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中国历史上的二次文化垄断，一次文化革命
在中国，垄断性文化运动一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汉代，思想缔造者是孔子，推广者是董仲舒，执行者是汉武帝刘彻；第二次发生在明朝，思想缔造者是朱熹，执行者是明太祖朱元障；一次文化革命就是近现代。
对于后者本文不作评价，只对中国历史上的二次文化垄断作一下探讨。
这篇文章仍旧以探讨人的生存价值为目的，说明东西方文明的底线在哪里？
中国人由于受儒道文化的影响，文化根基起始于阴阳论，先天缺失有神文化，所以中国人对人的珍视先天存在缺陷，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印证这种文化的劣根性。
中国自古以来毎一次人民内部斗争，或改朝换代都是以消耗人为代价的，无论发生多大规模的战争，只要有战事，必是以大量人员伤亡为代价，来换取政治斗争的胜利。
回顾一下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到清朝灭亡，每一次起义运动与改朝换代都是以人口锐减为代价，西汉末年一次王莽篡汉就导致六千万中国人锐减到二千一百万，一次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中国人从四亿人锐减至二点四亿，超过了一战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但是我们再看看美国人发动一次伊拉克战争，美国军人才死131人，加上英国军人也不满160人。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有问题，中国人的文化思想来源于《周易》，而《周易》又是中国儒道思想的源头，所以《周易》所具备的思想原理就是中国人的行动纲领，思想源泉。
现在看中国至少有三本书不能再读了，第一本是《周易》，第二本是老子的《道德经》，第二本是孔子的《中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几本书宣扬的是纯粹的物质性，也就是“绝对物质”的学问，过度膨胀“天理”存在，过度强调“原始理性”，忽略人性，泯灭人欲，将自然规律、天尊地卑与封闭理制渲染到巅峰，导致中国人在思想方法上完全将“人”作为“物质”看待，心中无“我”，人随规制横流，完全丧失了人的自我存在，只以事论事，以理论理，只以战争胜利为目的，完全不顾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中国人心中无“神”，无自我导致的结果。
《易经·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句话基本定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与中国人的行动纲领。
中国人心中无“神”也是来源于此，中国否定灵魂与精神存在就来源于“天尊地卑”的思想，也是导致中国人不珍惜生命的根源。
文化起源是决定宗教思想的航标，当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宗教是民众的普遍信仰，普遍的意识形态。宗教不是迷信，与迷信没有任何关系，但宗教与迷信有共同的信奉点，就是对于超现实的神秘性持有共同的崇拜点。
而宗教对超现实的神秘力量有渲染性，宗教来源于文化思想，所以宗教渲染的完全是文化精神，是对意识形态的辅助推广。
中国人思想封建，“灭人欲”，不珍惜生命的根源也与中国的三大宗教文化有关，中国的三大宗教思想根源都来以上三本书，所以说中国人最好不要再读以上三本书了。
这三本书也是构成中国古代出现两次垄断性思想文化的根源。
第一次思想垄断的发起人是孔子，孔子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编纂六经，赞叙《周易》，倡导“天尊地卑”“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为中国的集权制度提出思想方案。为使分裂的中国实现统一，孔子不遗余力的为中国奠基统一的集权制国家的思想主张，但是他的思想主张在他生存的时代不合时适，并没有得到推广。
而成功推广他思想主张的人是董仲舒，公元前一世纪是孔子思想主张得以应用的时期，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的鼓动下，急于寻找中央集权思想的汉武帝刘彻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第一次垄断。
汉武帝刘彻是这次文化大垄断的执政者，之后一千年左右，儒家逐步形成宗教派系深入到中国人的身心，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行动航标。
中国人第一次的思想垄断经历三百年的发展才形成事实。
第二次中国思想文化的垄断发生在公元一千四百年前后，主要以朱元璋为推动者，思想发动者是朱熹。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思想定性者，主要基调是延伸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世界是“天理”与“伦常”构成的世界，原理上最大程度的渲染“天理”与“常规”，认为通过研究与推论可以预测事物发展的进程轨迹（格物），通过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可以达到认识事物发展的最后结果，了解事情的真实目的（致知）。
朱熹理学的核心价值是“理”，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周易》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理”再既定，朱熹认为“天理已定，人又何为”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人“灭人欲”思想的起因，更是强化“三刚五常”政治思想路线的起因。
朱熹认为“天理”已定，这是孔子、老子思想方法的结合，用现代汉语理解就是自然规律已经确定，道德标准已经确立，皇帝与平民，贵族与贱民天性已定，在你我他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事实，世界上的一切概念已经成为既定方针，我们只要遵循就可以了，皇纲必守，人欲必灭。
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故“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又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是“存天理，灭人欲”、“穷天理，明人伦”的开启思想，存了天理，人又何必有欲望，穷尽了自然法则，明确了道德标准，所以人人都必须遵守，顺应天理的“三刚五常”人人必须遵守。这就是中国人事事论理，人人讲仁义道德的根源。
朱熹思想形成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也同样没有得到形而上的重视，真正启用朱熹思想的人是朱元璋，经过朱元璋的推广、加工、整理基本上定性了近千年中国人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定性了封建王朝的必死之路，朱熹是把封建王朝推上断头台的思想导航者。
他虽然是导致封建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但他的思想并没泯灭，时至今日他的理学思想仍是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朱元璋在统一大业完成后为强化封建专治王权，强化中央集权，他称赞孔子“德侔天地，道合四时，删述之功，万世永赖”，并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并且大加赞赏程朱理学强调的“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不义也。”从其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这样一个最高基调原理上来论证现实王权的合理性，竭力维护专治君主的绝对权威。
经过朱元璋的大力推广，朱家之后的几代皇帝遵循朱熹理学思想，强行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力求在一个既定轨道上规制全民，以期获得皇权永存的目的。朱元璋强调，科举命题必须遵循孔朱儒学为规范，其他一切杂音尽皆废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第二次思想垄断。
由于朱家皇帝的大力推广逐步形成新儒学理念，形成全新的宗教概念，深入到中国人的身心，成为明朝之后，乃至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行动航标。
总体而言，无论是孔子的老儒学，还是朱熹的新观点，都是围绕着《易经·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句话定调的，定性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西方哲学与中国儒道理学的区别就在这里，中国人心中无神，没有自我，没有哲学思想的根原也在这里。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之所以根深蒂固就在于此，中国人凡事论理不论人的根源就在于此，中国人在战争中不珍惜生命也在于此。在中国，战场上的英雄与临死之前的亡命徒，常会说的这样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种思想也来源于此，中国人战场上不怕牺牲，遇到危险不怕死的心态也在于此，遇到歹徒与拼命搏斗的勇气也来源于此。
中国人毎遇战争逢城必攻，屠城事件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思想根基的问题。
中国人心中无“神”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孔朱思想根基上只有“天理”，属于“绝对物质”的思想文化，穷尽“天理”的中国人，哪里还会存在“自我”生命呢？
在孔朱理学的宣教下，“穷天理，灭人欲”，遵循“格物致知”的思想方法，泯没了“自我”的中国人，只是规制下的“绝对物质”而已，并且是纯粹的机械的物质条件，机械的随着规制前进而已，这是形成“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