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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爱”是规制“智慧”的法码与准绳

第二十五章、“爱”是规制“智慧”的法码与准绳

西方哲学的东渐让很多东方人不舒服,以提到西方哲学就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可是在东方文明找不到航标的时候,无论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都是以抛弃自己原有的意识形态而从化于西方文明的,从十八世纪之后,东方人一直在寻找西方人的航标,追索西方文明的航线,只不过是进度不同而已,但是总体都是在向西方靠拢。

这一切都与十世纪左右古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李约瑟得出结论:1、从文化竞争模式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2、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中国人对集权制度的热衷是发自内心的,这一方面与中国人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更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有关。中国人地理上处于适宜农耕自给型的生产方式之中,内部寻求自我封闭的环境是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条件,政治上寻求集权与宋元明时期受外族侵略有关,政治上寻求一种不变的机制,以期代代相传。但是这不是全部原因,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古代中国经历唐朝盛世之后,到宋代时期,也就是十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中国是宋金辽三分天下,宋代中后期的汉族王朝已经完全被压缩在淮河长江以南的小面积区域内,南宋从真正意义上讲不代表当时的中国。

在当时的中国,沿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处在西夏与金国共同统治之下,长江淮河以北地区,从十世纪初就脱离了汉人自治的时代,直到1368年元朝灭亡的四百多年间一直断续的受异族人统治,明朝建立后沿黄河流域的汉民族才重新回到汉人自治的时代。

正是这个时期,自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1368年元朝灭亡的461年间,中国内陆的汉民族饱受战乱之苦,这四百多年间,中国中北部的汉民族经受来自北方异族的拉锯式统治,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汉人处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当时的汉民族急需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也是朱家天下应运而生的原因。

自朱元璋掌握政权之后,朱家人奋力打造的就是一个一统天下,二元治理的集权制度下的封闭政府,朱家几代皇帝造就的这个封闭的王朝,力求在一个轨道上规制行驶,而不致于偏离轨道,如此一来一切右激倾向思想都必须扼杀,完全从化于朱熹的“格物致知”“穷天理,明人伦”的思想方法之上,一切杂音皆被废止。这就是造成中国人思想僵化,科学不进的根本原因,以致于到清朝乾隆皇帝十分感激朱家皇帝打造的二元集权政治制度,感激朱家几代皇帝为此付出的努力。

然而这个时期的西方文明正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牙期、发展期,李约瑟又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从另一方面讲“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全部。

中国人从13世纪开始经济与科技发展,开始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人对《周易》的理解越来越片面,这与中国人过度膨胀中国理学有关,以及中国对自然科学的认知越来越片面强调规律性有关,最终导致中国人在文化认知上越走越偏,即便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人对理学及自然科学的认识仍然停滞在春秋战国时期,而没能迈进到“三分”境界。

中国的理学起点在自然科学,发展到十世纪左右经过朱熹等人的篡改,已经完全导致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出现严重错误,偏离文明轨道,出现倒退现象;而西方哲学经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康德、黑格尔等等众多哲学家的不断改良,越来越完善。但是中国理学在这个时期经过朱熹的改造则越来越阴暗,越来越脱离群众,到王明阳时期已经是悬壁筑巢,离死亡不远了。

中国的自然科学起源于文明之始,中国人自有文字就有了《易经》,有《易经》就有了中国人的传统自然科学。

中国人从《易经》产生之始就是以阴阳合同,天人合一的思想看问题的,中国人看问题是把自己包裹在事物发展的内部看问题的,始终处于“二合”世界的思想方法。

中国人通过三观看世界是有问题的,中国人通过三观看世界时是用直观思维融入感观思维来看问题的,并没有上升到通过客观思维看问题的地步,中国人始终无法将思想方法上升到客观世界,原因就在于《易经》原理的纯粹物质性,在没有灵魂与精神存在的状态下,“神”被物质化了,“爱”被金钱化了,没有了“自我”的中国人要想跨越阴阳合同的世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无法到达三分境界的情况下,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了。

中国人普遍存在对中国传统思想认识不到位的现象,中国人普遍存在看几本书就论天下的思文作风,缺乏学术严肃性,普遍缺乏对科学的足够认识,抄袭,仿制在中国很普遍,只知道科学其词却不知道科学来自哪里,科学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自由骑士,是自由驰骋的烈马。

科学与经济都是在天飞龙,是神,是自我,是漫无边际的疆域,是创新精神,是漫长的艰难跋涉,是苦涩的艰熬,耐心的坚持,是不计得失的行为,同时又是不讲道德的创伤性思维,科学技术没有道德可言,科技与经济,以及创新思维,同样来自于八字命理学中的伤官,伤官的试新心理是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以及创新精神的开启之门;没有任性的自我,自由的驰骋,就谈不上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以及创新精神,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人对三观看世界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二元看世界之上,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与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足有关,二合论的思想方法是封闭式的管理模式,而三分论却是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如果谈创新而不谈“分于三”的思想方法,那么这个创新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把创新关在“合于二”的思想方法之中,那么这个创新根本就不是创新而是规制。

