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发现，在这个地区的中小学当个老师可不那么容易。比如女儿小学里的一位学生家长，在英国是位医生，来美国因两国标准不同而必须再考医生执照。她最后决定还是当小学教师。为了这个目标，这位医学院训练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竟在女儿的小学里当了两年多志愿者，希望由此获得机会，但现在仍没有真正工作。在波士顿地区的许多高中，教师里拥有常青藤博士学位的比比皆是。我所居住的镇不足5万人。但公立学校的音乐指导，当年是耶鲁校园里一位合唱明星，所组织的合唱团至今在校园里里仍很活跃，乃至她10多年后回去有了“祖母”之称。她毕业后上了音乐学院，现在波士顿音乐会厅的一些演出开场前还请她去讲解音乐史。可见，许多教师就是地方的文化领袖，不是谁想当就当的。
我还必须交代，在美国教师并不是热门职业。相反，教师短缺、教师素质下降的危机不绝于耳。很多教师是不合格的。不过，即使在这种环境下，我很难想象一个名校的本科生因为找不到教师的工作而如此幻灭。
从报道上看，那位女生仅有大专学历，而广东又是个经济发达的地区，门槛高并非不可理解。如果用人单位在本科生和大专生之间进行选择，是否应该选择本科生呢？如果学校绕开本科生而雇用大专生，学生家长会接受吗？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能够冷静思考。中国的教育有许多漏洞要补。但真要补这些漏洞，还是应该有比较高的标准。比如，中小学教师至少应该受过名副其实的大学训练。这当然必须以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为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或大专生一毕业就能自动获得教书的资格。
我希望，当今中国的大学生们少些抱怨，多些努力。当你想从社会得到些什么时，首先要问问：你能给予社会什么？
美国大学生：争当农民实习生
前节讲到中国的大学生要求太多、太爱抱怨，仿佛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我不妨再补充几句，说说我在海外见到的例子。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大学生的就业危机。但是，各国大学生对待危机的心态则大有不同。在中国，大学生卖肉、大学生掏粪、大学生当“豆腐西施”等等，都会引起一系列舆论的“地震”和“反省”，甚至质问：“为什么上了半天大学，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用人单位要是敢问那些前来应聘、并号称是“什么都能干”的大学生“你能扫地吗”之类的问题，那就等着媒体的臭骂吧。
今年美国的大学生运气如何？倒霉！不过，这些学生本身似乎没有这么多抱怨，媒体也没有对他们的命运报以那么多的不平。比如，《纽约时报》最近头版报道，经济走低后，大学生争相给农民当实习生，而且还乐在其中。我不敢说这些给农民实习的大学生都很快乐，毕竟他们生活水平因此降低很多。但是，至少媒体关注于这种积累经验的积极因素。这就和中国媒体拉开了距离。
是什么样的大学生下农村呢？你可不要误认为是那些“三流大学”的学生，他们许多都是名校毕业。仅《纽约时报》提到的几个例子，就来自巴纳德学院、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纽约大学等等。再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表上一查就知道，这些几乎全是私立名校，一年的学费至少就3万多美元。如巴纳德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附属学院，新生录取的SAT成绩和常青藤盟校非常接近。
这些学生下农村干什么呢？很简单：种地，挤牛奶，农民干什么他们干什么。收入如何？如果找到国际著名农业公司经营的大农场还好一些，一周300美元，一年干满也就1.2万美元（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干满）。如果找到小农户，一周就25美元，一年干满也才1500美元，远远低于美国的最低工资线，甚至比一个9岁的小孩子为邻居家的老奶奶清洁冰箱挣得还要少。当然，这些属于实习，不是工作，所以才合法。但要知道，美国大学生起薪最高的工程专业，毕业平均能拿7万多美元的年薪，一般专业大致也是4万美元上下。不管怎么说，拿这么少的钱给人家干活，在我看来实在有些委屈了。更不用说，有的城市长大、名校出身的学生，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如今居然要用没有抽水马桶的“堆积式”厕所。
但尽管如此，如今申请到农场当实习生的大学生几乎创了纪录。比如缅因州的有机农民与园艺者协会，自2003年以来每年都有75份左右的实习申请，今年则有200多份。纽约州的一个小农场，也收到了20多份申请。农民的反应是：他们欢迎这些廉价但充满激情的劳动力。
说充满激情并不夸张。这些学生并不是农学专业，而是从英国文学到生物，什么专业都有。他们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有的学生通过农业实践，对有机食物、食品安全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日后进商学院、法学院或进入政府部门，这些经验都会对他们大有帮助。另有些学生，则觉得农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他们可以维持生存，再想想下一步怎么发展。还有些学生，干脆就是喜欢农村的生活，喜欢清新的空气，喜欢和自然、动物打交道，喜欢干完一天后肌肉疲劳酸胀的感觉。他们在迎接生活的新挑战，没有一个人抱怨。
看到这些，你不能不说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成功。这些学生更能适应变化，更能应对生活的挑战，对别人的要求少，对自己的要求多。他们不觉得谁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好事业和生活，懂得一切都是自己干出来的，在哪里起步都无所谓。中国的大学、媒体乃至大学生本人，是否能从这里学到些东西？
5万研究生的名额能否给民工？
2009年，大学生就业危机下酿出了研究生增招5万的政策，一下子引来媒体的口诛笔伐。此政策可谓用心良苦：如今经济萧条，把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送进研究院“充电”，几年后经济恢复，他们也正好毕业，所学的东西马上可以用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这样一来，既缓解了就业压力，又对未来进行了智力投资，岂不一举两得？
