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再谈理性思维与人性思维
哲学与理学
中国人由于教育与现实的现实问题，对理性思维与人性思维的宣教并不重视，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理性思维与人性思维。当你看报纸、读网文时，你常常会看到一些人指责另一些人缺乏“理性思维”什么的，如有人说中国官员、中国文人缺乏理性思维等等，中国官员、文人怎么会缺乏理性思维呢？
中国人都是受理性教育，教育出来的人，怎么会缺乏理性思维呢？中国人不会缺乏理性思维，中国官员、文人更不缺乏，缺乏的应该是人性思维。大多数人认为理性思维就是遵循理性判断，顺应规则制度的思维方式，而人性思维则是遵循人情世故，顺应人意的思维方法。
其实恰恰相反，在理性思维的思想方法中，更多体现的却是以“理”治“人”的思想方法，这个“理”就是理性思维，来源于阴阳二元论，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其原理来自中国的《易经》，形成衍生概念，则来自老子的《道德经》与孔子的六经。
理性思维遵循的是两点一线，中庸不偏，上善若水的思想方法，核心价值是遵循顺应天理，以“理”治“人”，而不是以“法”治人的思想方法，也就是《易经·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天理已定，顺其自然的思想。在一切都是既定的思想方法下，顺应人情世故，顺应天理，没有规则可循，一切以自然规律、道德标准为准绳处理问题，化解矛盾，这种思想方法往往是“人治”天下的思想方法。
而在人性思维为主导的国家，恰恰相反，凡是用哲学思想为政治理念的国家，反而摒弃封建礼教思想的存在，唾弃封建礼教的思想意识，不认同顺应天理的思想主张，在哲学体系健全的国家反而更加强调法制与规则，更加重视全民的法制意识，不认同人情世故，顺应天理，道德标准等等个人直观意识，不认同个人意识主导国家意志，国家机制运行在法律规制之下，个人意志服从国家意志，所以你会看到在有神宗教国家、在三权分立的国家鲜有个人崇拜，而在无神宗教国家，个人意志往往决定国家意志，在二权合同的国家个人崇拜很普遍。
原因就在于有神宗教崇尚自我意识（理念），无神宗教崇尚集体意识（物质）。崇尚自我意识（理念）者必然追求私人利益，为了达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就必须推崇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心中的自我之神，自我崇拜，将精神与灵魂感应置于一切行为的前端，充分发挥自我意志的外在表现，以达成合乎人性规则的行为目的。这是有神者的心理表现。这种心理表现，你可以通过西方电影了解到，在西方影视中个人英雄主义者是高大上。
而崇尚集体意识（物质）者必然追求共有利益，为达到共享利益的目的，必须强调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讲公共道德，遵循自然法则，充分张扬集体力量的伟大，推崇无私精神，以绝对物质化引导众人向一个理想目标前进，所以无神论者必须空想出一个伟大目标，设定出一个绝对物质化的理想目的，就必须塑造出一个个无私贡献的公共形象，让众人崇拜，以实现共享利益的理想意图。这是无神者的心理表现。这种心理表现，你可以通过东方电影了解到，在东方影视中集体英雄主义者是高大上。
但是，人类的愿望与现实往往不成正比，人类越是期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现实往往是有福难同享，有难不同当，越是崇尚集体意识者，追求共有利益的人群，反而越是权利集中，越容易让少数人享受多数人的利益。反倒是处处强调分餐制，崇尚自我意识者，与追求私人利益的人，更能实现人人平等分享的均等社会。
理论与现实往往开玩笑，雄厚的理论往往被现实践踏的薄如废纸。
其实，人性思维的本意就是以人为本原，在充分满足人类自我意识的状态下，运用人类智慧，用人类特有的爱心尺度，制定最适宜人类遵守的法律法规，行为准则。真正的哲学思想并非人人可以自由行为，而是人人可以自我意识；头上三尺有神灵，人人都可以有自我意识，灵魂（意识）可以是自由裁判的，但自我（物质）不可以自由行为的。
越是哲学体系完善的国家，法制体系就越健全，行为标准就越科学完善。如英、德、瑞士等国家，民众的自我民主意识很强，但是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也很强，民主意识并非理性思维的人想像中的那样，可以无节制地自由自在的行为。如美国就有世界最庞庞大的监狱系统，美国人讲人性思维，但美国的法制与法治很严酷。
自由与自我是两码事，自由是行为反应，自我是意识形态。
自我是信仰，是精神面貌、灵魂理念。你可以自我信仰，但不可以自由行为。
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什么是哲学思想，什么是理学思想；什么是人性思维，什么是理性思维。
中国人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哲学就是等同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一样，是高深莫测的学问，也有人认为哲学即是理学，理学也是哲学，这其中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这样认为。
其实不然。
哲学是古希腊人创立的以“爱与智慧”为逻辑思维的思想体系，哲学体系涵盖两大内容，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哲学体系中，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都认同世界是由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组成的世界，只是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在前意识在后，而唯心主义者认为意识在前物质在后，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但持哲学思想者都有同一概念，认同世界是由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组成的。