中国人把五千年来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完全应用到社会实践中来,看什么问题都是启用中国人从自然科学中得来的“天人合一”思想,以理说理,以事对事,只对理不对人,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中国人只论理的思想方法就来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标准。正是由于思想方法的根基问题导致中国人无法超越二元阴阳之界,进入“爱与智慧”的界面,无法将哲学的思想方法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正是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引导下,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上老天爷与下界人是互相感应的,所以中国人心中的“神”都是拟人化的,都是道德模范,英雄人物,而非“自我”,这是关键的问题。

在中国人看来,神是什么?神就是物。物是神,神即物,是具体的事物。而西方人则认为,神是精神的东西,专一而凝聚。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与天界设置类同的,天上有什么机构下界也有什么机构。天上有什么道德标准,人间也有什么道德标准。这种思想蒙蔽了中国人五千多年,这种欺骗性的思想主张,是造成中国人自十三世纪之后科技不能前行的根本原因。

就一个缺乏“神”的民族而言,必然缺乏专注与凝聚力。如果一种认识,一种思维,一种方法专注于某一项自然认识,并把“自我之神”束缚在一个笼子里,这个民族想进步都难。

科学无边界,也无道德可言。道德是什么?道德是路上的坑洼之地,你如果有觉悟可以去填平,如果你不以为然也可以无视它的存在,绕道而行,道德是自然法则,不是法律法规,自然就不是责任义务,不是责任义务就不没有必须遵守的必要,没有必要人人遵守的道德标准就不能拿来凡事约束于人。

回过头来看自然科学是什么?自然科学是直观思维,是黑白世界,科学没有人性可言,科学是直行的道路上寻找真理的方法,没有规则可言,科学来自八字中的伤官,是对抗约束制度的力量,所以创新必须是在自由环境下发展的事物,而绝非伦理法则下规范的童子。

科学无边无界,就如同自由幻想的儿童,在自由的天空下自由的奔跑,没有方向性,这样的科学态度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科学技术。

自然科学是直观认识世界,是理性世界,所以在自然科学里只有自然规则,有高低起伏的曲线规律,自然科学没有人与自然的界线,只有统一的物质世界,在自然科学中不会分类人与动物的原始界限,只会把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种而已,自然的规律并不重点界定人的特殊性。

而哲学却是把人类的“爱与智慧”剥离出自然科学去独立研究的学问,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向世界文明进军,就在于此,人类终究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智人,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自然法则,改造自然,就在于人类拥有超越其他生命的智慧。

哲学之所以是人类文明的思想工具,还在于人类的学问,只用于研究人类最适宜接受的思想方法,最适宜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方法,只有这样的思想学问才是人类修正行为的方法。

哲学原理能够客观的看世界,逻辑分析事物发展的进程,并能真实的记录下人类的客观思维,就在于人类具备超越世界上其他物种的第三只眼,具备客观唯心的自我意识。

所以说哲学就应该是“爱与智慧”的客观唯心世界,而绝非中国传统理学的阴阳合同的“纯粹唯物”世界。

天人合一仅限于人类文明之始,当人类开启文明发展的阶段,“三分”世界也随之开启,人类的“爱与智慧”就不在是对立与统一的人格,而是有“神”的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统一人格。

没有第三只眼客观唯心的看世界,就不可能产生三位一体的思想。没有四季分明的思维,就不可能有四季轮回但永恒不变的思想。没有五行生克的思维,就不可能有五权互生互衡的标准。没有八端经纬,就不可能产生八方通达,细则分明的思维。

哲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自然法则不是人类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规则制度,道德与理性不是人类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而要求人类必须遵守的,却是只有人类才具备的第三只眼,客观唯心地制定出来的规则制度与法律法规。

这就是人类为什么必须用“爱”来规制“智慧”的原因,用“爱”来衡量智慧法码,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用“人事天道”的思想方法制定人人都能适应,行行都必须遵守的严格的人事制度与法律准绳。

摒弃中国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直观的角度两只眼看世界,简单、粗暴、急功近利的理性思维思想方法,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跨越式发展,直接进入五衡相为监督的界面。

理性思维的思想意识也是造成现代中国人不重视知识产权,不重视别人的劳动成果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论文抄袭成风的根本原因,更坏的后果是这种思想还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汉奸层出不穷的根源原因,并且这种思想还成就了叛徒们的思想理论与辩护词。因为只要你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看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你就不会尊重别人的存在,只会无视别人的劳动成果,化敌为友,敌我不分。

中国人原则性差也是由于这种思想顽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