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开始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现实，正视人生，真诚而热情地对待和接纳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消除了过去那种负罪和赎罪的心理。为了救助重症的病人，我去给人家输血；看到遭车祸的女孩儿，我主动帮助送往医院；出车时候，路上遇别人的汽车起火，我爬上去往下搬汽油桶；家属院里的下水道堵塞，我去疏通……做这些好事时，我一不留名，二不图回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傻，我只图对得起雷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说到学雷锋做好事，我也一直在做，在想。我觉得，坚持，是最难做到的。
我原来不懂得，雷锋，一个22岁的青年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自觉性和一贯性。
在部队，我也曾经学着雷锋去做好事，比如我在探亲回家坐火车的时候，也尝试着去帮列车员清扫车厢。但扫了一会就累得满头大汗，谁都想舒舒服服的休息一会，为什么他就能坚持？
1989年冬天，我开车路过沈阳，在国道边救了一位被车撞伤的老人。我把老人送到了医院，结果却被诬赖是肇事者，让我赔医药费。后来这件事被拍成了电影，情节上有了一些艺术加工。但事情还是真实的。
那些年经常开车跑长途，公路上的这种需要帮忙的事遇到的太多了。
有一次我跑长途，从大连拉货回来，快到铁岭了，看到路边有一辆马车，车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在哭。在超车的时候我放慢速度，冲着他们喊：小孩怎么了？赶车的人说，孩子得了急病，赶着去城里的医院。
我急忙下车，把中年妇女和小女孩扶上车，一直送到了铁岭县医院，帮她们排队，直到看上了病，我才离开。
有一回，我路过铁岭一条最繁华的大街，看到两个人在吵架，旁边倒着两辆自行车。一问才知道，俩人骑车，一个逆行，把另一个人的自行车撞坏了。我两边的劝，可是谁也不听我劝，还是吵个不停。我扛起撞坏的自行车，来到路边一个自行车修理摊，借了工具，把车修好了。俩人一看我这样做，也不吵了，都争着付修理费。
还有一年的正月十五，市里搞了花灯展，老伴在家做饭，我领着乔伟、乔兵两个孩子去看灯展。晚上看灯展的人多，人山人海的，我生怕两个孩子挤丢了，就紧紧的拉着他俩。结果，我的孩子没丢，遇到两个走丢了的孩子。
这两个孩子大的五六岁的样子，小的三四岁，说刚才爸爸妈妈还在这，去给他俩买糖葫芦，就找不着了。我想把他俩送到派出所，可是又怕一会儿孩子父母找回来，看不到孩子着急。到派出所也是麻烦，警察怎么找孩子的父母呀？！还不如在原地等着踏实。我就抱着迷路的两个孩子，让乔伟和乔兵站在我身边，那年的正月十五晚上，我们爷仨谁也没看灯，就站在那看人来人往了。
等了两个小时，孩子父母终于找回来了，干恩万谢的把孩子抱走了。
我做好事并不是为了赎罪。难道我就不能做好事么？在救了人反而被诬陷的时候，他们一口咬定，是我撞了人，理由就是：“你没撞他为什么要救人？这社会难道真有雷锋？”
我气疯了，半夜光着脚就跑出去，去龙首山脚下的烈士墓。还去了一趟抚顺，我在雷锋墓前坐了一整天，跟大哥说我心里的委屈。
我老伴替我抱不平，她哭着说，你们也真敢诬陷老乔呀，他是雷锋的战友，咋就不能学学雷锋救个人了？咋就被你们诬赖成了肇事者了？
我跟老伴说：淑芹呀，你知道雷锋是怎么死的吗？我瞒了你几十年了。
老伴说：你别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我相信你，入不是你撞的，你就是雷锋，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雷锋的。
后来那件事情澄清了，伤者家属承认，不是我撞的他，他只是怕没人承担医药费才诬赖了我。
我问老伴，怎么知道几十年前出的那场事故？她说：文革期间，就在我送刘副政委回铁岭的途中，造反派怀疑我，到我家去威胁淑芹。淑芹挺害怕，到我原来雷锋班的战友哈尔福家里去打听消息。哈尔福跟淑芹说了我的秘密。
我理解，哈尔福也是好意，他能猜得到，刘副政委一定是我给偷走了。但我出身好，又是工人，唯一就是雷锋那件事算是个“问题”，他怕我这个把柄被造反派抓到，所以提前告诉淑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其实好多次我都想亲口告诉淑芹的，我明白，两口子之间不应该有秘密。但我就是开不了这个口。事情过去好几年了，我不愿意再开头提。而且我也怕淑芹知道了，思想上背包袱，既然谁也不再提的事，我也不愿意再提了。
手记
乔安山的老伴告诉我们，乔安山被人诬赖成交通肇事者的那段时间，她整夜整夜地守在他身边不敢离开。他发高烧，说胡话，还跑到抚顺雷锋墓前去呆呆地坐了一天。
“老乔这个人太倔了，太耿直，他总是看不惯很多事，凡事都爱跟雷锋做比较，说如果雷锋在会怎样怎样，为此也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经历了那几次被误解之后，他就很不愿意再跟大家提雷锋了，他觉得他们都不了解雷锋，都不理解他，他宁愿一个人对这雷锋的遗像说话。”
乔安山一再地说，他做好事，不是为了赎罪，他是凭着良心在做。乔安山的良心是作为一个雷锋班战士的良心，这种良心有着普通人所不及的更加丰富和高尚的内涵，是雷锋留下的遗志在雷锋班战士人格品质中的转化和升华，它能够使人们在平凡的小事中解读出某种神圣和伟大。
这就是雷锋的魅力，雷锋精神的魅力，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生命力的展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乔安山了解那个活着的雷锋，那个“普通”人雷锋，他心中的雷锋才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市场经济就是钱么？
