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工具同样显示着主人的身份，有本事有能力的都驾着自己来历不明的汽车，而骑摩托车的就要看谁的车牌照号码好了。骑自行车一族没什么可讲究的了。年纪大的骑自行车图个方便、安全，还能顺便锻炼身体。年轻的骑自行车不是没本事，就是刚来不久，还没在社会上打开局面。不同的交通工具有不同的性能，出门的时候大家还一溜烟，不一会儿，就显出档次来了，汽车、摩托车转眼之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骑自行车的也因为年龄、体质不同而渐渐拉开了距离。
高伯成年轻力壮，是骑自行车赶到食品城的第一人，而机动车一族已经捷足先登，只见车不见人。偌大一个食品城，人群熙攘，万头攒动，来的都是客，谁也不知道２号仓库在哪儿。好不容易问清地址，高伯成七拐八拐地来到食品城后面的仓库，远远地看见先到的人右手提一件酒，左手拎一壶油正往自己的车上装。再往远看，一间仓库的门敞开着，那里果然还堆放着许多油和酒。眼看着机动车满载战利品绝尘而去，骑自行车来提货的高伯成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至少自己不需要各级党政领导访贫问苦送温暖，没什么可自卑的，用力蹬车过去，一个旋转，潇洒地刹车下来，彬彬有礼地问两个穿着光明食品厂工作服的女职工：“请问，这是２号仓库吗？”
对方很热情地回答：“是。您是电视台的吧？”
“是。谢谢你们了。”
“不用谢！要谢就谢我们老板吧。”
“谢谢老板，也谢谢你们——都有什么？”
“花生油是我们生产的。酒是我厂特别赠送。”
“其实，你们只送自己的产品就可以了，你们老板太客气了。”
“我们按老板的指示办。”
高伯成想等着人家给他拿自己再动手，可是人家按照老板的指示办，老板没说让她们帮他们搬，于是就是不给他拿，他只好自己动手了。他先提了一件酒，他想春节回家把这件酒给老父亲带回去，老父亲指不定心里怎么乐呢。他把酒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捆好，一边想着如何带那壶油，一边走过去拿油。同时又想到可能还得给人家签个字，所以走过来的时候，顺便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了笔，“在哪儿签字？”
那两位女工警觉地看着他：“签什么字？拿票来。”
“什么票？”
“你到底是不是电视台的呀？”
“我怎么不是呢？”高伯成忽然意识到，这项福利可能只有台里的正式人员才有，马上说：“对不起，我忘带票了。不过，我确实是电视台，不信……”他红着脸，慌忙掏出了一张名片让她们看。
她们不看，说：“我们只认票——是我们厂发给电视台的。”
“那算了，我回去拿了票再来取。”说着，只好走过去，把已捆在自行车上的酒重新搬回来。他不敢看她们的脸，尽量低着头，准备灰溜溜地撤退，却又听到她们在他身后取笑他说：“我们等着你啊，不见不散！”
“电视台诈我们也罢了，还有拿着名片来‘名骗’的。哼！”
她们说话的语调充满了世俗的轻蔑和“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自豪。也许，还发泄着对电视台敲诈勒索他们厂的不满。要知道，作为光明食品厂的职工，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福利每人也不过一壶油——可那一件酒就是５壶５千克装的花生油换的！
可高伯成这时候哪顾得上去理解她们，不给就不给，还说他是骗子！他冷不丁站住不动了，真希望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泼皮无赖那样，反身过去，左右开弓给她们一人一耳光，然后说：“你们他妈的说清楚，谁是骗子！”但羞辱终于超过了愤怒，名片在这里不管用是一个基本的规则。谁知恰恰这时候，台里那些骑自行车的老弱病残也赶到了，高伯成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匆匆骑自行车夹着尾巴混入了人群。几秒钟后，他混迹于无数陌生的面孔中间，已经没有人知道刚才发生的那一幕了。不过很快，他便想通了，也没什么。仔细想想，自己没有招摇撞骗过吗？自己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难道不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吗？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嘴脸？只是，大家都差不多，从没有人当面揭穿……而且，在电视台混了许多年，他应该想到，像这种比较贵重的福利一般是不会有他们的份儿的，他只是电视台的二等公民，他利令智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了！
