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种活法，可能你骄蛮一生而安然无恙，甚至广受追捧、英名远扬，也可能你谨小慎微一辈子，终了却遭人唾骂。有的人凶神恶煞一般畅行无阻，死后人们还给送上一顶英雄好汉的桂冠，有的人夹着尾巴做人，到头来不见得就会换来对他善良的认知。特别是在上述命运多舛的背后，再搭上一面官场血腥的布景，是是非非则更难辨别得清。贤与佞的声誉，一定程度上在于你身后的话语权属谁，取决于修史立传的那杆笔攥握在宿敌还是朋友的手中。——我们当然无比崇尚与感谢太史公以来的修史者，但又不能不正视浩繁史籍常常挂一漏万与黑白颠倒的事实。
严嵩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出生在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分宜县一个贫寒人家，父亲严准是个屡试不中的乡下穷秀才，唯一的骄傲，大概就是生了个聪慧好学的儿子。严嵩五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九岁入县学，十岁县试已显出超凡脱俗相。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十八岁的严嵩乡试中举，一时引起轰动，邻里歆羡，惊讶地望着这位山窝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然而，此后严嵩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大约在七年时间里先后考了三次，才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会试中二甲进士，终于跻身封建王朝的后备人才库中，做了翰林院庶吉士。虽然艰难曲折了一些，二十五岁上才金榜题名，但严嵩的真才实学是有目共睹的，在翰林院见习期间，他的经义文章馆试时总能拔得头筹，诗词唱酬之作常令同辈自愧弗如，而其俊逸遒劲的书法，朝野皆闻。当时的朝中大佬、诗书兼通的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都为这个才华横溢的晚辈竖大拇指，士大夫们“咸伟其才”，人人都佩服严嵩的造诣与才能，在他们看来，朝中不日将升起一颗政治明星。
人所不知的是，在朝中待了不到两年的严嵩，内心其实是十分郁闷的，对于远大的仕途，他似乎丧失了曾经有过的兴趣。恰逢老母亲这一年去世，严嵩有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便以丁忧之名离职返乡。按照常理，这时已经二十七岁的严嵩，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应当是万分急切才是。事实却正相反，他选择了远离势利与喧嚣，一种无名的力量催促他赶快回到纯朴的故乡去，安心地做做学问。严嵩于明武宗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毅然辞官回到分宜乡下。
客观上，就当时的朝廷官场环境来看，太监刘瑾正得意忘形，对南方人士大加排斥，特别公开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后世论者多认为处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严嵩看不到飞黄腾达的希望，从而选择了暂时的隐退。那么要问一问，刘瑾专权时节，是否所有的江西人都选择了悄然离去？即使承认了严嵩后来的“奸”，我们也必须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时期他的选择，严嵩之所以甘愿退居老家，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胆子小，他见不得血腥屠戮，另一个则明显表现出，他这时还是一个清高自许的书生。年轻的严嵩当然也渴望功名，但他对权力和高位并非生来热切而贪婪，他也不具备与生俱来的投机钻营个性；或者起码可以这样说，作为读书人出身的严嵩，精神世界原本是清洁的，这时候尚未受到恶浊政治空气的熏染，还固守着文人雅士孤高自许的那份纯真与洒脱。
最初的严嵩，把自己仅仅看作是读了些圣贤诗书的文弱书生，他自己用行动也在说明，也许做学问才是他的本行。三年守制期满，官员告别故里重新就职，这是普遍而顺理成章的事，而严嵩选择了退居不仕。期间朝廷曾多次令其回京就任，严嵩决然地一次次加以婉拒，已经而立之年，属于时不我待的关键阶段，他却默默开始了长达十年闲云野鹤的读书写作生活。
在老家钤山脚下的钤山堂，严嵩埋头于诗书，生活固然清贫冷寂，但心境坦然，不必为名利的争夺而胆战心惊。“近知理俗事，学中南山田。”俨然又一个陶渊明式的高士，吟诗填词、挥毫泼墨、躬耕田塍，悠然自得。
因为毕竟是袁州府飞出的金凤凰，文采骄人，书法超群，又以如此遗世独立的清流姿态处世，迎来乡里乡亲的爱戴和敬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很快，严嵩成为袁州府乃至享誉全国的名士与鸿儒式人物，地方官吏们也不得不对他的名望有所倚重。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袁州知府姚汀盛情邀请严嵩担任地方志的总编纂。严嵩一丝不苟亲历亲为，率领一班门徒，圆满完成了《正德袁州府志》的编撰工作。
假如一个人的命运能够交由我们来预先设计，严嵩这时已经“诗文峻洁、声名始著”，完全可以以满腹经纶、儒雅多才、淡泊名利的清流形象继续，从而给后世留下一个文化巨擘的美名。遗憾的是，他人的命运不仅不容我们来设计，即使严嵩本人，也都无法主宰与把握自己的命运。
对于他这样一位曾经金榜题名的一流人才，已经进入封建王朝备用人选的年轻才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放任自流，起码不愿在他身上留下弃贤不用的把柄。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朝廷不惜动用大人物的私人情谊，再次召严嵩赴京入朝。无奈之下，严嵩不得不放弃他安逸舒适的田园生活，应召还朝复官，执教于宫中内书堂。
权谋之术、官场之道，书本上万难学得到，务必要身临其境，亲自历练体会一番，才能弄清其中的玄机与奥妙。虽说已经年近不惑，但刚刚真正步入官场的严嵩，却并不熟悉——或者是不认同——政客们的游戏规则，身上也未沾染政客们的习气，所以此刻，大凡有他说话的机会，他都直抒胸臆、直陈利害，毫无曲笔和隐晦，对朝政、对武宗的各项旨意，不加掩饰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真地确定严嵩属于“奸臣”，这一时间段里恐怕他脑海里连何以为“奸”的概念还不曾有，全然是政坛上一块有待用功磨砺的毛坯；而严嵩是否对精心磨砺成为官场老手有高度的兴趣，看看他下面的所作所为，应当不难找出答案。
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严嵩得到一个体面的差事，以钦差的身份前往南方传达圣旨。书生严嵩认认真真地办完了这一份重要的差事，启程回京。路途中，他得悉临江府（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消息说宁王的队伍所向披靡，大有一举拿下南京另立中央之势。胆小怕事的严嵩面对突如其来的世事纷乱，内心十分恐惧，他害怕陷入这种打打杀杀的乱阵，天性使然，他仍然本能地更愿意去扮演一个读书人的角色。经过一番考虑，严嵩调转方向，假借身体患病辞职再次回到了他的老家钤山堂。
一个被后世视作白脸奸臣的人，一个贪权好利的人，且又正年富力强，却做出如此毫不留恋功名利禄的选择，爬虫们会不在乎权力台阶上的寸土寸金吗？仔细去研究严嵩这个人，也许他难进入贤相之列，但绝不属于李林甫式天生耍奸溜滑的角色，对权力他看不出贪婪来；从个性上来分析，他此前及此后一切言行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懦弱与谨慎，天然地喜欢夹起尾巴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