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妇女是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她们的脚掌宽厚有力，她们的胸怀宽广无比，在她们的无私、宽容和“纵容”下，男子们纷纷“外逸”经商、读书或革命。在他们遗留下来的广阔南方天空下，妇女们承担起操持家庭和教育子女的重任，她们是养育客家民系的良好胚胎和母体。
日本女人虽然以温顺谦恭著称于世，但在客家妇女面前，她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客家妇女正以她们不卑不亢的形象和杰出的智慧享誉全球。
一、世人眼中客家妇女之影像
“妇女”是个关键词
客家妇女所受到的赞美和恭维，一直是和客家民系的声誉成正比的。如果把“客家妇女”从“客家”概念中剔除出去，那么“客家”二字必将失去其本来的光辉，变得十分苍白无力，这说明客家妇女至少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培育作用。客家妇女勤劳优秀的品质，我们已经从许多的史籍、许多的古今文献、许多的中外见证者那里得到了印证，然而我们更需要见到她们真实的生活细节，见到围绕着她们的有些虚假的光环后面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要像看待一个女人，而不是看待一头牛、一种劳动工具那样看待她们。只有当我们深入到她们的内心世界，努力品嚼她们的酸甜苦辣，认真探索每一位客家妇女从生到死的生命轨迹，并且把客家男人摆出来作为陪衬和参照，我们才可能最终以平和而人性的目光看待客家世界——尤其是客家妇女，避免人云亦云的片面认识和歌功颂德。
妇女能顶半边天
近200年来，客家妇女的形象屡次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各种版本的书籍里，较为统一的说法是：她们普遍纯朴、勤劳、聪明、能干、坚忍、善良，几乎到了完美无瑕的境地。请看下面一系列有关她们的“世纪影像”：
《嘉应州志·礼俗卷》记载梅州地区的客家妇女时这样说：“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女。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主事，无不为……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编者的自豪之感和由衷赞美之情，已在不知不觉间跃然纸上。
晚清政治家、外交家兼诗人的黄遵宪几乎是以感恩戴德的口吻记述他的母亲和所有的客家妇女：“客民，其性温文，其俗俭朴，而妇女之贤劳，竟为天下各种类之所未有。大抵曳鞭履、戴叉髻，操作等男子。”那些家境困厄的贫苦人家妇女，多半“蓬头赤足，帕首裙身”，她们挑担负重，提篮荷锄，奔波徘徊于闹肆之间，田野之中。“而窥其室，则男子多贸迁远出，或饱食逸居无所事。”那些中等人家的客家妇女，则“耕而织，农而工，豚栅牛宫，鸭阑鸡笨，牛牙贯错，与人杂处。而篝灯砧杵，或针线以易缕，抽茧而贸丝，幅布而缝衣，日谋百十钱，以佐时需，无精粗剧易，即有无赢绌，率委之其手。”至于那些豪宅贵族家里的客妇，虽然在时间上稍微闲暇，但也是：“井臼无不亲也，针管无不佩也，酒食无不习也。”一句话，不管贫富贵贱，客家妇女都喜欢而且善于劳动，是属于闲不住的、享不来清福的一群人。劳动已经成为她们释放生命的一种形态。就像一朵花，艳丽地开放才是它的最佳形态。
英国人欧德里《客家人种志略》曰：“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民族，是牛奶上的奶酪，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一般来讲，文雅而做作的英国绅士是不会轻易夸奖人的，欧氏把客家妇女对客家文明的贡献推崇到如此地步，看来他真的是被客家妇女深深感动了。
美国人文地理学教授韩廷敦在他的《自然淘汰与民族性》中，从客家民系生存发展的地理和时空上加以推论：“现代的客家人，是由受过最大磨炼的祖先传下来的，因此，客家人都有一种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男女一齐劳动的特性。”可谓说清了客家妇女乐于劳动的根源。
美国人爱德华在《中国访问录》中则说：“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仁毅又仁爱的民族（民系），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典型。”
