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女儿慧莉出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腊月，我又得了儿子，乳名老铁，学名单瑞林。这孩子又白又胖又结实，非常讨人喜欢。曲艺团终于走上正轨，由个体变成集体，开始评定工资，文化局派专人到曲艺团任团长书记。在评定工资的时候，我被评为第五级，每月工资84元，我老伴儿是每月98元，此后我由准演员变成了正式演员。别看我在曲艺团属于五级演员，每月仅拿84元工资，但我每月的收入却遥遥领先，为此我心里产生了不平，为什么我每个月收入这么多钱，才拿区区84元，而有些老演员他们却拿着高工资，而收入却不及我的五分之一。我是牢骚满腹，难免私下议论，跟知心的朋友发泄。运动一来了，我就成了众矢之的，首先是攀比思想严重，拜金主义至上，我在会上不得不服，可私下里却丝毫未减。
现在回忆起来，人家批评我是非常正确的，那真叫一个帮助。年轻人啊稍微有点小名气，就容易产生攀比思想，尤其在演艺界，更为严重。我当时充其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板凳头儿大王，与那些老艺术家无法攀比，但思想里却滋生了这种恶习，所以奉劝年轻的朋友们在你们小有成就的时候，切记戒骄戒躁，应当虚心学习，不要计较名利，有道是功到自然成，强求的结果都是苦涩的。
到了1962年，文化主管部门规定，凡属传统艺术一律停止，演员必须说新唱新。这道命令使曲艺界的演员傻了眼，因为说书人都是从师傅那里继承的艺术，讲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来就没说过新书，这道命令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好在鞍山曲艺团有个杨田荣，也就是我那位田荣师兄，他过去在天津的时候说过新书《铁道游击队》和《新儿女英雄传》，有一定说新书的基础，因此他就成了我们说新书的老师，平时以身示范，还开创了一个新书学习班。不管男女演员全都参加了这个学习，要学习如何说新书，我自然一马当先，其实说新书对我来说并不怎么困难，因为我有文化，喜欢看小说，对许多新书也很感兴趣。经杨田荣一点拨，我马上就可以演出了，除了田荣之外，就属我说新书说的好。我曾一口气说过《草原风火》《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三十多部小说，收入并不比传统书差多少，所以每天我家里都有同行拜访向我学习说新书，我也把我个人的体会如实地传授给他们，于是杨田荣和我成为了说新书的顶梁柱。不久田荣被电台邀请到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颇受人们的欢迎。每到中午，杨田荣的声音覆盖着鞍山地区，从此他从一个茶社名演员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我羡慕得不得了，心说迟早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电台，从此之后我在说新书方面下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传统评书。
随着我说新书小有成就，个人主义也冒出了头，总感觉到我不仅说传统评书是顶梁柱，说新书也不含糊。那时杨田荣上了电台，随着声望的提高，各单位邀请他的人很多，再加上他每天到电台录书，所以难以保证茶社的收入，而我的收入却比他要高得多，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不平衡，84元工资对我来说太少了。不仅是我，我老伴儿比我闹得更凶，她的工资是每月98元，按她的水平以及从艺的年头，应该挣到一百一十一块五，由于她认死理儿，不会顺情说好话。这使她的工资比别的女演员低了一等，为此她更是不平，当时又有孩子，她又闹情绪，所以说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候有一天不演出就要扣工资，所以她每月的工资顶多开四五十元，我们俩的工资加到一起，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尤其我们当初单干的时候收入多花费大，现在骤然减少，难以适应，每月都往里赔，把我们几年的积蓄都要赔光了。我老伴儿实在不想在鞍山待了，要离团，可是申请了几次，领导不批，后来她一赌气带着孩子离开了鞍山，跑到外面单干去了。我嘴头上说反对她这么干，其实心里支持她，也希望她找个好的落脚地，把我也带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