976年第3个5年“住宅建设计划法”颁布时，住宅建设的目标才从数量转为质量。到1986～1991年第5个5年“住宅建设计划法”期间，日本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有24.5%的家庭还居住在超低标准的出租房中。可见一个人口密度过大的国家，解决住房问题是多么困难。
再看居住面积。20世纪伊始，日本的中产家庭平均居住面积为165平方米，到了1989年则降为89平方米，主要是战后人口增长压缩了居住空间。以战后的数据算，在1963～1988年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家庭平均住房面积的增长非常缓慢，从72.52平方米增加到89.29平方米。在1988年，以2003年的美元价值计算，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2.2万多美元。
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才3300多美元。参照日本的标准，大都市中一家80平方米的住房标准，恐怕已经过高了。以不切实际的预期，要求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手段降低房价，让中产阶层家庭都住上接近100平方米的房子，显然违反市场的基本原则，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难实现这一目标。
不过，说房地产是暴利产业，让政府发展廉租房来照顾穷人，让开发商放手谋求暴利，甚至限制房地产业的准入资格，则更是荒唐。暴利经济（如中世纪的奢侈品贸易）是市场发展不充分的表现。经济越现代化，商品市场就越以普通百姓的基本需求为核心。中国目前的住房市场应该主要是几十平方米的平民房。大部分人的住房还是要在这个层级通过市场来解决。房地产变成暴利市场，主要还是政策太向豪宅倾斜，开发商的垄断太多。比如单位集资建房，有人说是开历史的倒车。其实，单位如果不正当地掠夺了社会资源，我们可以在制度上加以限制，但单位要不要给职工提供住房福利，则是单位的自主权。
在需要大量资金的房地产市场上，单位代表职工集团购买，对房地产商可能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间，公司不仅给单身职工提供了宿舍，结婚职工也都大量居住在单位的公寓里，有效地降低了职工的住房开销。
日本的住房问题，一直是民生一困，但没有发展到爆炸性的地步。究其原因，一是日本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均富的社会，有终身雇佣制，有全民医疗保险，人人的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二是竞争规则透明，致富的轨迹清清楚楚，大家心服口服。因此，老百姓接受现实也就容易一些。而我国的情况是，住房的预期被先富起来的人抬得太高，人们不愿意面对现实。所以，抑制房价，一方面要降低老百姓的住房预期：不买房能过，就不必急着买房。这样就减少了需求。另一方面，则要把房地产从暴利产业改造成平民产业，对超标的住房上加以重税，暴富者要为自己多占用的土地资源多付出些代价。只有当建豪宅没有那么多油水时，房地产商们才会在建设几十平方米的民宅上花心思。
我们能不能住小房？
有统计称，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排放，交通工具占14%（包括汽车、飞机、轮船等等），住宅和商业建筑（不包括工业设施和发电厂）则占了10.3%。又有统计称，住宅、商业和工业建筑的排放，占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排放的40%。不管按哪种计算，住房和汽车都是巨大的污染源。
我是1994年离开中国，1999～2000年间一家三口在日本住了一年。令我格外吃惊的是，日本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一般老百姓的居住面积似乎并不比中国大多少。要知道，2000年日本的人均GDP，比1994年中国的人均GDP要高二三十倍！
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一倍多（337/138）。但是，即使是东京这样超拥挤的大都市，也比中国的城市空气清洁。乘新干线从东京往外走一个多小时，就能见到一尘不染的乡村。日本的森林、山野保护得如同原始状态。最近在北海道，因为人太稀少，政府居然给前来定居的居民免费的土地！这些都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不像美国人那样需要开车出行。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安心住小房。在中国这样一个高人口密度的社会，房地产市场需要微型房的理念。越是大城市，越是发达的经济，这种理念就越珍贵。
1平方米1万多元的房价，50平方米就需要五六十万。这让许多中产阶层也难以承受。这个阶层，住房至少要上百平方米。但是，如果把面积缩小到20平方米，那么二三十万就够了。如果这样做的人多了，房子的需求就会减小，房价就会下跌，住房就变得越来越可以承受了。更重要的是，环境会变得更清洁。
最近在西方国家，微型房如同微型车一样，正在成为悄然兴起的新潮。美国的新住宅平均面积，从1978年的1750平方英尺（约162多平方米）涨到2007年的2479平方英尺（约230平方米），房子越盖越大。但是，从2008年开始，新房建设的平均面积有减小的趋势。特别是一些中高产阶层，正在领导着微型房潮流。《金融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主流媒体，对此都有不少报道。
比如，格雷戈里·保罗·约翰逊是小房协会的创办人之一，住在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州艾奥瓦，自建的小房仅140平方英尺（13平方米），从2003年搬进去住，一直悠然自得。这房子在他看来一个人住很完美，两个人住也舒服。他说这是他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他每天去健身房，在那里洗澡。他多在外面吃饭，社交很多。他的主要生活都在房子外面。房子主要是个睡觉的地方。住进小房子后，他的身外之物变得更少，操心的事情更少，更加自由，生活更充实。在加州的杰·谢佛是一家小房公司Tumbleweed Tiny House Co.的创建人，在4000平方英尺（37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长大，如今则搬进自建的近百英尺（9平方米多）的房子里。实际上，远在艾奥瓦的格雷戈里·保罗·约翰逊是他的一个客户，两人后来成了小房运动的合伙人。格雷戈里·保罗·约翰逊的微型房协会有40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已经在世界各地建设了500多栋微型房。500平方英尺（46平方米）以下的房子成为他们的标志模型。在日本和欧洲，微型房运动正逐渐成为一种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