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页）“温良恭俭让”出自《论语 学而》：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是孔子弟子陈子禽与端木子贡的对话。子禽问子贡说：“我们老师每到一个诸侯国就一定要了解其政事，是他自己有心求来的呢？还是人家主动给的呢？”子贡回答说：“老师是靠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来了解政事的。老师求得（政事）的方法，总是与别人求得的方法不同吧！”子贡这里讲的温、良、恭、俭、让，既是孔子修身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所倡导的重要思想，它与“仁、义、礼、智、信”一起，被儒家奉为人格道德修养的至高准则。
毛泽东引用古诗词名句往往并不拘泥于原意，而是根据不同的场合赋予其特定的涵义，这句“温良恭俭让”就是毛泽东活用古语的典范。在封建时代，“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作为士子们修身养性的准则，无疑具有其积极作用。但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用革命手段创建一个新生政权的时候，固守这种准则而不知变通，就无法取得胜利。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也取得了深入开展，湖南更是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广大农民组织起协会，同压迫了他们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在政治上，他们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地主阶级的特权，真正实现了“一切权利归农会”；在经济上，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实现减租、减息、减押，废除了苛捐杂税；在军事上，收缴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的枪械，建立了农民武装；在思想上，猛烈冲击着代表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动摇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精神枷锁；在文化上，禁止赌博、鸦片等一切封建遗毒，开办“夜学”（农民学校），提高自身文化素养。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些反革命势力非常恐惧，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嚣“糟得很”。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害怕“过火”的农民运动会影响到国共之间的关系，对农民运动作出了限制，极大地挫伤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为了证明农民运动具有的积极意义，说服党内反对农民运动的同志，1927年初，毛泽东历时一个多月，专门就农民问题在湖南展开了调查，以精彩的语言、严密的逻辑、精辟的论述写下了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的种种言论，有利地驳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采取的错误行动，对农民运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在谈到农民运动“过分”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农民反抗压迫，是全然没有错的。接着，他又对“革命”进行了形象的描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里，毛泽东摘用“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等古语，意在说明革命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不能用温和的改良行为来进行。面对强大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最后，毛泽东指出，农民运动中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都是应该受到支持和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