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改革，给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希望。在高速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时代，农业问题绝不仅仅在于农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拥有世界40%的农民，但却仅有世界10%的耕地。农业生产规模过小，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中国的总劳动力中有40%是农民，但其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2%。在粮食产量上，中国过去10年的年增长率为1%，美国则为2.5%左右。曾有人撰文指出，当今农民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于进城打工获得的收入。可见，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或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摆脱剩余的劳动力，适当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是，这样的战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正在面临着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需要的不是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术甚至无技术的劳工，而是教育程度较高的高技术工人。长期城乡分化的结果，使农民在受教育程度、文化习惯等方面和都市经济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他们如果得不到充分训练，不仅自己生计会受影响，而且也无法在劳动力供应萎缩的时代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急需的高质量劳动力。结果不仅延缓了农村问题的解决，甚至还会影响到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让农民进大学。这是个巨大的变革，需要高度的政治远见和制度创新。具体而言，农民进大学需要三个环节的连动：第一，农民对自己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支配；第二，有关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支持下，对农民提供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的信贷服务；第三，大学对农民学生采取分红式的延期收费制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农民出一点、国家出一点、大学出一点”的办法，解决未来几亿进城农民的巨大教育费用问题。
具体而言，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必然要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偿转让。保证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权利，就使他们能够用转让所得的收入为自己的未来而投资，包括缴纳大学的学费。对此，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农民利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收益进行教育投资。比如，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对那些愿意上大学的农民提供低息甚至无息的教育贷款，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甚至可以通过若干年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未来收益”逐步偿还眼下的教育债务。其实，这种贷款在发达国家已经是家常便饭。消费者经常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进行借贷。
不过，最关键的还在于大学本身。最近几年大学盲目扩招、盲目上马硕士、博士课程，不顾及教育质量、不考虑市场需求，造成了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农民把自己的家底儿投资给这种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前途的大学呢？所以，大学的改革势在必行。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国家要求所有接受国家拨款的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民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期间，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通过贷款来支付生活费，但学费必须要等到毕业找到工作后逐渐支付。如果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则可以不用支付这些学费。也就是说，大学必须先培养出能找到体面工作的学生，然后才可能从学生日后获得的“教育红利”中分享收益。如果大学一心忙着盖大楼、开设不合时宜的硕士、博士课程，导致学生毕业即失业，那么就永远也别想从学生那里取得回报。大学应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的前途为中心。另一方面，这一推迟支付学费的措施，也可以通过银行的信用服务来完成。农民学生因为用自己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获得贷款、获得推迟支付学费的财政优惠，日后如果赖账，银行则可以通过正当法律手段进行核准，如果毕业生确实有一定水平的收入后应该以其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偿还学费。
我希望那些认为让农民进大学是异想天开的人看一看美国的《Morrill颁地法案》。这是一笔教育投资，也是一笔农业投资。如今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也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这一法案可谓功不可没。19世纪美国能够“突发奇想”，最终实现了以土地换教育的计划，21世纪的中国难道不应该思考一下吗？
大学排行榜：需要有信誉
大学排行榜如今在中国成了过街老鼠。最近有媒体披露中国的大学排行榜也存在暗箱操作的内幕，甚至列出了具体的人物和贿赂金额。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一片哗然。教育部随即公开表态，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
但是，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良好的大学排名榜还是必需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就那么几个，而且都按行政等级排列，重点非重点等层次分明，考生的选择少，选择起来也容易。如今是市场经济，除了几十个重点大学外，2000多所大学鱼龙混杂，考生的选择多，但选择起来却不知所措。排名榜如同消费者指南一样，是学生择校之必需。特别是以后高等教育改革、允许学生同时报考几个学校后，有信誉的排名榜就更是手里拿着几份录取通知书的考生的重要参考了。