理学是古代中国人创立的以儒道思想为思想方法的思想体系，理学体系只涵盖一大内容，就是以物质基础为形而上学的思想理念，以“格物致知”为方法，形成“绝对物质”的思维方式。理学只认同世界是唯物的，只认同世界是“绝对物质”为基础组成的世界，否定意识（灵魂与精神）存在。关键点就在于此，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起源于中国的理学是否定意识（灵魂与精神）存在的一门学问，通俗地说就是古代中国理学是“无神论”的一门学问。
因此上说，理学就是理学，哲学就是哲学，根本不是一码事，这两种学问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哲学体系认同世界是由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组成的世界，认同有神论；理学体系只认同物质基础组成世界，缺失意识形态的存在，否定有神论。
这两种学问本质的区别就在有神与无神之间，这是哲学与理学的本质区别，别小看这一点区别，就是这一个字的区别，导致古代中国人迷失自我，缺失意识，丧失自信，从化于古代强权政治。
准确的说哲学是摆脱自然科学专一论证人类智慧与爱心的学问，哲学认为世界是有缺陷的世界，人类是智慧型的人类，人类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修补缺陷。人类来到这个世界，大自然中并没有现成的可以供人类使用的工具，比如打猎需要猎取工具，农耕需要农耕设备，那么这些工具从那里来，自然世界是有缺陷的，并没有现成的供人类使用的工具，可是人类有智慧，可以改造自然，通过冶炼找到铜、铁等金属制造工具，改造自然，才有了古往今来人类主宰的世界。
但是人类不是机械，人类有情感世界，有心理活动，人类不但有直观世界的两只眼睛，还有反映内心世界的第三只眼，这只眼看到的是人类的内心世界，是爱欲喜怒哀，是酸甜苦辣辛，这里是人类的客观唯心世界，爱心世界。人类通过客观唯心的思维来感悟人性的弱点，感悟人生，感悟生活的爱恨情愁欲、酸甜苦辣辛，只有你有了第三只眼，你才能有自我，才能有自信，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才是真正全面的，你才能用“爱心”加“智慧”寻找最适宜人类接受的思想方法，顺应人性，让人们共同参与、共同分享、共同承担、共同努力打造最适宜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
因此哲学认为这个世界既然存在的事物就有其合理存在性，不合理，有缺陷，我们可以改造它。如一块石头中含有铁，这是合理存在的，自然存在，但人类有对铁的需求，那么人类通过智慧改造它，从石头中冶炼提取出可以供人类使用的铁来，然后让这块铁为人类服务，让这块铁疙瘩上天入地，这就是哲学的力量，这就是人类文明，这就是为什么哲学思想向全世界进军的根本原因。
哲学是基于人的本性，围绕着人这一主体，以人为本，制定适宜人类运用的规则制度、法律准绳，制作适合人类使用的科学工具，改造自然，让自然服务于人。
哲学之所以能够向全世界进军，就在于哲学中的很多理念重视人的本性，重视人的生存与发展，说到底就是重视民生之本、民生建设，对于民生问题从理论根基上论证，加以关注、分析、完善，从政治与法律角度保障民生体系不受市场经济所控制。人们之所以向往西方国家，问题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哲学思想方法的影响下，对于有关民生的问题，是脱离市场经济体制而使用计划经济结构来操控的，也就是说凡是涉及民生问题的事情是归属计划经济体制来管理的，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不是全面的使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发展经济基础，保障社会秩序。在资本市场发达的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反而更加完善，完善的目的就是服务人民，保障全体人民生的安全、存的安康、死的体面。在医疗、教育、民事上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全民供给，这就是哲学思想的光辉之处。
哲学体系涵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思想方法，并非代表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思想就是单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使用方法，就狰狞可恶，是万恶之源，代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只是把意识形态前置于物质基础之前而已。代表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也同样认同意识形态存在于人心，只是把物质基础前置于意识形态之前罢了。
哲学的本意就是用人类的爱心引导人类的智慧，创造出科学的方法，制定出合理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来保障全体人民生的安全、存的安康、死的体面。
而理学却是依据自然科学（《易经》）专一研究自然规律，论证事理因果的学问。“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理学遵循自然规律，遵循道德标准，就事论事，以事理说理性，两只眼睛看世界，直观、简单、粗放、理性（自然规律）的看待问题，先天缺失自我意识，并且否定灵魂存在，将人类置于物质世界之中，穷尽天理（自然规律），泯灭人欲（人性需求），尊崇顺其自然、道德底线的思想方法，“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於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以此为准则，以和为贵，以德损害，以义行权，以谦制礼，困利而寡怨，大家想想中国人在处理问题、化解矛盾时，是不是如此做事的？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其结果是本应该就地解决的问题，因为遵循顺其自然、遵循道德标准的心理作用，在处理问题，化解矛盾上强制事件双方接受所谓的道德标准，自然法规，甚至拖延阻挠，强调忍耐，强调让利，不以利益诉求为平复人心之本，片面强调重义轻利，以和为贵；表面上看是化解了矛盾，其实事件双方都积怨于心，最终积怨成祸，导致社会动乱。
