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立先有点按捺不住了。他声情并茂地说：“如果川汇集团的计划能够按时完成，厂区和住宅区都能够顺利搬迁，会有今天的惨剧吗？前两天，我和刘晚秋主任还讨论过那几个氯气罐的安全搬迁方案。其实我们很早就做出了化整为零的方案。刘主任也早就说过，大罐早已经超过了服役期限，早已经处在危险期。就是这个刘主任，因为他对这个厂有很多担心，他请求我，希望我的作风更强硬一些，要赶紧搬；就是这个一心想着厂子安危的刘主任，他却被大多数人骂成内奸！也就是这个内奸，他在危险到来时冲在最前面，壮烈牺牲！
“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这两天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恨自己无能，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厂强行搬走？如果搬走了，还会有今天的惨剧吗？我愧对集团领导对我的信任，愧对一石厂的父老乡亲呀！我更对不起晚秋兄弟！”
麦立先说不下去了。他的愧疚和愤怒都堆到了眼前，一句结论性的质疑在他嘴里脱口而出：“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还要为最基本的观念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这简直不可思议，令人发指！我不知道今天还有什么可谈。中国的改革会倒退吗？川汇集团对一石厂的控股权会改变吗？川汇集团对一石厂的改造方案会改变吗？如果这些基础都还存在，我们谈什么？我们应该谈的是一石厂的员工们，你们应该在如此惨痛的教训中猛醒了！这就是我的回答。”
麦立先停顿了一会儿，语气有了明显的上扬：“我接到集团通知，集团要拿出一百四十万对遇难者家属给予补偿。他们才是护厂英雄啊！”
麦立先的发言让几个工人代表很尴尬，明知道他的用心和所指，可是他提到事故和遇难者，大家又不自觉地陷入了哀伤。说到集团对遇难者的补偿，这是没什么可反驳的，而且明摆着，集团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管理者的高姿态。尤其是麦立先劝一石厂的工人猛醒，虽然让他们很窝火，但他说的是事实。如果搬了，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惨剧。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对川汇集团给出的条件不满意。有房子住，对下岗人员给予一次性补偿，仍然给他们带来恐慌。几十年来，他们知道有厂就有家，而现在，厂就要不存在了，他们就要成为没有娘家的社会人。补偿的钱拿在手上是死的，总有一天会花完，而有厂就不一样，有厂的时候虽然吃不饱，但他们心里有底，政府是不会看着他们饿死的。
一个代表跳起来：“麦立先，你不要在这里演戏。川汇集团拿死人做戏，这事我们早就料到了！你们拿死人做戏是给自己搞形象工程，我们不需要。我们要求你们对八千多名活着的一石厂工人负责！”
麦立先一脸阴沉，提高语调但是语气悲痛：“他们是死人吗？他们是功臣啊！我在老山前线打过仗，身边的战友倒下了，我们从来不说他们是死人。他们是共和国的英雄，是功臣！”
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去对着苏局长：“这两年来，川汇集团有对一石厂不负责的行为吗？”他又停顿了一下，头转向刚刚发言的工人代表，“你们要求我们对工人负责，你们有没有认真地责问过自己，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对工人对一石厂负责吗？！事故发生了，你们谁敢站出来说句公正的话？谁敢说一句负责任的话？我相信，如果晚秋兄弟还在，他一定会站出来说出事情的真相。他会自觉地承担属于他的那部分责任，而你们，谁敢？
“我的职业是大学教授，是专门教授经济学的教授。十年前，我就开始接触国企下岗工人。他们知道这是历史潮流，每个人都必须踩在历史的节拍上。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企业并购之说，很少有哪家企业来承担善后的工作，根本没有企业愿意收拾烂摊子，根本没有！”
工人代表异常清醒。他们没有被麦立先声情并茂的演讲所打动，抓住时机就开始反驳：“一石厂不是烂摊子，一石厂是国防科工委的先进企业。是你们这些资本家搞垮了一石厂。”
又一个代表义愤填膺地质问麦立先：“你雇用黑社会人员到厂里来打砸抢的问题，也应该当着我们和政府的面讲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犯罪。我们知道，川汇集团有钱可以买通某些黑官，可以不让你去坐牢，可是在我们一石厂工人的眼里，你就是一个罪犯。”
麦立先意欲反驳，被苏局长阻止了：“请老一石厂的代表不要谈与今天议题无关的话，也不要对在座的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要用个人情绪来代替法律发言。你们不是准备了一系列的谈判条件吗？讲讲吧。”
“好，我来念！”那个最初站起来说话的女工程师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声念道：“这是由一石厂3670名员工签名的要求。我们要求：一、川汇集团撤离一石厂；二、恢复一石厂的传统产品生产；三、由工人选举自己信得过的人管理工厂；四、立即发放拖欠五年之久的退休职工工资。”
麦立先听到这里突然仰天大笑。一石厂？现在还有一石厂吗？他站起来示意秘书跟上，决然地向会场外走去。拉开会议室的门时，他回过头来对一屋子目瞪口呆的人说：“我不跟法盲谈判。下次谈判我将请集团的律师出席。”他甩手而去，他走过的楼道里仍然有他抑制不住的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