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2页）“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 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这段话记载的是孔子与弟子子贡关于“士”的标准的讨论。孔子认为，士分三等：行能知耻，出使四方能不辱君命，为一等之士；宗族称他孝顺，乡里称他敬爱兄长，为二等之士；出一言必信，做一事必果敢，不知变通，坚定得像石头一样，那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但也勉强能称为三等之士。这里，最难理解的是孔子为何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硁硁然小人哉”。“信”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认为，讲求信义是做人的基础，他强调“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但同时，孔子又反对拘泥固执于“信”而不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变通的做法。尽管孔子否定了这种做法，但他并没有给我们指明变通的标准。他之后的孟子，才从正面提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观点，完美地解答了孔子提出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出言不必讲求信用，行为也不一定要有结果，只要符合“义”的标准就可以了。随着语言的演化，后人就用“言必信，行必果”形容说话必须要守信诺，行动一定要有结果。
1938年10月，中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日本由于连续攻占中国不少城市，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加之又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牵制，已无力再实现即定的速战速决政策，进而转向政治上诱降国民党、集中兵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抗日战争进入毛泽东预言的战略相持阶段。
形势的变化要求共产党人及时作出新的对策。为此，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点解决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等问题的认识。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文章就是政治报告的一部分，是10月14日毛泽东在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断言中国革命必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同时，也指出了一个尚未在全党得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接着，毛泽东共分十三个部分阐释这一问题，分别是：（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二）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三）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四）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五）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六）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七）干部政策；（八）党的纪律；（九）党的民主；（十）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十一）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十二）学习；（十三）团结和胜利。
毛泽东摘用古语“言必信，行必果”是在讲话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中，毛泽东对共产党员提出了一个要求：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具体来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言必信，行必果”的诚实模范，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同时，还要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以及学习的模范。讲话的最后，毛泽东鼓舞共产党员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去动员全民族一切积极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