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42—243页）“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自北宋 苏洵《嘉佑集 衡论上 远虑》：
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据说苏洵27岁时才开始发奋读书，历经十余年闭门苦学，学业大进。欧阳修赞之可与贾谊、刘向媲美，一时公卿大夫争相传诵其文，洵名声大震。苏洵长于政论文，观点犀利，鞭辟入理，我们熟知的《六国论》即出自其手。著有《嘉祐集》15卷。上述引文即出自该书。这段话主要论述君主如何与臣子相处。大意是：贤明的君子任用心腹大臣时，应将其尊为自己的父亲老师，爱他犹如兄弟一样，一起吃饭睡觉，凡是知道的，就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一百个人赞美他也不更加亲密，一百个人诋毁他也不疏远，授之以高官厚禄实权，这样才可以与之谋划治理天下的策略，商议天下局势的变化。后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指凡有所知，都毫无保留地讲出来。
抗日战争进入到1944年底时，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在国内，经过长达七年之久的顽强斗争，中国军民消耗了日本侵略者大量有生力量，使之再也无法掀起大规模的进攻，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则有步骤、有准备地逐步展开局部反攻，战争的主动权已转移到我方，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在这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开始酝酿1945年党的工作任务问题了。
1944年12月15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作了“一九五四年的任务”主题演说。他首先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中国目前的国内形势。接着，对解放区次年的工作提出了如下十五条要求：扩大解放区；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继续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开展生产运动；在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特别注意文教工作；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加大对干部的轮训力度；善于运用民主作风；继续思考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毛泽东摘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在论述第十四个问题，即善于运用民主作风时。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其中，密切联系群众就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要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全面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改善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应该说，党的大多数干部都做到了这点，毛泽东对此也有肯定。然而，党内确有一部分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身上还带有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的现实情况也是依然存在的。为此，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党内现在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的问题，指出他们共同的表现是“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这样一来，敢于提意见的人也就自然少了。针对这种阻碍党的事业和工作人员进步的不良现象，毛泽东提议要打开民主之风，要求“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为此，他还提出了两条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出自宋代文学家苏洵《嘉佑集》，意指发表意见时毫无保留，坦诚直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出自《诗 大序》，意指发表意见的人尽管说得不完全正确或不正确，也是没有罪过的；听的人即使没有过错，也应当引以为戒。毛泽东这里摘用这两句话，就是希望党的各级工作人员既要敢于给自己的同事提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提出的意见。给别人提意见时要从真心帮助别人的角度出发，毫无保留；听取别人的意见时也要认真反思，有过错要及时改正，没有过错也要进一步勉励自己做好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才能获得更大与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