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13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出自《资治通鉴 唐纪》：
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历时十九载所著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共294卷，三百余万字，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共16朝1363年的历史。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故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宋仁宗朝进士，宋神宗朝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逐出京都。宋哲宗时还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等。上述引文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唐太宗与魏征的一番谈话。太宗问魏征皇帝怎样做才能明白不糊涂，怎样做就会被蒙蔽呢？魏征答道：多方面听取意见就会明白事情真相，只听取片面言论就会受到蒙蔽，犯下错误。他举例说，尧舜因为善于听取多方面意见而治理好国家。相反，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因为偏听偏信宠臣而遭到了失败。后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处世箴言，用以规劝人们多方面了解情况，以取得正确认识。
这里，有必要提出的是，最早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思想的不是魏征，而是王符。王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政论家、文学家。终身隐居著书，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所著书名之为《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大部分内容是对东汉末各种腐朽黑暗情况的揭露和批评。在《明暗》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这可以说是对兼听思想最早的论述。但出于摘用的严谨性，考虑到王符并没有总结出这句话，我们仍然认为这句话是出自《资治通鉴》，出自魏征之口。
“矛盾的特殊性”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重点论述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因此，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还要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可能了解其总体。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
矛盾的特殊性，是区别这一事物不同于另一事物的根据，它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和认识事物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接下来，毛泽东对这三种教条主义者看问题的方法逐一作了阐释：“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
在谈到片面性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指出了片面看问题的危害：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接下来，他摘用古代军事家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语和唐朝著名谏臣魏征的名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正面来说明用片面观点看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孙武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善于兵略，后人尊称他为“武圣”。著有《孙子兵法》，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军事理论著作，被称为“兵家圣典”。他提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观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规律，成为后世兵家克敌制胜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孙武与人作战，在了解己方实力的同时，也必定要详细掌握敌方情况，做到全面看问题，所以能屡战屡胜。唐朝名臣魏征也主张看问题要全面，他多次劝谏唐太宗要多方听取意见，全面了解情况，为贞观盛世局面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随后，毛泽东又列举《水浒传》中宋江打祝家庄因前两次情况不明吃了败仗直到第三次探明情形才取得胜利的故事，对全面看问题的重要性作了佐证。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毛泽东以列宁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殷切要求，再次就这一问题唤起他们的重视。这句话是：“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