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95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出自《礼记 中庸》：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礼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为儒家经典之一。其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据《汉书 艺文志》知，该书是西汉武宣时代礼学家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以区别于戴德所著的《大戴礼记》。全书共20卷49篇，包含了大量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和诸子言论。内容涉及礼仪制度、治国方略、道德修养、教育方法等。《中庸》是《礼记》中的重要章节，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其与《大学》二篇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后成为青年学子科举入仕的必读书。“中庸”一词，内涵比较丰富，大体上是要求为人处事要居中不倚，客观公允，比较能深刻体现儒家教义的精髓。“九经”是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时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九条原则：修养自身，尊崇贤人，亲爱亲族，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纳工匠，优待远客，安抚诸侯。孔子还认为，原则虽然较多，但实行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做任何事情，事先有准备就会成功，没有准备就会失败。说话前先有准备，话语就不会中断；做事前先有准备，就不会中途受挫；行为前先有准备，就不会后悔；走路前预先明确方向，就不会走投无路。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逐渐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搏斗，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速胜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流传开来。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积贫积弱的国力，无力在短时间内与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力量对抗，在抗日战争刚进行到第十个月后，北平、华北、上海、南京如东三省一样相继落入敌手，也使一部分人产生悲观情绪，“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也占有一定市场。
在延安指导敌后抗战的毛泽东并没有被当时波诡云谲的形势搞晕了头脑。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对抗战以来的经验作出正确总结，对持久战进行深刻分析和研究，才能在思想上解决“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观点。因此，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在条件简陋的窑洞中，经过八天九夜的呕心沥血，写下了这篇分析和指导抗日战争、长达五万余字的又一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并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了长达九天的讲演。
《论持久战》有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驳斥“速战论”和“亡国论”的错误；二、明确提出“持久战”的观点，并对战争的三个阶段进行系统论述；三、阐释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胜利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术战略。其中，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保证，也是文章论述的重点。毛泽东认为，实行持久战最好的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其基本含义是：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在实行这个方针时，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三个原则。
在详细论述了主动性和灵活性之后，毛泽东摘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来对实现战争的计划性展开了论述。
首先，实现战争的计划性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却是必需的。毛泽东指出，由于战争的不确定性，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困难了很多。但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任何事情之前只有精心策划，未雨绸缪，才能取得成功。战争事关国家危亡和民族生死，更需如此。其次，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确定性，为实现战争的计划性提供了客观基础。毛泽东认为，不能因为战争的绝对不确定性而否定了其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确定性。在对敌作战中，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确定性，战争的计划性也就有了客观基础。第三，战争的计划性受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很难固化，这就要求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在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毛泽东强调，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定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需改变。这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实施，也是实际的运用之妙。
谈完实现战争的计划性问题后，毛泽东又运用唯物辩证法中关于运动和静止的相互关系原理，对“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尽管战争计划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加以更换或修改，但决不能就此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为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在这段的最后，毛泽东对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的关系进行了总结：“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经发出，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给彷徨无助的国人带来了希望，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就连国民党中的“小诸葛”白崇禧阅后也不禁对秘书程思远说：“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并将持久战的基本精义总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