没有油和酒，还有鱼嘛。这么想着，他心里又升起一片温暖，顶着寒风，顺着来路骑自行车又回到了视台。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刚到电视台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大院里满地是水，遍地是鱼鳞，一条条不到两寸长的死鱼躺在腥味还没散尽的寒风中。高伯成的心一下子冷到了极点，屈辱、愤怒涌上心头，他楼也没上，骑上自行车，掉头回家去了。
眼前的世界并没有因为高伯成没有领到酒和油，没有分到鱼而显得垂头丧气，城市的街道上仍然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高伯成骑自行车穿越半个清州，回到了他在郊区杨店临时租居的院子。他们来到城市，郊区农民多余的房子便成了他们的归宿。房子虽是两室一厅五层楼房，表面上看与城市的楼房没有任何区别，但愚昧的农村人却不知道在房子里设计厕所。公用的厕所建在楼下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因为他们还有菜地，肥水不能外流。高伯成推车走进大铁门，把自行车放好，锁上，向那个角落走去。其实这时他并不是非撒尿不可，但考虑上了楼之后想撒尿还得下来，就想把这泡尿提前预支了。
他走进厕所，首先看到的却是张明哲。
“啊，你也在这儿啊。”
“啊，你也来了啊。没上班？”
这就是农村，虽与城市只有一条马路之隔，但室内没有厕所便与城市大相径庭。但退一步再想想，杨店靠着自己的天时地利，是清州最有名的都市里的村庄，能在这里租得起房的，大都是有单位租房补助的国家公职人员和他们这种在新闻单位打工且有外快的文化人，一般的打工族，谁能支付起每月３００元的房租。据高伯成所知，清州四大媒体的招聘记者，大都租房居住在杨店。因此，在打工族里，能住杨店，就比较“洋蛋”（意为牛＊）；住进杨店，就没有人小瞧。
高伯成的妻子陈艳艳在一家公司做打字员，公司放假以后，除了在家做专职妻子外，就是等着高伯成放假后一起回清川老家。他们都是清川人，虽然一个在文庙镇，一个在城郊乡，却相距不远。正因为是清川老乡，他们在清州才走到了一起。那时候，高伯成高中毕业，高考没考上，是自费的大专生，即使是自费的大专生，毕竟在省城见过了世面，他再也不想回老家那个穷县了。他来到清州后，开始找工作，大小公司都干过，常常是一个月的工资在交了房租后就不够吃饭了。因为穷，他才经常到那个叫“天下第一碗”的烩面馆去吃两块五一碗的烩面。因为经常吃烩面，就认识了在烩面馆当领班的陈艳艳。陈艳艳果然是深山出俊鸟，人长得不但水灵，而且身材也好，一身领班的打扮颇有几分动人之处。那一天晚上，高伯成照例要了一碗烩面，正吃的时候，陈艳艳给他送来了一盘小菜。他有点受宠若惊，马上说谢谢。
陈艳艳说：“你是老顾客了，不想再要点别的什么了吗？”
他觉得她普通话说得不错，但毕竟不是先天的，就问：“你家不是市里的吧？”
她反问：“你好像也不是。”
他如实相告：“我是清川人，在省城上的大学。”
“噢，你是大学生？我也是清川人。”
就这样他们渐渐好上了。后来，高伯成招聘到了电视台，认识的人多了，就通过关系把她调到一家效益不错的公司当了电脑打字员，月工资６００元。陈艳艳年终奖发了１０００元，还发了两壶油、一箱苹果。
高伯成开门的时候，陈艳艳听到了钥匙插入的声音，想他可能拿着东西，赶紧去给他开门，却见他两手空空，一脸的愠怒。
“怎么了你？”
“收拾行李，回家！”
“到底怎么了？你不是说要加班到年三十的吗？”
“哪那么多废话！谁爱加谁加，老子不加了！”
听得出来，他是在台里受了气。她在公司，因为丈夫是电视台的记者，备受姐妹们羡慕，哪里会想到丈夫也有受委屈的时候。反过来，她从服务员干到领班，什么委屈没受过，只是那些委屈都是小人物的委屈，想开一点，认命，就过去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越往上边，遇到的委屈越大，特别是像高伯成这样有一定文化的专业人才，还要面子，要尊严，一点儿委屈就让人无法承受了。
高伯成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继续生闷气。
陈艳艳给他沏了一杯茶，劝他道：“算了，万事想开点，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她依在他身边，继续说：“想那时，我哪里敢想现在的日子。租着两室一厅的房子，普通城市人家有的，咱们也有。听话，咱还是上班去吧。”
他看着她，她还是那么漂亮，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善解人意。按说，他也该知足了，家有娇妻，银行有存款，还想怎么着。他拍拍她的肩，说：“没事了，班是不用加了，我们放假了。准备准备，我们明天就回家。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