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管刑部的柯平，是明郑政权的“烈士遗孤”，他的父亲就是当年郑成功麾下的大将柯晨枢，在攻打泉州时力战身亡，他的牺牲曾让郑成功痛惜不已，对柯平也着力培养，但于其父不同的是，柯平更热衷于司法工作，早年在郑成功军中，做的就是执行军法等工作，到达台湾后，郑成功颁布法令中有关严肃纪律，整顿吏治等条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堪称是此时明郑政权最杰出的司法专家。而管工部的谢贤，也早就是郑成功时期就名声在外的“工程专家”，当年金门，厦门地区的军事堡垒，要塞防务，都是出自他的设计，他也是中国较早的主动学习西方建筑经验的人。到台湾后，他的主要工作也一直是干工程，尤其是他曾向郑成功提出，为了台湾的长期繁荣，不能盲目过度开采山林矿产，可称是最早具备“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人。在就任工部后，他在之后的多年里，主持了明郑政权的多项工程，除了遍布全台的各类农业水利工程外，更有硫磺，煤矿等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工程。这几个人，也是明郑政权时代建设台湾的中坚。
但如果比起对台湾的历史作用，乃至历史影响，他们却皆不如一个人。在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中，他任用过许多人才，也只对这个人，始终保持着推心置腹的信任，毫无保留的支持——陈永华。
陈永华，即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他是否做过天地会总舵主，这个在后世有争议，他是否有高深莫测的武功，这个在后世也有争议，惟独没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明郑政权内部独一无二的地位，和对台湾历史独一无二的作用。
陈永华字复甫，福建龙海人，他的父亲陈鼎做过明朝进士，在郑成功金门起兵抗清的时候就跟随他，是早期的文士幕僚。1648年清军血洗南安的那场浩劫，让郑成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却也让陈永华失去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陈鼎宁死不屈，在当地学堂自杀明志。十五岁的陈永华趁乱逃出，投奔在厦门的郑成功。对这位“烈士遗孤”，郑成功也非常照顾，让他做了“参军”，但此时他毕竟还年轻，军国大事自然搀和不上。主要的工作，就是陪郑成功六岁的儿子读书，也就是郑经。从那时候起，他与郑经建立了意气相通的感情。郑经读书的时候，他是郑经的伴读书童，也常辅导郑经学业，后来郑经长大，开始成为郑成功的助手，跟随他南征北战，陈永华也就成了郑经的幕僚，郑经那时候，主要是给郑成功做后勤工作，比如提供征战的粮草，镇守大本营，这事无巨细，都是陈永华来落实，条条有条不紊。在郑成功的眼里，陈永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日里话不多，但是在重大的军国大事上，他往往都能拿出重要的见解。渐渐的，他也得到了郑成功的注意，曾有一次，郑成功当众称赞陈永华为“当世卧龙”，虽然如此，在此时郑成功的阵营里，他只是个青年参军，尚不显山漏水。
陈永华开始崭露头角，是在郑经“通奸”事发后，当时郑成功怒不可遏，要求金厦守军“斩子来报”，眼见得郑经性命不保，陈永华随即出面，以“疏不间亲”的道理，成功游说了金厦各守将，联名上书为郑经说情。当时惊慌失措的郑经，甚至想着独身一人去台湾向郑成功请罪，深知郑成功脾气的陈永华拽住了他，劝他集结兵马，在金厦静观其变。郑成功去世后，在台诸将拥立郑袭接班，眼看着郑经地位岌岌可危，身边也有部将向清朝投诚，关键时刻又是陈永华，力劝郑经渡海东征，郑经在厦门誓师时，陈永华已经成了他的咨议参军，在他的谋划下，郑经一面以假谈判迷惑清廷，一面火速进兵，在抵达澎湖时，陈永华却拉住急于进攻的郑经，认为应该静观其变，果然郑袭部在大军威逼下自出内乱，不攻自破。之后又设计杀掉了另一股反叛势力郑泰部。从而顺利接班，从中出力谋划颇多的陈永华，可谓劳苦功高。
但更劳苦功高的，却是他建设台湾的功业，郑经移师台湾后，陈永华先做监军御史，不久升为总制使，成了明郑政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管家。此后他全面主持了台湾岛的建设大计，派专员至各处落实屯田，而且一反传统儒家重学问轻视生产技术的观念，招募具有专业生产能力的技术人员，委任官职并至各处传授生产技巧。此外他还在台湾划定保甲，加强政府统治，今天台湾岛行政区域的划分，就以他那时的保甲制度为雏形，在当时也使台湾“里甲互保，安居乐业。”为了解决郑经即位初期台湾物资匮乏，经济贫困的局面，陈永华建议，每年定期派船至大陆，与沿海各地开展走私贸易，在台湾大兴制盐，蔗糖，橡胶等产业，以扩大出口。同时严行律法，执法铁面无私，这时期的台湾，在经过了早期迅猛发展后，也未避免封建经济的固有规律—土地兼并。
