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苏东坡最终还是被贬到了黄州（今湖北黄冈）充军。当时苏东坡的老友马正卿向地方当局请求将城东荒坡拨给苏东坡开垦。苏东坡经过这番磨难，拖着病体在荒坡上垦荒建房，还自得其乐地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做“东坡居士”。苏东坡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从那时候得来的。苏东坡受到这次意外的打击，政治抱负濒于破灭，心灰意冷之际把精力都转移到了自然风光上。他曾经写信给以前的朋友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所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苏东坡在黄州常常游览当地的山水，整日里穿着草鞋跟打鱼的砍柴的来往，有时被当地的醉人和流氓、无赖推骂，他反而把当地人不认识他当作一种幸运。过去的朋友都知道苏东坡是因文字而引火烧身的，所以他获罪之后没人给他写信，都怕连累自己，对此苏东坡也不生气。有一天，苏东坡身着布衣登上黄州城外的赤壁古战场，忽然间感到灵感奔涌而至，像五色的祥云一样围绕着他，一首名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千古绝唱诞生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的豪迈壮丽，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多么可爱的四川人苏东坡啊！即便是刚刚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伤疤还没好，他就亮开歌喉吟唱出一首令中国人倍感骄傲的好词。
多灾多难的大诗人
苏东坡被抛置在偏远黄州城的那几年，宋神宗时时想念这个四川人，他曾经向身边的人感叹，苏东坡实在是个人才，我不忍心他就此沉沦下去。不久以后，神宗即将苏东坡召回京师，本来是打算委以其重任的，但当时的宰相王珪等人劝阻说：苏东坡这个人才情虽然很高，但朝中反对他的人很多，万一皇上委以其重任，我怕引起公愤啊。神宗不想得罪当朝众多文武官员，因此就任命苏东坡做了汝州（今河南临汝）的团练副使。
苏东坡政治命运的重大转折来源于神宗死后的若干年月。继位的宋哲宗当时年仅十岁，政务都由宣仁太后高氏决断。这个经历了三朝的慈祥而坚毅的女人对苏东坡十分器重，就像光献太皇太后一样，这些成熟而有见地的女人深刻地洞见到苏东坡的价值所在。在太后高氏的直接干预和提拔下，苏东坡在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升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专门负责为年幼的皇帝讲课和起草诏书。那一段时间，苏东坡内心的伤痛被彻底治愈了，他穿着华丽的官服出入于皇宫禁苑，他用他抑扬顿挫的优美嗓音向皇上讲授为政的知识和道理，太后常常将最珍贵的东西赏赐给他。
当时朝中的派系斗争虽然表面上趋于平淡，但暗中却在酝酿着更大的风暴。那些曾经陷害过苏东坡的人，看见苏东坡不但安然地回到了京师，而且摇身一变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都感到害怕，因此便想方设法诬陷他、排挤他。这期间苏东坡对当政的司马光也提出过一些批评，认为他的做法和王安石一样都存在致命的缺陷。这不但得罪了王安石的旧党，也得罪了司马光的新党。
哲宗亲政以后，对这个有着四川口音的严厉的老师很反感。他一想起苏东坡在御书房给他讲课的情形就蹙眉头，因为苏东坡对他的要求太严格了，有时甚至不把他当皇上看待，要求他一天之中必须背诵多少篇文章。再加上朝中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常在哲宗面前说苏东坡的坏话，因此哲宗就想把苏东坡贬出宫中，逐得越远越好，永世不想跟他见面。
从此以后，一代奇才开始了痛苦的流放生活。苏东坡先是被贬到靠近契丹的北部边塞定州当知州，然后又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谪到数千里以外的广东英德。年已六旬的苏东坡这时候已经年老体衰，再也没有当年在密州打猎时的勃勃英气了。现在的他犹如《水浒传》中被发配的林冲，押送的差人们并不管他是当朝最伟大的文人，风餐露宿的过程中让他吃了不少苦头，脚磨破了也不让歇一歇。苏东坡以为广东英德就是他一生的归宿，没料到走到半途，圣旨又下来了——哲宗还嫌苏东坡被发配得不够远，因此又追加了一道圣旨把他发配到更远的惠阳。刚刚在惠阳待了三年，又被一道圣旨发配到荒凉而渺无人烟的海南岛去了。
苏东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仅仅因为才高八斗而被贬谪到荒无人烟的天涯海角。荒凉的海岛上荆棘丛生，虎狼出没，远处的海浪声如同森林中的瘴气一样铺天盖地地袭来，最痛苦的事情是这里没有朋友可以咏诗作画，没有文明的土壤和水分来滋养他高贵的心灵，他被这个无情的世道完全抛弃了。苏东坡总结他一生的经历说：“人皆有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是啊，每个人都盼望自己的孩子聪明，读书中第光耀门楣，就像苏东坡的父亲辛辛苦苦培养他们兄弟二人一样。但饱受人间冷暖的苏东坡在经历过大半生的变故后，人们已不再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只希望他既愚蠢又粗鲁，朝中许多愚鲁的人就是这样无灾无难当上大官，并一直安享晚年的。这首诗隐藏了多少心酸血泪，更道出了一个伟大的人所“悟出”的最无奈的“真理”！