这一点可以通过东西方法官处理人事赔偿案件，看出东西方文化思想的不同，西方人在人事赔偿责任上以人为本，只重人不重利，赔偿标准往往很高。中国人恰恰相反，片面强调重义轻利，以和为贵，以仁义代替利益，以事理压制人性，往往赔偿标准不高，并且人以类分，分立城市与农村人口标准，以所谓的理设定规则，没有统一标准，理性的看待问题。
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数次的出现人民运动，爆发无数次的全民起义战争，就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有先天错误，中国传统儒道思想方法有先天缺陷。
而西方国家鲜有人民起义运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哲学思想不同于理学思想，哲学的缺陷论与存在论要超越理学思想方法一个台阶，可以用超越理学一千年来形容。
由于理性学说自身的缺陷，进而导致古代中国从十三世纪开始渐渐消失灿烂文明的光环，逐渐走向落后于世界的结局，最终导致社会进程缺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导致中国文明走向死胡同，这也是近代中国的先驱们急切地坚决消除儒道思想影响中国人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理学没有改造自然的先天意识，只有集中约束的强制意识，穷究天理，认定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顺应天道人事的法则，机械的规制人心，泯灭人**望。
理性思维发展到今天，由于急功近利，粗放原始，价值取向单一，除了害人只剩下害己了，看了毒奶粉案，了解了瘦肉精猪事件，转基因，地沟油等等，你就知道为什么理性思维不可以是长效思维了。
人类社会的思想方法存在着阶梯式向前发展的模式，并非只局限于理性思维与人性思维之上。在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十种阶梯式不同的思想方法，以对应到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供人们使用，即“起于一，合于二，分于三，成于四，结于五，顺于六，离于七，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而天下一统”。
人类文明现在已经经历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是奴隶制度阶段，封建制度阶段，资本主义制度阶段，社会主义制度阶段。现在人类实际发展到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应该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对应到思想方法即“起于一，合于二，分于三，成于四，结于五”的思想发展阶段，之后是“顺于六，离于七，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五个思想发展阶段。阶梯式递进，最终实现人类大同。
人类的思想方法呈阶梯式地向前递进，奴隶制度阶段，封建制度阶段已成过去，但资本主义制度阶段，社会主义制度阶段仍处于发展中，人类思想方法发展的每个阶段，必然会留下思想文明的印迹。
我们先从“起于一”说起，“起于一”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度的发展阶段，原始部落的大规模整合是国家产生的根源，起于一，单一思想，纯粹原始，人们只谋求一皇统治，天下归一；天下起于一，形成上统下效，贵族与奴隶共存天下的奴隶制格局。“起于一”成为维持奴隶制度的唯一思想方法，奴隶制度时期，人类的思想文明还处在萌芽阶段，所以当时的人类从属心理很重，依赖心理很重，很单纯，只知从属于贵族集团，从化于特权利益阶级，利益集团的特权意识就产生于“起于一”的思想发展时期，学术语也叫“一元论”，这种特权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人类仍在使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起于一”的思想方法已经不再适宜社会发展的需求了，人类的思想方法也在前进中提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也在提高，通过认识自然，了解自然规律，人类发现天地分阴***种分雌雄，人类分男女，国家分君臣，社会分贵贱等等，通过观察先贤们发现，天地、阴阳、君臣、男女、贵贱等等有合而顺序自然。天地合，昼行夜止；阴阳合，异吸同斥；男女合，交泰育人；贵贱合，顺天应理，君臣合，安邦定国，天下归心；这就是封建理学的思想基础。于是就有了“合于二”的思想方法。
合则集权，上下一统，合则规制，轨道式发展，合则封闭，封闭式发展，封建制度就是依托“合于二”的思想方法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体制。所以你会看到凡是用“合于二”思想方法的人群少有资本主义、分产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侵略扩张主义、保守主义、客观主义、无政府主义、排外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只有集权主义、启蒙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想主张，民族融合性很强，民族凝聚力很强，没有民族歧视，文化氛围如同一个大熔炉，可以熔化一切外来文化思想，“合于二”的思想方法学术语也叫“二元论”思想方法，这也是儒教思想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理学的思想基础。
天下久合必思分，合则混淆，是非不清，两点一线式的发展思想总不及三点分立式思想方法更加完善，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人们发现自己是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物种具备高智商的物种，人类有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大自然是固定的，大自然是有先天缺陷的，大自然并没有现成的可以供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人类要想完成自己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就必须改造自然，而不可以顺应自然，于是人类的思想文明又向前迈进一大步，人类开始摒弃自然科学，独立的创造出一门专一用于完善人性弱点，改造自然缺陷的学问，人们基于“分于三”的思想方法应运而生出“爱与智慧”的思想方法，即哲学思想。
