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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中国历史上的二次文化垄断,一次文化革命

第二十六章.中国历史上的二次文化垄断,一次文化革命

在中国,垄断性文化运动一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汉代,思想缔造者是孔子,推广者是董仲舒,执行者是汉武帝刘彻;第二次发生在明朝,思想缔造者是朱熹,执行者是明太祖朱元障;一次文化革命就是近现代。

对于后者本文不作评价,只对中国历史上的二次文化垄断作一下探讨。

这篇文章仍旧以探讨人的生存价值为目的,说明东西方文明的底线在哪里?

中国人由于受儒道文化的影响,文化根基起始于阴阳论,先天缺失有神文化,所以中国人对人的珍视先天存在缺陷,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印证这种文化的劣根性。

中国自古以来毎一次人民内部斗争,或改朝换代都是以消耗人为代价的,无论发生多大规模的战争,只要有战事,必是以大量人员伤亡为代价,来换取政治斗争的胜利。

回顾一下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到清朝灭亡,每一次起义运动与改朝换代都是以人口锐减为代价,西汉末年一次王莽篡汉就导致六千万中国人锐减到二千一百万,一次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中国人从四亿人锐减至二点四亿,超过了一战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但是我们再看看美国人发动一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军人才死131人,加上英国军人也不满160人。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有问题,中国人的文化思想来源于《周易》,而《周易》又是中国儒道思想的源头,所以《周易》所具备的思想原理就是中国人的行动纲领,思想源泉。

现在看中国至少有三本书不能再读了,第一本是《周易》,第二本是老子的《道德经》,第二本是孔子的《中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几本书宣扬的是纯粹的物质性,也就是“绝对物质”的学问,过度膨胀“天理”存在,过度强调“原始理性”,忽略人性,泯灭人欲,将自然规律、天尊地卑与封闭理制渲染到巅峰,导致中国人在思想方法上完全将“人”作为“物质”看待,心中无“我”,人随规制横流,完全丧失了人的自我存在,只以事论事,以理论理,只以战争胜利为目的,完全不顾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中国人心中无“神”,无自我导致的结果。

《易经·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句话基本定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与中国人的行动纲领。

中国人心中无“神”也是来源于此,中国否定灵魂与精神存在就来源于“天尊地卑”的思想,也是导致中国人不珍惜生命的根源。

文化起源是决定宗教思想的航标,当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宗教是民众的普遍信仰,普遍的意识形态。宗教不是迷信,与迷信没有任何关系,但宗教与迷信有共同的信奉点,就是对于超现实的神秘性持有共同的崇拜点。

而宗教对超现实的神秘力量有渲染性,宗教来源于文化思想,所以宗教渲染的完全是文化精神,是对意识形态的辅助推广。

中国人思想封建,“灭人欲”,不珍惜生命的根源也与中国的三大宗教文化有关,中国的三大宗教思想根源都来以上三本书,所以说中国人最好不要再读以上三本书了。

这三本书也是构成中国古代出现两次垄断性思想文化的根源。

第一次思想垄断的发起人是孔子,孔子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编纂六经,赞叙《周易》,倡导“天尊地卑”“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为中国的集权制度提出思想方案。为使分裂的中国实现统一,孔子不遗余力的为中国奠基统一的集权制国家的思想主张,但是他的思想主张在他生存的时代不合时适,并没有得到推广。

而成功推广他思想主张的人是董仲舒,公元前一世纪是孔子思想主张得以应用的时期,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的鼓动下,急于寻找中央集权思想的汉武帝刘彻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第一次垄断。

汉武帝刘彻是这次文化大垄断的执政者,之后一千年左右,儒家逐步形成宗教派系深入到中国人的身心,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行动航标。

中国人第一次的思想垄断经历三百年的发展才形成事实。

第二次中国思想文化的垄断发生在公元一千四百年前后,主要以朱元璋为推动者,思想发动者是朱熹。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思想定性者,主要基调是延伸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世界是“天理”与“伦常”构成的世界,原理上最大程度的渲染“天理”与“常规”,认为通过研究与推论可以预测事物发展的进程轨迹(格物),通过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可以达到认识事物发展的最后结果,了解事情的真实目的(致知)。

朱熹理学的核心价值是“理”,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周易》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理”再既定,朱熹认为“天理已定,人又何为”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人“灭人欲”思想的起因,更是强化“三刚五常”政治思想路线的起因。

朱熹认为“天理”已定,这是孔子、老子思想方法的结合,用现代汉语理解就是自然规律已经确定,道德标准已经确立,皇帝与平民,贵族与贱民天性已定,在你我他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事实,世界上的一切概念已经成为既定方针,我们只要遵循就可以了,皇纲必守,人欲必灭。

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故“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又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是“存天理,灭人欲”、“穷天理,明人伦”的开启思想,存了天理,人又何必有欲望,穷尽了自然法则,明确了道德标准,所以人人都必须遵守,顺应天理的“三刚五常”人人必须遵守。这就是中国人事事论理,人人讲仁义道德的根源。

朱熹思想形成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也同样没有得到形而上的重视,真正启用朱熹思想的人是朱元璋,经过朱元璋的推广、加工、整理基本上定性了近千年中国人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定性了封建王朝的必死之路,朱熹是把封建王朝推上断头台的思想导航者。

他虽然是导致封建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但他的思想并没泯灭,时至今日他的理学思想仍是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朱元璋在统一大业完成后为强化封建专治王权,强化中央集权,他称赞孔子“德侔天地,道合四时,删述之功,万世永赖”,并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并且大加赞赏程朱理学强调的“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不义也。”从其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这样一个最高基调原理上来论证现实王权的合理性,竭力维护专治君主的绝对权威。

经过朱元璋的大力推广,朱家之后的几代皇帝遵循朱熹理学思想,强行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力求在一个既定轨道上规制全民,以期获得皇权永存的目的。朱元璋强调,科举命题必须遵循孔朱儒学为规范,其他一切杂音尽皆废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第二次思想垄断。

由于朱家皇帝的大力推广逐步形成新儒学理念,形成全新的宗教概念,深入到中国人的身心,成为明朝之后,乃至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行动航标。

总体而言,无论是孔子的老儒学,还是朱熹的新观点,都是围绕着《易经·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句话定调的,定性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西方哲学与中国儒道理学的区别就在这里,中国人心中无神,没有自我,没有哲学思想的根原也在这里。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之所以根深蒂固就在于此,中国人凡事论理不论人的根源就在于此,中国人在战争中不珍惜生命也在于此。在中国,战场上的英雄与临死之前的亡命徒,常会说的这样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种思想也来源于此,中国人战场上不怕牺牲,遇到危险不怕死的心态也在于此,遇到歹徒与拼命搏斗的勇气也来源于此。

中国人毎遇战争逢城必攻,屠城事件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思想根基的问题。

中国人心中无“神”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孔朱思想根基上只有“天理”,属于“绝对物质”的思想文化,穷尽“天理”的中国人,哪里还会存在“自我”生命呢?

在孔朱理学的宣教下,“穷天理,灭人欲”,遵循“格物致知”的思想方法,泯没了“自我”的中国人,只是规制下的“绝对物质”而已,并且是纯粹的机械的物质条件,机械的随着规制前进而已,这是形成“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