中国的大学排名榜，显然是从美国学来的。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经验。在那里，关于大学排名榜其实也一直争论不休。特别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榜，更是高中生及其家长择校的“圣经”，也成为教育界的众矢之的。最近十几年，频频出现高等教育的领袖和教授们抨击该排名榜的事情。几所一流大学的校长甚至联名写信呼吁抵制该排名榜。也确实有一些学校拒绝和该杂志合作，撤出排名榜的。但是，这一排名榜照样拥有极高的人气。
这一排名榜之所以人气颇高，主要在于其资料的翔实和权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收集各大学的资料，从各校在同行中的声誉这种软性指标，到新生的考试成绩、在高中毕业班中的名次，乃至师生比例、财政资源和设施、辍学率、学生年龄、校友捐赠比例等18项硬指标无所不包，然后根据严格设计的数量化模型换算，最后得出总分，由此产生总排名。这些数据都是各校提供的，如果该刊公布的资料不准确，马上就会有人提出异议。同时，如果某校在提供资料时造假，也会受到惩罚，甚至会被踢出排名榜。一切都非常透明，几乎没有弄虚作假的情况发生。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声誉，学生报考大学时大多都参考这个排名。有些学校为了竞争，甚至制定了打入前110名的战略。因为头110多所学校，会在杂志上公布，而排名其后的学校则只能在该刊网站公布的全版中才可以找到。我查了一下各大学对国际学生的收费，上这个榜和不上这个榜的学校之间有着显著的差距。可见其商业利益之大。
也正是这个原因，大学校长和教授等高等教育界的业内人士对此口诛笔伐。他们的理由是：这种排名是不懂教育的人以商业化的手法评价教育的方式。教育本身比那么几个干巴巴的数据复杂得多。特别是各校跟着排名的指挥棒、挖空心思在该刊选中的各项指标上大做文章、凑数字，忽视了真正的教学工作，助长了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趋势。最荒唐的时候，某大学定期把校内设施翻修了一遍，排名竟然就往前跳了好几名。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批评虽然不无道理，却有小题大做之嫌。第一，高等教育的质量当然不能仅听行内人的，也必须有行外人士的监督。第二，如今美国大学共4000所左右，学生和家长选择起来眼花缭乱。这些人都不是教育专家，不可能像大学校长们那样了解学校的底细、理解教育的“复杂性”。一个简明扼要、容易理解的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工具。第三，该杂志为维护自己的声誉，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非常严格，有硬指标和数据为基准。所以，排名出来，即使是行内人士也不觉得离谱儿。事实上，美国大学的师生对这个排名骂归骂，心里还是非常认同的。各校在提供资料时也非常合作。校长教授们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排名榜的改善。
从美国的大学排名榜，我们至少可以学到几点经验。第一，独立的媒体成为排名的主导，不受官僚体系和学校利益的干扰，依靠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吃饭，程序透明。第二，被排名的大学和进行排名的媒体之间关系不是那么“和谐”，经常彼此攻击。这就使得双方在互相监督中处事严谨，生怕被人抓住把柄。如果大家一起经常“沟通”，甚至吃吃喝喝，那就成了丑闻，谁也不敢再涉足。第三，除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外，其他媒体和各种相关机构也推出了五花八门的排名，大家进行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样，谁在声誉上有瑕疵，就会在竞争中被其他家所取代。排名的质量，也因此得以维持。
中国的大学经过多年扩招，潜在的问题很多，需要媒体的严格监督。信誉良好的大学排名榜，因为瞄准的是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并以这种利益为设计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所以，我很希望有志于此的媒体能够果断投入资源，建立有声誉的大学排名和自己的品牌。这对选择大学的学生和家长们来说，实在是个福音。
学术腐败：多是管出来的
2009年春，某杂志因为出售版面敛财，被媒体揭露出来后引得社会一阵热议。我们再次听到了“加强管理”的呼声。
“加强管理”在中国是万能膏药，包治百病。所以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总能听到这样的呼声。这不禁让人想起某位明星发出的“中国人还需被管”的豪言。看看美国的学术期刊，几乎没有什么“核心期刊”的等级和名堂，有时我在自己的学界内都犯糊涂：发表一篇研究19世纪江南的论文，《清史研究》和《现代中国》究竟哪个更有权威些呢？有时几个学术同仁会找笔经费，马上出版一本杂志。确实也有要求文章的作者交费的，但那是出版的成本费。不过，即使这样的杂志，照样有质量、有权威。
反观国内的这些学术腐败，多半还是管出来的。真若是“加强管理”，怕是越管越腐败。比如，被披露的那本杂志为什么能买版面？因为它垄断了出版杂志的权力。试想，如果十几位顶尖学者经过反复酝酿，决定出版一种学刊，他们能成功吗？我看未必。因为这并不取决于这些学者的学术信誉，甚至不取决于他们能否筹集足够的经费，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否要到刊号。再有，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跑到这种毫无名气的杂志那里交钱发表文章？这也是管出来的毛病。现在有各种规定，评职称甚至研究生毕业都要有发表的作品。美国在这方面其实宽松很多。固然，那些著名的研究性大学要求教授有一定的发表作品，但是规则非常灵活。比如就有人靠一本书就能拿到哈佛的终身教职。小学校中，还有在没有发表论文的情况下当了终身教授的。统一管理的影子几乎看不见，一切却还井然有序。
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加强管理”，而是进一步放开。美国的大学形式各异，最多有个评估认证，鉴定你这里的教学具有大学水平。这个门槛很低，通过后非常自由。各种大学三四千所，放开竞争，有走研究道路的，有走教学道路的，有“不发表就死亡”的竞争，也有只说不写的逍遥派。孰优孰劣，还是交给市场判断。一个大学的教书匠，如果有一定的声望和活动能力，自己就可以办起一份杂志来。至于这本杂志是否为学术界所承认，全靠自己的本事。至于一些大的学刊，比如主要学会的学刊，从学会的主席到学刊总编全是学术界选出来的。像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大致一届就任一年，大家轮流坐庄，谁也难以垄断权力。这样办出来的杂志，则更能反映学术界在学术标准上的共识。
在我看来，清除腐败首先要多些自由。学术刊物的刊号审批要尽量放宽放开。大家在质量上自由竞争。更重要的是，大学之间要有更多的竞争。比如，一个考生应该能同时拿着几张录取通知自由择校。这样，生产学术垃圾的学校就会被渐渐挤出市场。当然，肯定会有人说我这全是异想天开，不符合中国国情。实在是抱歉。这大概是因为我长期在美国的高校中谋生，已经习惯自由放任了，实在想不出在有人管的情况下怎么会有那么多学术腐败。
高考制度：如何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2009年2月6日发布公告，就包括高中取消文理分科在内的若干重大教育问题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