人们开始认识到合则混沌，分则清晰，只有三分立柱，锥形天下，分立制宪，才能实现民主与法制的社会，这也叫三体一体的思想方法，这就是哲学思想的思想基础，也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础。
凡是三分思想浓厚的国家，自我意志强烈，文化氛围自由松散，资本主义、扩张主义、分产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保守主义、客观主义、无政府主义、排外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都很强烈，文化思想分散独立，各自渲染自己的思想主张，以私有制、分散独立私有化，以及界线分明的个人意志为主要主张，而形成各自独立的社会个体或团体，重视行业协会建设，但财富两极分化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三分立柱，锥形天下，分立制宪自由松散的社会体制并没有削弱利益集团的利益特权，反而加大了利益集团益利特权的输送，人类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社会发展严重不均衡，社会不公的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越来越严重，少数人过度的享有多数人的利益，于是人们发现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思想也存在缺陷，存在不足，人类文明在不自觉中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方法，于是“成于四”的思想方法便提到人类研究思想方法的议程上去了。
“成于四”来源于自然现象，地球日行八万里，一年四季自分明；地球一年四季是不变的轮回机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四季轮回长效不变，为了压制利益集团的利益特权，消除利益阶层利益至上的思想，人们开始制定以限制权利片面追求为目的的不变的长效法制，以法律手段限制权利阶层手中的权利，更加清晰明确的分立权利与法制的关系，充分应用哲学的三分思想，将权利装进笼子里，限制权利滥用，限制资本过度逐利的思想，用法律平衡利益均沾，以实现人人共享社会资源的理想愿望，于是“成于四”的思想方法便成了民主立宪主义者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方法。
人类产生“成于四”的思想方法是为了制定长效的法律制度，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人类的思想方法开始溶合东方理学与西方哲学思想，因为“成于四”思想方法的根基是建立在“合于二”思想方法之上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成于四”思想方法是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的思想方法。因此，“成于四”的思想方法与“分于三”人性思维的思想方法存在抵触性，但是如果你想要制定适合全体民众都能接受的长效法律制度，你就必须启用物质基础在前，意识形态在后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来平衡利益间的矛盾，化解利益阶层的思想差异与抵触心理，只是人类更加重视哲学中“爱”的均沾性，加大“爱”的普世性，渲染爱、孝、信、仁、义、礼、育、智等人类践行的思想方法，以充分发挥人类智慧，制定适宜人类自身应用的政策与法律制度，以便强制推进利益共享、权利共和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立宪制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后期，社会主义制度前期的社会制度，产生立宪主义社会制度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发生战争，为了和平解除利益集团的利益特权，才产生出民主立宪主义社会制度，立宪主义社会是过渡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
“成于四”思想方法之后便是“结于五”的思想方法，当人类文明发展到“结于五”思想方法主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时期，人类文明才真正进入主体社会主义共享制度时期，但是离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梦想还很遥远。
现在看，当今现有的人类社会的思想文明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离“结于五”的思想文明时期还有一段距离，即便到达“结于五”的思想文明时期，在“结于五”思想方法之后人类文明还要经历“顺于六，离于七，易于八，归于九，满于十”五个思想方法的阶段。
现在我们探讨一下“结于五”的思想方法为什么是主体社会主义共享制度的思想方法。
在探讨“结于五”思想方法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成于四”思想方法的根基是建立在“合于二”思想方法之上的思想方法？在这本书前面章节有涉及到“成于四”思想方法的论述，但是不全面，“成于四”思想方法为什么是建立在“合于二”思想方法之上的思想方法，因为立宪制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后，封建旧贵阶层与资本主义新贵阶层之间斗争妥协的结果，立宪制分君主立宪制与共和立宪制，这里还有一个数学原理上的原因，二乘二是得四的，这也是思想原理都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世界上所有思想原理都必须有扎实的数学基础做支撑，脱离数学原理的思想方法都是空穴来风，不能长久。
