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
——《给傅作义的信》（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2页）“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出自宋 岳珂《史 徐铉入聘》：
（赵匡胤曰）“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关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典故，世人多认为是出自北宋文学家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这段历史讲的是，宋开宝七年（974），宋主赵匡胤派兵征伐南唐，后主李煜遣徐铉入宋朝谈判。赵匡胤无力应对徐铉的能言善变，便以“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对之。《说苑》尽管是记载杨亿言谈的语录笔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该书早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这个故事是后人从《类说》第五十三卷中引述的，并非第一手资料。另外，尽管《宋史 徐铉传》和《宋史 赵匡胤传》中也记载了徐铉入朝与赵匡胤谈判的史实，但均未提到赵匡胤所说的这句话。根据现存史料，岳珂《史》是最早记载这句话的书籍。岳珂(1183—1234)，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南宋文学家，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史》共15卷，140条，是记载两宋时代朝野见闻的一部史料随笔。其中南宋部分为作者亲身见闻，有较强的史料价值。该书翔实地记载了南唐尚书徐铉入朝觐见赵匡胤一事，当他质问赵匡胤南唐并无过错奈何起兵攻伐时，赵匡胤愤然回答说：南唐即使没有罪，但天下终归一统，在自己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许别人打着呼噜睡大觉呢？后用这句话比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不容任何异己者存在或绝不容别人插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然而，蒋介石却拒绝接受这一提议，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种做法，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热情。
在日军步步紧逼之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受到了极大威胁。为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调整现行对日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中的部分将领和左派人士也主张停止内战，抵御日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一丝曙光。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及时调整了方针策略，确定了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为今后主要谈判对手的策略，实现党的工作方式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会议决定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会后，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毛泽东还致信南京政府中力主抗日的军政要员杜斌丞、杨虎城、宋哲元、宋子文等人，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这封给傅作义的信，就写在这个时期。
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县）人，是一位追求进步、力主抗日的国民党员。他曾在长城、绥远战役中重创日军，名扬四海。1931年12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绥远省（中华民国之一级行政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主席、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开头便陈述傅作义目前所处之险境：“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这里说的是，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充当傀儡角色的伪蒙古军政府领导人李守信、卓什海和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民国初晋为亲王，通称德王）等人向傅作义所辖绥远省不断施压军事压力的事。除此之外，来自日本的侵略也是对傅作义造成威胁的重要因素。于是，毛泽东摘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形象地向傅作义陈述了他目前所处之险境、中华民族目前所处之险境。随后，毛泽东笔锋一转，慷慨激昂地写道：“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最后，毛泽东向傅作义表达了共同抗日之诚意：“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泽东致傅作义的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三百字，却将中华民族之危机、中共方面之诚意、抗日救亡之紧迫一一托出，感情真挚，言辞激烈，深深感染了傅作义。在以后的共同抗日斗争中，傅作义更是国民党内为数不多的能频繁与共产党保持往来、真心与八路军相处、全力以赴抗击日军的将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