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沈阳后，我向全家人介绍了此行的经过，奶奶最关心我爸了，问得非常详细，我为了安慰奶奶还说：“我爸比过去胖了，显得也年轻了，他们监狱有一座印刷厂，他是切纸工，活也不怎么累，吃的喝的都挺好，从打我爸被抓的那天起还有四年多就可以回家了。”奶奶边点头边擦眼泪，嘴里一个劲儿说：“这就好这就好。”我带回来那些烟，也分别送给了委托我的人。但是有一点我要提及的是我吸烟的坏毛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在火车上闲得无聊，又出于好奇，我把口袋打开，信手打开一盒烟，用鼻子一闻挺香，难怪他们爱抽，我就点着了抽了两口，但是咳嗽得要命，那就是我吸烟的开始。回家之后，如果发现桌上有烟我就偷偷地拿走一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吸两口，因为学校禁止吸烟，小孩儿吸烟怕人家笑话，我妈我奶奶也不允许，所以就得偷偷摸摸地抽，至今算来我已经有五十九年的烟龄了。
从北京回来我们一家人心里踏实多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等我爸回家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三舅二舅都给家里来了信，我二舅被判处了八年有期徒刑，被押在河北卢台服刑，信上他没说什么，只是需要辣椒酱、换洗的衣服等等。我三舅的信是从黑龙江省密山县发来的，第一封信是明信片，让家里头给他多多地寄辣椒酱，还有换洗的衣服，紧接着他又来了第二封信，跟普通信件一样，我打开一看，上面是用红钢笔水写的，内容是：我现在在密山服刑，被判五年，罪名是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这是最大的冤枉，我和王子明只见过两三次面，也没说过几句话，平素一点来往都没有，怎么能谈得上是窝藏和包庇呢？我已经向上边提起申诉，希望家里的人找到市文联郑文同志和史超同志去了解一下，他们对我的情况最熟悉，最好请他们出个证明，上写千下写万。
老实说我们对这封信为了难，郑文是沈阳市文联主席，史超是市文化局主管曲艺界的头头，要叫他们出证明谈何容易。我前面说过由于我妈对我三舅怀有特殊的感情，三舅的委托她是不能不做的，可她又不愿意亲自出面，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也是顾虑重重，不愿意露面，那时我对干部有抵触情绪，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尤其是这种事情，怎么张口，但是母亲交代的事又不能不做。我就带着我大表哥小仓子（我三舅的儿子）和表弟小白（二舅的儿子），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市政府。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三舅二舅都服了刑，他们两家的生活都由我妈来承担，表兄和表弟，经常到我家里去，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小孩子，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因此我和我的家就成了他俩的主心骨。我们仨凑在一起，仗着胆子，找到市文联，很容易地见到了郑文同志。郑文是哈尔滨人，中等身材，长得白白胖胖，鼻子上架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我说明来意后，把我三舅的来信递给他，他看完之后，把信又还给我，往椅子上一靠，拉着长音说：“王来君这个人我清楚，但他犯罪我不了解，这个证明我没法出，要叫我出证明也只能证明艺术不错，会编写几个小段子，至于他是怎么包庇反革命的我一概不知。”
说罢就把我们冷落到旁边不理了，话说到这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看着人家一副官架子，对我们冷冰冰的样子，我们只好离开文联，又去市文化局找史超同志。这个史超是四川人，转业军人出身，对文艺界的人没有啥好印象，他到沈阳市曲艺团开过几次会，过去我曾见过他，此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很难让人接近，我们硬着头皮仗着胆子找到了他，说明来意后，把信交给他，他不屑一顾地看了一眼，把信又塞到我手上，大声说：“我是领导曲艺的，不管法律上的事，他犯不犯法，是他的事，跟我毫无关系，叫我证明什么？”又说了一句，“乱弹琴。”他用手指着门口说：“走吧走吧。”就这样把我们轰出了文化局。
其实我心里清楚，不来不行，来了也不会起啥作用，果不出我所料，两处都撞了南墙。回家后向我妈详细地介绍了情况，我妈一句话也没说，好半天她对我大表哥说：“情况就是这样，你给你爸回封信吧。”于是小仓子给我三舅回了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