对苏东坡心怀怨恨的哲宗皇帝死后，苏东坡赢来了他命运中的最后转机，然而此时的命运转机已如日落西山显得虚幻而微薄了。他先被获准内迁广西兼州；又过了一个月，获准调任安徽舒州任团练副使。正当他挪动自己衰老的身躯向北进发时，又接到宋徽宗的旨意“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这是一个虚衔，只准许他在安徽任所就职。困顿中的苏东坡感觉自己像一条船，正在越来越驶近宋朝的首都和自己的故乡，他已然隐隐约约看到了归宿。但这时，桅杆上的绳索断了，刚刚张开的风帆颓然落下，公元1101年7月28日，六十四岁的苏东坡凄凉地死于常州。蜀地为中国贡献了一位才华卓绝的人才，但是却没能好好保护他。
苏东坡也像李白一样，给后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近千年以前的文字还在今人的眼前熠熠闪光。那是一个高贵的人用生命铸成的篇章，内中蕴涵着一个人的生命和气质，那是蜀的气质，也是中华文化的气质。现在，“苏东坡热”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向我们涌来，我们感觉到了它的炽热和不凡魅力。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被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视作最喜欢的书，余秋雨和当代许多文化大家也对这本书推崇备至。人们不但喜欢这本真诚的书，同时更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喜欢苏东坡——这个来自蜀地的人。
蜀党
苏东坡在北宋政坛、文坛像一颗流星划过，留下了他个人的影响。然而有谁知道这种影响完全是群体性的，当时有一大批蜀人在朝中担任要职，他们就像星星捧着月亮一样簇拥在苏东坡身边。当时朝廷中的士大夫主要以地域和门庭分成三派：一派是以苏东坡、吕陶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首的“蜀党”，一派是以程颐及其门人贾易、朱光庭为首的“洛党”，还有一派就是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的“朔党”。此外，尚有秦人吕大防和蜀人范祖禹号称“无党”。三党之间相互攻击、排斥，形成了北宋朝廷的一个奇特景观。
王安石推行变法之时，蜀中士大夫在中央做大官者大多对新法持保留和反对态度。他们不赞成王安石“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政策，而主张“节流、去冗费、省财用、安万民”。当时身为宰相的王安石是朝中红人，哪容得下反对意见，因此就疾风扫落叶一般把蜀党和其他持反对意见的人赶出宫中，贬到外地去当地方官。任翰林学士的御史中丞、四川绵竹人杨绘被贬为亳州知州；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四川成都人范镇被贬为户部侍郎致仕；四川成都人吕大临被贬为汝州知州；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被贬为州县属官；判官诰院苏东坡则被贬为开封府推官、杭州通判等。而四川双流人邓绾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并讨得王安石欢心，被王安石从宁州通判提拔至中央任御史。邓绾虽然是蜀人，平时也跟朝中做大官的同乡们礼尚往来，但他说过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说明这个人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并不为同乡感情或关系所动。
这次被贬出朝廷的蜀中官员大多是朝中高官，到元丰时期，几乎没有蜀中士大夫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了。宋神宗死后，哲宗和高氏太皇太后便任命以前反对新法最有力的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为普通读者所熟悉，大约是因为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现在司马光成为一朝的宰辅，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废除新法，这样的政治举措自然牵涉到人事关系的变革，于是被王安石贬出朝廷的蜀党们又回到了显赫的领导岗位上来：苏东坡从汝州回到汴京，开始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苏东坡的弟弟也回朝担任右司谏，专为皇帝进言；范祖禹也回到朝中担任右正言；元祐元年蜀人范百禄也被任命为中书舍人；第二年蜀人吕陶也升为御史中丞。只有成都人范镇因年老体弱而拒绝了朝廷的召唤。一时之间朝廷中又充满了四川乡音，而以前拥护变法的人都被列为王安石的亲信，通通被扫地出门贬至地方。
司马光死后，朝廷任命八十一岁的老臣文彦博和九十八岁的吕公著为宰相。朝廷中的人事倾轧和学术政见分歧仍很激烈。蜀党、洛党、朔党轮番上阵，各领风骚一二年，有时是“洛党虽衰，蜀党复盛”，有时又是朔党占据无限风光。其间苏东坡被贬为杭州知州，可是不久以后又入朝担任吏部尚书等要职。可以说北宋神宗至徽宗年间，是蜀中人才在中国政坛的一次集体亮相，到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蜀人张商英还当上了宋朝的宰相。但自从奸臣蔡京独揽朝政以后，蜀人便几乎完全从北宋政治舞台上消失，就像一股潮汐悄悄地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