这样的道理，在现实中能否讲得通先且另当别论。我只是希望问一下：即使顺着解决就业压力、对未来进行智力投资的思路想下去，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思路？要知道，面临就业压力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民工。大学生毕竟已经受了4年的高等教育，民工中则有许多连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这些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对新的环境还没有适应，而几年后就要转化为产业工人。他们的素质关系到中国经济长久的竞争力。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提高下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能呢？
我早就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过分扩张，应该减肥。真正要发展的，是低层次的高等教育，也就是大专。这类学校，在日本叫短期大学，在美国叫社区学院，一般都是两年制，教授非常具体实用的技术，费用也比普通4年制大学便宜得多。这些年，美国的大学生总数大致在1800多万的水平上，其中在两年制社区大学中就读的学生达到700万左右。也就是说，两年制的“大专”占大学生总数的38%左右。这种学校，多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被淘汰的工人，在这里可以用非常低的费用获得短平快的再培训，两年后重返劳动市场。所以，一到经济危机，特别是转型时期的经济危机，政府就会加大在社区学院的投资。比如几年前小布什政府就在美国企业纷纷外包、制造业萧条的时刻，加大了联邦政府对社区学院的投入。
在目前的情况下，投资社区学院、并让民工就读，比投资于研究生教育要有效益得多。第一，中国大学生失业率高，很大程度是教育本身的失败。几年前媒体反复报道，国际跨国公司的中高层职位严重空缺，一大原因就是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适合国际一流企业的人才来，而且无法提高学生的竞争力，结果只能是推迟失业，并浪费了相应的教育经费。我们不妨以美国的学生做一番对照。美国孩子从小讲究社会实践，十三四岁就开始打工。到了大学，大家暑假打工，高年级实习，具有非常多的工作经验。比如当今的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伯南克，高中时端盘子、在建筑工地干粗活，什么都捡得起来。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多是从校门到校门，缺乏基本的社会经验。4年大学读下来已经与社会有些脱节，再在研究院隔绝两三年，则几乎更不了解社会。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吗？相比之下，民工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更急需教育培训。把教育经费投在他们身上，比投在大学生身上能够创造更高的附加值。
第二，虽然目前大学要收学费，研究生也开始逐渐取消公费，但根据种种研究，培养一个学生还需要国家相当多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钱就成了问题。培养研究生所需要的经费多，培养一个社区学院的“大专”学生则经费节省。比如把5万大学生送进研究院，恐怕比把5万民工送进大专或者技术学校的成本要高很多。我们为什么不走低成本的路？
总而言之，教育部门的决策者应该开阔思路，推出些有创造性的政策来。要学会草根思维，不要眼睛老往高端看。教育的民本主义，是中国社会之必需。
用土地换教育，让农民进大学
农民问题是困扰了中国上千年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要成功，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我们不妨审视一下世界史：农业的成功离不开农民的成功，而农民的成功则有赖于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发生了农业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很少的农业人口就能养活大量城市非农业人口，工业革命因此才有可能。这样的结果，归根到底在于中世纪晚期以来“国王要自己过”的封建传统：王室的费用应该自筹，没有议会的同意，不得随意加税。而议会又被地主阶层控制，使王室无法向农业伸手；另一方面，王室通过国王法庭，在地主和佃农的争执中经常支持后者，使地主提租的权力受到了限制。结果，大佃农的资本积累非常迅速，通过规模经营和技术创新提高了效率。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到了18世纪，新兴的工商阶级通过海外贸易赚了钱后，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政治权力，纷纷到农村置办产业，并成立了农业研究会，推广新技术，甚至亲自面试佃户，传授最新的技术，由此赢得了地方社会的拥戴，最后被选进议会。当时所谓“革命作物”和“诺福克四重混种法”的流行，就是这些人努力的结果。
日本则自中世纪末期的战国时代就形成了强大的乡村自治的传统。到了江户末年，豪农阶层在地方上举足轻重，到明治维新时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村民不仅讨论地方事务，甚至一起学习西方名著、起草宪法。当然，各种各样的农学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展开。政府也鼓励助农的活动。比如在耕牛的推广、新肥料的使用等方面，农民都得到了很多帮助。农业的发展，为明治维新时代的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的资源。
再看美国，自建国起政府就开始给农民免费邮寄各种新作物的种子，鼓励农民进行各种农业试验。1862年，国会通过了《Morrill颁地法案》，给每个州的众议员名下分配3万多英亩的联邦土地，各州把经营这些土地的收益（包括贩卖的收入）作为永久的教育基金，以成立一系列的大学，教授农业和机械方面的技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核心的目的，就是给农民装备上各种实用的知识，以发展农业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和这种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看看中国农民，对比可谓再鲜明不过了。历史上，农民为国家提供了主要的税收，但却一直受贪官污吏的欺压和盘剥。最繁荣的江南一带，经营农业成功的地主迅速迁出农村。明清两代，乡居地主几乎全变成了城居地主。他们除了收租外，对农事不闻不问，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里。另外，为了收到地租，和官府勾结的租栈纷纷成立。这些租栈拿着官府给的空白逮捕状，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抗租的农民。这样一来，农业生产得不到有效的组织，缺乏足够的投资。建国以后，城乡更是严重分离。即使是改革开放后，农民仍然享受不到城里人那么多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农村怎么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