在封建旧贵阶层与资本主义新贵阶层之间的斗争中，封建二元思想与资本主义三分思想格格不入，分歧严重，持资本主义三分思想者为分散瓦解封建旧贵们手中的权利，推行三权分立制度，将立法权交由议会，行政归于政府，司法权归于法院，三种权力分由三个不同的权力机构来行使。然而，封建旧贵阶层仍然坚守二元君权制，为了避免战争，有些君权国家接受社会变革，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如英国、日本等国家。而有些资本主义发展迅猛的国家，通过战争推翻了君权制政府改由新贵阶层建立共和立宪制政府，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国，但是，代表封建王权制度的“二合”思想并被彻底铲除，而产生“成于四”思想方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妥协两种思想方法，为了兼容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使本来格格不入的思想方法溶合为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政治思想，因此，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人类的思想方法是人性思维兼并理性思维思想方法的发展时期，通过发展与完善“成于四”的思想方法，最终又成就了“结于五”的思想方法。
“成于四”也可以叫“立于四”，其理论原理来自数学的四边形原理，是框架式立物的理论体系，“立于四”的发展进程是人类摆脱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进入城市化发展之后产生的思想方法，其代表人群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者，其理论基础是二二得四的框架式管理与应用体系，思想方法是四边连动，长效立宪，平衡权利，均沾发展。由于“成于四”是四边立体式思想结构，所以成于四是稳健型发展的思维模式，四点立物，四平八稳，力求完美，稳定发展。因此，在“成于四”的思想发展阶段，人类的法制意识非常强烈，同在城市框架下的四方建筑内生存与发展，规则管理、制度约束是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则规制度来维系的，所以立于四的社会发展阶段，就是在法制框架下形成的一种生存与发展方式，是封建二元思想与资本主义三分思想被装进四方框架后形成的框架公约式的思想版本，所以说“成于四”是人类城市化后产生的思想方法，代表着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
“成于四”社会制度分君主立宪制与共和立宪制，共和立宪制也叫民主立宪制，社会发展重心是法治制国，平权共享，利益均沾。思维方法是法制思维。
现在回过头来看，理性思维是代表封建农耕社会的思想方法，人性思维则是游牧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思想方法，而当人类进入城市化发展之后，人类文明产生的思想方法就是法制思维的思想方法。这就是人类的思想方法是随着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的原因，在农耕社会，农耕是顺应四季变化，以据时令春耕生产，夏季防灾，秋季收获，冬季储藏，顺应自然规律，穷天时、明人欲的，人类需要依靠自然法则来发展社会，所以农耕民族需要的是凝聚力，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协调发展的人际关系，这就需要封闭式的发展环境，需要理性思维，因此你会看到中国人凡事都是认“理”不认人，以理为先，以理服人，讲究自然法则，讲究仁义道德。表现方式是共同参与，协调发展，封闭管理。
而游牧民族是在广阔的草原上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的。游牧民族地处广阔的草原，牧场是自由开放的空间，你可以信马驰骋，在草原上畜牧生产，不需要顺天依时，时令发展，来推进社会文明。畜牧业需要交易才能换取日常生活用品的，因此游牧民族的思想方法来自人与人之间的贸易往来，这就需要人性化思维，需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强势与弱势来平仰市场地位，以便公平交易，交换利益所需，以得到生活必须，这一切需要什么？需要强调强大的自我意识，需要强有力的自信心，以及强悍的应事能力，还需要压制对方的能力，这就需要改造环境的思想，所以你会看到凡是持有人性思维的人都具有攻击性，扩张侵略性，表现强势，有改造对方的心理，这一切都与环境造就思维方法有关。因为你强调私欲就必然彰显占有目的，表现形式就是自我意志，强势扩张，开放市场。
当人类从农耕，游牧之地走出来，来到城市发展之后，人类走在四边型的街道上，住在四方形的房屋中，单元格式造成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隔离开来，各自独立，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以及逐利方式等等，过着四四方方、中规中矩的生活。人类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思想方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时人类需要的什么思想方法？自然是法制意识，需要法制规则，需要管理意识。为了管理分散居住的人群，为了协调发展松散型单元格式内的人群，人类的思想方法开始向法制化迈进，以规范人类的行为标准，所以你会看到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处处都有规则制度规范你的行为反应，出行有路规，有红灯、斑马线，工作有行业标准，婚姻有制度，食品有安全标准等等，凡是涉及民众生活的一切方法都是依靠法制思维来维系的，在这个思想发展阶段，人类的思想方法是整合人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体制融合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表现形式是法治制国，平权共享，利益均沾。
这就是理性思维造就封建王朝，人性思维产生资本制度，法制思维成就共和制度的原因。