对此陈永华铁腕对待，不但出台各种法律遏制兼并，更身体力行，严惩各种兼并行为，在执法上铁面无私，连郑家宗室功臣犯罪，也照样不徇私情。当时常有郑家的亲眷找郑经哭诉，每次郑经都回答说，别犯到陈永华手里，否则我也没办法。对陈永华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但铁面无私的同时，陈永华却也有宽仁一面，早在郑经平定郑袭叛乱，确立统治的初期，为了杀一儆百，曾计划严惩卷入叛乱的在台兵将，陈永华坚决反对，苦口婆心劝说，终于令郑经收回成命，对相关人等从宽处理。对普通百姓，更是宽仁为上，他每年年底都要集中复查全台各类大小案件，事无巨细都要一一复核，执政十八年，仅经他亲手平反的冤案就有二十七起。对当地的高山族同胞，更是以团结为重。每年都亲自走访各部落，拜会高山族酋长，对他们礼敬有加，遇有饥荒灾年，更不遗余力赈济。金庸《鹿鼎记》里说到他的种种江湖事迹，多为小说笔法虚构，惟独不虚构的，却是他在台湾岛的崇高威望，即使在清王朝统一台湾之后，台湾岛上有关他的宗庙，祠堂依然遍布，至日占台湾之前，几百年来香火不绝。
而对于台湾的历史来说，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却是在台湾推广文教。
拜荷兰政府几十年“去中国化”教育所赐，明郑政权建立初期的台湾，殖民统治痕迹依然很重，当时如新港社，麻豆社等地的高山族部落，几乎都有会说荷兰语的，甚至生活习惯也严重荷兰化。陈永华深知，兵威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持久。从南明永历十九年起，陈永华建议在台湾“设宗庙，立学校”，将儒家文化在台湾岛广为传播。这条重要的建议，起初遭到郑氏上下的反对，当时明郑政权的重臣们，大多是些文化水平低下的兵将，既认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更担心文教大小，会危及武将地位。甚至郑经本人也认为，此时台湾人口稀少，立足未稳，外加经济困难，还不是发展教育的时候。但陈永华据理力争，力陈教育可以“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一番力争，最终说服了郑经。
是年，东宁府立起了台湾历史上第一座孔庙，陈永华兼职为台湾“教谕”，即明郑政权的“教育部长”，随后一整套教育体系在台湾建立：中央设国子监，地方上设府学，州学，县学，并在高山族聚居区设立“小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家文化。同时建立一整套科举制度，分州试，府试，院试，中国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被他全盘移植到了台湾。除了移植之外，陈永华还有创新，他出台了具有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法令，凡是送孩子读书的家庭，一律减免赋税，各州县每年更要选拔家庭贫困且勤奋好学的子弟，由政府补贴读书。同时在沿海各地广泛招募文士，来台任教。中华的正统文化，从此在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台湾岛正式确立，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台湾岛掀起了“自是始奋学”的热潮，且并不因后来台湾政权的变化而中断。今天台湾岛的国学昌隆，文化繁盛，也同样从此开始。
对陈永华，郑经自始至终，都是毫不保留的信任。不但委以重任，更极为礼敬，自始至终都称他为“先生”，永历二十年，在台湾北部推广屯田的陈永华积劳成疾，患风寒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远在东宁的郑经闻讯后大惊，竟亲自赶往探望，之后十几天里，郑经陪护在身边，亲自端水喂药调理，可谓关切之至。在国家大事方面，十八年来郑经对陈永华更是言听计从，明郑政权的经济建设，外交政策，司法建设，大政方针多出自陈永华的奏议。在为官之道上，陈永华也更像是个“苦行僧”式的人物，他不好享乐，生活简朴，身为台湾的“大总管”，每日却多穿粗布衣服，行事却低调坚韧，表面上与人无争，待人谦和，但原则问题上却宁死不退，不管是谁触犯了法令，就是郑经本人来说情也没用。他本人更以身作则，不但清正廉洁，更严格约束属下亲眷，越是和他近的人犯法，处罚却越重。如上种种，皆是中国传统儒家名臣的典范。
而这时期的台湾，也成为了一个典范，郑经统治台湾的十八年里，“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这个以纯商业贸易为主要发展思路的政权，此时更通商世界，它每年对日本的贸易税收，有141万两，对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地区的贸易税收，更高达三百多万。是东亚的贸易中心。民生方面更是“夜不闭门，百姓乐业”。这个曾经蛮荒，挣扎在殖民统治下的岛屿，此时却已是一个丰衣足食，生机勃勃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