自叙
1993年末，单位效益不好，队里很多司机都没活干，整月整月地不出车。
我就主动提出把岗位让给年轻人，我提前退休。
我有技术，能吃苦，我靠在外边干点活就能养活家里人，但年轻人必须得有个工作，否则他们整天没事干，是要出问题的。
家里凑钱买了一辆小解放，我每天开着车在铁岭的出租车市场“爬活”，这里都是像我这样干零活的司机，在这里等着有人雇车。
有一天我披着军大衣在车里打盹，一个人要雇我的车到沈阳车站接茶叶。他问：“上沈阳接茶叶多少钱。”我回答说：“200元。”他又问：“180去不？”我回答：“去。”于是他跟我定好第二天早上6点出发，接着要给我留定钱，我说：“说好了就不能误事，事后再给钱吧。”
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一起出发了。车上，我了解到，雇我车的小陈是铁岭一个茶庄的经理。我也作了一下自我介绍。
沈阳南站到了，小陈在车站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装卸工，就自己扛起茶叶箱子往车上装。我也帮着扛起来。小陈看见我扛箱子，急忙说：“乔师傅，您这么大年纪，不比我们年轻人，您坐在车里休息，我自己来吧！”但没有装卸工，他一个人要装到啥时候呀，我一直帮他装完车。
回到铁岭，我又帮着他把一车货卸下来，扛到了茶庄里。小陈有点过意不去，要多给我20元钱，我没要。都讲好的事了，我怎么能多要钱。我觉得不能啥都讲钱，那样人活着还有啥意思？他还坚持给我，我就跟他说，现在是怎么了？是不是没钱咱就不办事了？
他听了也很有感触，推心置腹的说：大哥，我也是做生意之后才变成现在这样的，没办法呀，现在这个社会，你想办点什么事，首先就是钱，你不提钱，人家提呀。像您这样的人，太少了。
我俩认识后，他的茶庄再雇车就全用我的车。虽然他比我小几岁，但我与他十分相投，成了亲密的忘年交朋友。
有一次，小陈和我到法库送货回来，一路上聊得很投机，我就把他带到家里喝酒。
我老伴高兴极了，忙里忙外地张罗着炒菜，打酒。自从我们搬到铁岭，除了老战友，我很少跟别人联系，她愿意我多交些朋友，喝点酒，聊聊天。她知道我这些年过的很寂寞，很难受。
边吃边聊，聊的还是钱。
我告诉小陈，我家的旧货车是借钱买的，货车还总爱坏，又花了不少钱修，现在共欠别人一万多元钱。我虽然缺钱，但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钱，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就不喜欢社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干点啥都先谈钱。
我给他讲我们当兵那会，给他讲雷锋，讲我这么多年来学雷锋的事情。
小陈听了很感动，他说，钱不是万能的，可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您不能欠着钱还去做好事啊。
他对我老伴说：“乔婶，您不用着急，我帮您摆个茶叶摊挣钱还人家。”
我和老伴说，我们拿不出本钱，也不懂茶叶。可不敢做生意。
小陈听后笑了，他说：“你们不用拿一分钱，货我给你们上，挣了算你们的，赔了算我的，试验3个月看行不行，茶叶知识我教你们。
在他的劝说下，我们接受了这份好意，在银州区岭东市场选了一个摊位，于1994年4月开始卖茶叶。
小陈和他妻子热心地帮助我们老两口，把质量好、最好挣钱的茶叶介绍给我们卖，不用我们拿一分货款。
第一批货很快卖出去了，刚有了点效益，我就得了脑血栓住院了。多亏小陈帮忙，后来，我的茶叶生意做的还挺顺利，欠的钱也慢慢还上了。
我听小陈说，也有人不理解他。有人说：“现在都是商品社会了，你这是图个啥呀？你帮别人摆摊，使自己多了个竞争对手，还把钱给他们用，他们要是还不上，不就白扔了吗？”
小陈说：“乔师傅说了，如果啥都讲钱，人活着就没意思了。”
天津有一家大公司请我去当顾问，条件相当诱人，其实他就是想用我雷锋战友的身份做广告。
我拒绝了。我是一个粗人，不会讲大道理。但我知道我应该坚持什么。雷锋精神属于我们国家，不能让这宝贵财富成为某一个公司和产品的广告。
手记
躲进小家的乔安山，时刻都记着自己“雷锋班”战士的身份，记着雷锋未竞的事业，就像在部队时一样，乔安山一直紧紧学着他的班长，默默地做好事：清扫马路、救死扶伤、偷偷捐钱……他也想就这样安度余生，以告慰班长的英灵。
然而时代的变迁难免在他心里激荡起波澜，市场经济的大潮瞬间席卷了神州大地，也来到这座安静的小城。刹那间，一切都变了。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冷战的解冻，“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民众面对的是太多的机遇和诱惑，还有种种风险和压力……当“劳务费”、“辛苦费”、“效益”，这些词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乔安山的耳膜的时候，年轻时代形成的行为和思考“习惯”，显得那么不合潮流，他有些犯“晕”。
人生的路究竟该怎样走？个人如何去适应社会？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无疑都会有很多的迷茫和困惑。市场经济，斑斓多彩，变幻莫测。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我们难免会有太多莫名的浮躁和痛苦。
乔安山离开了部队，彻底告别了过去火热年代的生活，开始在这个变得越来越繁杂的社会中学着生存。
对于不正之风，对于一切向钱看，这个耿直的兵，有着一肚子的看法和委屈。
也许，他有着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思想和头脑。
也许，他还在梦里魂牵梦绕着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