城市是四方建筑群，框架结构下生活着城市化人群。生活在城市四方框架下的人们缺乏安全感，缺乏互动，各自独立，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需要法制规则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城市化发展的通病；因此在“立于四”社会发展阶段，人类更加需要理学中的“孝”与哲学中的“爱”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需要倡导爱、孝、信、仁、义、礼、育、智等文明行为，意识标准，来弥补理性思维缺失灵魂与精神的缺陷，抑制人性思维过度张扬自我，膨胀个性，追逐私利，强势侵占等等缺陷，调和法制思维过于死板，过于教条，过于规矩等缺陷，用爱心弘扬正气，协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
由此可以从人类思想发展的进程看出，无论是多么对立敌对的思想方法都无法实现一种思想消灭另一种思想，只能是在矛盾中磨合，在磨合中寻找共同点。人类的思想方法只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文明进步。人类文明无论怎么样发展，只能是多种思想并存，在矛盾中兼容，在斗争中统一。所以在“结于五”的思想方法中，即含有“起于一，分于三”的思想方法，也含有“合于二，成于四”的思想方法，“结于五”是对以上四种思想方法的总结。
也就是说“结于五”的思想方法是融合了封建二元思想与资本主义三分思想，以及四立长效法制思想之后产生的思想方法，是共和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思想方法，同样也是多种思想互为抵触又互为依托最终达成妥协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无法摆脱市场经济体制而最终达成互为兼容的结果。
因此，“结于五”思想方法的重要特征就是全面溶合东方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整合理性、人性与法制思维，融合东西方文化，完善哲学中的唯物论，创新发展出以监督机制为政治手段的思想方法，这也是主体社会主义即无法抛弃二元封建思想，又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三分思想，还要依赖共和制度来维持法制的严肃性，而最终达成妥协的结果，所以说在“结于五”的思想方法里，即有“起于一，分于三”的思想方法，也有“合于二，成于四”的思想方法，“结于五”是以上四种思想方法的总汇。
由此可见，人类为了发展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而产生的一切思想方法，都是为了人类生存得更好，更完美，更科学，更智慧，更文明，更具爱、孝、信、仁、义、礼、育、智之心，而付出的努力，而付诸这一切行动的原因都是围绕一个重大的人事命题而产生的，即人类发展是“顺应自然”还是“改造自然”。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人类文明出现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巨变，东方与西方文化几乎同时出现思想基础的桩基工程，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出现奠基性发展变化。
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东方，以黄河流域为辐射范围，分布着华夏民族，这个东方的古老民族依托于黄河两岸的水土之利，围绕着农耕发展生产，开启了华夏人的文明进程。在这个时期，沿黄流域的人们围绕着农耕产生，发展出自给自足，包容谦和，以和为贵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农业更多的依赖自然，所以人们对天气的预知需求强烈，这就为《易经》的产生打下基础。人们通过观察发现，天尊地姆，人类渺小到只是一个活动的个体物质而已，“天理”，也就是今天说的“物质条件”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人只有“顺其自然”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这种思想最终成为华夏人的普遍认知，这就意味着华夏文明的根是奠基在“绝对物质”之上，完成了以“顺其自然”为认知世界的价值取向。从而开启了以“顺其自然”为理论基础封闭式的王权思想方法，形成以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为形式的思想大运动，产生了以孔子、老子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巨人，为华夏文明奠定了以儒家思想道家文化为思想基础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产生的过程，也是顺应自然规律从一元制顺序进推到二元制的过程，也是理学思想、封建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而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域希腊文明也诞生了，这里的人们毗邻海洋，以海洋与半陆地为生，主要经济来源是鱼业与游牧业，与起源于大河流域尽享水土之利的民族不同，这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当地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必须依靠自己，用人类智慧创造条件，改造自然，以生产价值，依靠贸易往来换取生活必需，这就为开放型，外向型经济打开了一扇思想之门，也为人类产生一种“改造自然”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巨人。以苏格拉底思想为中心，产生了“爱与智慧”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跨越顺应自然规律，抛弃自然科学，直接进入“改造自然”，向天要饭吃开放式的民主思想原理，这种思想方法产生的过程是跨越自然规律从一元制直接进推到三分制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从此开始，两种伟大的但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在这个人类世界的东西方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这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原理形成于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原因，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原因，也是形成不同意志取向、价值取向与文明程度的原因。之后两种思想方法经过近一千五百年的发展，到十三世纪左右，东西方文化之舟各自经过整合，又一次开启向今天文明的远航。只是这次原本不同目的的远航，由于利益的驱使，经过近一千年的不断调整，弯路绕行，如今这两种文化正在向一个利益方向进军。
那么，为什么两种文化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向一个方向前进？现在看，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但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却吃尽了苦头。原因是哲学原理是一种外向型逐利的思想原理。在哲学的根系里认为先天是有缺陷的，逢缺必改。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因此凡是持有哲学思想的人的心中都有外向型逐利观念，要想实现这种观念就必须走开放型扩张主义之路，走侵略，侵占之路，所以哲学原理是一种动态的私利心很重的、主动出击型的思想原理，凡是持有哲学思想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有民主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开放型思想。
如美国，无论谁当选总统，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态都是以逐利最大化为行动目的的政治生态，他们的心永远是向外的，手永远是向外伸出去的，因为他们认为你的世界是有缺陷的，有缺陷就需要他们来改造。你的资源是上帝赐予的，同样也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他们也应该拥有，所以你会看到美国人对于全世界的事情都插手，他们认为全世界的利益都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都应该拥有。在他们的眼里，你拥有的一切资源都是世界的，而世界又是上帝赐予的，你拥有的一切资源都是缺陷产品，上帝赋予他改造之手，他要来改造你也是上帝赋予的。他们认为上帝赋予他们改造世界的权力，改造世界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所以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侵犯你。这就是持哲学思想的人的心理动态。
又如战争中使用哲学思想与理学思想的区别，战争是一种动态性的思维模式，行为反应自然也就需要主动性的攻防措施，这就需要哲学原理中有关改造缺陷的思想，需要战前了解敌方的缺陷部位，从缺陷处攻击，从敌方的弱点处下手，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
自古以来凡是持主动攻击性思维的人群，无论侵略者身处何地，他们都是扩张行为的执行者，都是为了利益而战，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逐利的人，即便他们不是出生在哲学体系发展的区域，没有接受哲学思潮的熏陶，但他们的心理反应与行为表现也具备哲学原理的思想要素。
而持理学思想者多数都是走以和为贵，中庸求和，妥协共存思想的求和派。中国自古以来都不缺走中间路线的求和派，每次受到异族攻击，朝廷中主战与主和都是君臣们争议的焦点问题，但由于中国主流意识是理学思想，往往是持理学思想者占据朝廷中绝对优势地位，所以每当受到外部势力侵略攻击时，往往是以求和派的思想主导战争的动向，其结果自然是被动挨打，因遗失战机而往往导致战争失败，以屈服求和为了事，这又是古代中国王朝反复更迭统治者的根源。
由此可以看出，哲学从原理上是一种外向型的思维方式，而理学则是一种内敛包容型的思维模式。所以西方人见面说天气阴晴，直接了当。中国人见面含蓄地问你吃饭没有啊？其实表里不一。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就是哲学战胜理学的结果。
思想方法并非某以地区的特有，而是人类自身就先天具备的认知结构，人类先天存在任何一种思想方法，只是在后天引导与应用上存在差异而已。回顾历史，中国人并非仅仅有儒道理学思想，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中也有很多明确的哲学中的思想原理，如法家思想，兵家思想，法家与兵家思想中有很多理念接近西方哲学思想，但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方法都起源于《易经》，而《易经》又是“绝对物质”的学问，因此法家与兵家思想也是缺少灵魂的思想方法。但是自古以来能够成功缔造一个王朝的人，都是法家与兵家思想路线的正确应用者，如周文王用姜子牙，秦始皇用李斯，刘邦用张良，李世民用李勣，朱元璋用刘伯温，这些人都具有丰富的法家与兵家思想，并且都是应用法家与兵家思想的典范。
法家重法，韩非子说“明其法禁，察其谋计”。兵家重术，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些思想都非常接近西方哲学中的缺陷论，与存在论的思想方法，但是还是因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失人类文明两大思想要素中的意识形态，所以导致中国人为人处事没有自我底线，没有思想之根，没有灵魂之根，没有理念之本，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是物质世界的“绝对物质”，没有灵魂，机械的从服于法制与兵制，法大时，法大无边，让民众无法承受。兵强时，攻防无忌，致使无数手无寸铁的民众惨遭杀戮。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概念，人不可以无灵魂，人不可以无自我。人无灵魂就是机械工具，人无自我就是政治奴隶。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只是物质世界的一个行尸走肉罢了。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只是政治建筑的一块基砖而已。
由此可见，思想方法在上层建筑的应用对民众而言，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如周文王，秦始皇，刘邦，李世民，朱元璋这几位创立王朝统治的开国者，开国时用兵家、法家人才，但是一旦建国成功，他们的形而上就会发生重大改变，在治国理政上会转变思想方法，全面启用儒道两家的思想方法，建国初期用道家的思想方法“无为而治”，然后逐步调整思想方法，启用儒家的思想方法，“国以仁治而天下先”。这就是上层建筑决定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决定国家存亡的道理。
因此上说，当今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把代表理学思想的儒家思想再次引入上层建筑，因为中国的理学是一门没有灵魂的学问，一种封闭式机械式中庸求平的思想方法，理学秉承格物致知，顺其自然的思想主张，在行动准则上遵循以和为贵，以理服人的思想方法，走的是一条内敛之路，以包容心，熔融之心为思维模式。
凡是持理学思维的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有共同分享、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协和之心，参与心理很浓，这与农耕社会需要互相扶持产生的心理原因是分不开的。以农耕产生为中心的人心理内涵都热衷于谋求协调发展，讲究心平气和，以和为贵，含蓄而内敛，封闭而保守，所以中国的理学是一种静态的思维方式。凡是持有理学思想的人多数都是和平主义者，封闭主义者，有共享思想。
中国人自古以来起义反抗不断，就与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关，中国人从心底深处痛恨私欲膨胀的人，但是又无法摆脱私欲膨胀产生的利益集团对利益格局的霸权占有，无法达成共同分享利益的心理预期，所以积怨成恨，最终导致反抗起义的反复出现。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古代中国受异族人反复侵略也与中国人中庸思想有关，中国人妥协思想严重也与理学原理有关。
而哲学原理则恰恰相反，哲学秉承开放性思维，追求利润最大化，讲究贸易合作，认同规则管理是促进贸易发展的必须手段。所以凡是持有哲学思想的人都重视规则体系建设，原因就在于鱼猎与游牧者需要强硬的贸易规则来保障公平交易，所以鱼猎与游牧者非常重视贸易规则，这就为人类向城市化进军打下了基础，为人类汇聚到城市之后走法制思维的路线铺平了道路。
但是农耕社会对于贸易规则的需要心理就弱得多，中国人自古就重农抑商，抑商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商人是私欲最重的人群，商人有劣根性，这个劣根性就是分则清晰，重利轻义。商人非常重视划清界线，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界定分明，反对混淆不清，这就意味着从事农耕的人无法实现和谐共存的思想，无法达成农耕生产中需要协作配合的预期目标，更无法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化集权制发展之路，也就是说无法达成国家一统的目标。
古代秦国是大力推行社会化管理，用法家思想治国的典范，秦人自商鞅起推行集中管理治下民众的财富生产与利益分配，以及政治军事，为古代中国的集权制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这一切思想的起源都必须在重农抑商、压制分则明确上产生，用混淆的政法思想来贯彻推进严酷的政治法制。商鞅变法，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政治基础，“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所以说中国人开国者用法，治国者用理。
汉代之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成为封建王朝的形而上。儒家思想与法家同宗于《易经》自然其思想主张也有同一之处，儒家思想同样强调重农抑商，只是儒家认为天人合一，阴阳合同，以和为贵，天下共处，混淆发展。儒家思想只不过是修正了法家的严酷，而主张“人治”天下，走中庸之道而已。但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无论是哪一家，都是缺乏人性的思想方法，这一切都是《易经》的原因。因为《易经》是“绝对物质”的学问，《易经》的最高境界是脱离灵魂而以绝对物质为存在的学问，所以无法儒家、法家的思想多么具体，都摆脱不了没有人性的结局。
西方人由于文化底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凡事都是自主发展，分则清晰，定位明确，所以西方人在哲学产生之初为了弥补自我意志过度膨胀带来的缺陷，就大力大力提倡人与人之间对“爱”的理解，倡导用“爱”来保障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有了“爱”就可以付出无私的心，有了“爱”就可平抑私欲膨胀带来冷漠之心，有了“爱”就可以产生公益之心化解一切无法解决的矛盾。
而中国人由于传统文化的问题，由于农耕社会发展生产的问题，家庭结构都是多代同居混淆不清的家庭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和睦共处，混淆发展，所以中国人在理学产生之初，为了修正共享过度可以带给家庭成员混乱难堪的缺陷，就大力推行人与人之间对“孝”行天下的执行力度，倡导用“孝”心来保障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有“孝”心才能有忠义之心，有忠义之心才能有信用之心，有信用心的人才能有责任心，有责任心的人才能避免家庭结构混淆不清可能带来的矛盾。
从这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哲学把“爱”放在哲学思想的第一位了，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孝”的重视要大于一切了。
但现实是当西方人大力弘扬“爱”心天下时，中国人却把“孝”行天下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