日本人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更是把日本妇女抬出来和客家妇女进行比较。众所周知，日本妇女的温顺谦恭是天下第一，都说好，但拿给客家妇女一比，就现出了病态。他说：“日本妇女以温柔顺从著称于世，而客家妇女亦毫不逊色。而且我们可以说，日本妇女之所以温柔顺从，是病态，因为她们的生活，需要依靠男子，不能不借此求怜固宠；而客家妇女的温柔顺从是健康的，因为她们这样做，纯然是真挚的爱和传统的对于丈夫的尊敬。”客家妇女不卑不亢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长期生活在岭南客家地区的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客家妇女作传：“她们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妇女当中最值得赞叹的了。在客家，几乎可以说，一切稍为粗重的工作，都是属于妇女们的责任。如果你是初到客家地方居住的，一定会感到极大惊讶，因为你将看到市镇上做买卖的、车站码头做苦力的、在农村耕种田地的、上深山砍柴采樵的、乃至建筑屋宇的粗工、灰窑瓦窑里的制砖的工人，几乎全是女人。”在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真实可信的叙述中，一个问题被揭示出来：即客家社会里男人都到哪里去了？是外出打工去了呢？还是躲在树荫下怕晒太阳？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客家男人在生活中大量缺席。
范光宇在《台湾农村客家妇女之母性生活与农业劳动之研究》一文中，也潜含着对客家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客家男人的责难。他说：台湾乡村中客家妇女的工作天数非常长，平均每年258天，几乎是除了下大雨不能工作外，她们都终年劳动很少休息。
夏威夷欢迎客家妇女
这种牛马似的，但又出于自愿的劳苦生活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变相地成为一种值得引进和榨取的劳动力或者劳工，如美国作家米契纳《夏威夷》中的一个细节写道：一个名叫魏强的美国医生偶然注意到，高地上的妇女都没有裹脚，于是指着一个妇人，问春发叔道：“她们的脚怎么都没有裹呢？”这位来自加州的春发叔道：“她是客家人，不值一谈。”魏医生又问道：“妇女准许到夏威夷去吗？”春发叔说：“也许客家妇女可以，闽南妇女则不行。”于是魏医生不再说什么，但自己却想到：“也许有一天夏威夷会需要中国妇女，不过一定要客家人去。她们看起来又强健又聪明。”这已成为客家妇女的价值所在。聪明和强健对于妇女来说，实在是两个难于兼得的可贵品格。
无论如何，客家妇女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这种方式及态度只有在极其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中，才会被挤压锻造出来。至今，我们尚未发现中国有哪个民族（民系）的妇女肩负着如此的重任，胸怀着如此强烈的族群危机感、使命感，保持着如此无私的奉献精神。从这一点来说，她们是值得得我们深深敬仰并顶礼拜膜的，她们的“世纪影像”必将像一座丰碑一样屹立千古。
二、大足之美
病态的小脚文化
“小脚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小脚之美”更是中国历史上一块怪诞而凄艳的伤疤。据考证，女人缠脚之风起于南唐，当时惯于嘲风弄月且诗词俱佳的风流皇帝李后主，在宫中闲得无事，便异想天开地命令嫔妃宫女们“以帛绕脚”，使脚变得纤小，如笋状，似纤月，以供其观赏淫乐。此风一开，宫廷及民间都纷纷效仿，以至后来的汉族女子均以缠足为美。男人们更是把女人的小脚视为一种“性感”的标志，这种病态的审美观念在小说《金瓶梅》及许多诗词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清代甚至有人写了一本“集大成”的小脚观赏作品，名字叫《香莲品藻》，把女人的小脚分成几品几格，上上品是什么样子，脚弓多高，长度多长。那些鹅头似的或者未能被缠得很小的脚，自然被作者嗤为废品次品。“好”的脚、“性感”十足的脚自然是被养在深闺，供人玩赏，它们下不得田，插不得秧，更不用说在兵荒马乱的官道和崎岖的山路上健步如飞了。
一双健壮赤裸的大脚
客家妇女不缠脚，是她们最显著的生理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她们赖以生存并确立自己较高社会地位的基础。在汉族其他民系中，妇女长久以来都保持缠足的习俗，在10岁以前，就将她们的脚趾和脚身通过包裹甚至折断的方式，束缚成“三寸金莲”，其结果是导致她们足不出户，不能从事粗重的劳动和长途奔袭。中国男女社会的明显分工，从生理的角度看应当源于此点，而男女体质的差异倒在其次。不然，为何客家妇女可以“健妇把犁同铁汉”，而其他民系的妇女只能弱不禁风地袅娜行走呢？
曾国藩率领湘军同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时，面对冲锋陷阵或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众多客家妇女，曾经心有余悸而无可奈何地称她们为“大脚蛮婆”，这体现了客家妇女健壮、勇敢和深明大义的外形特质及精神实质。在日常生活中，南方山区的客家妇女都是天不亮就起床了，简简单单地梳洗一下，急忙来到厨房生火煮饭。煮好以后，自己先急忙吃了，其余的都蒸在锅里留给睡梦中的男人和孩子们。天蒙蒙亮时，她们操起农具相邀邻里农妇下田劳动或上山砍柴。倘若是做买卖的话，她们一天能走百余里山路，肩担一百斤重的担子。晚上回家，也不事休息，忙忙碌碌地又在为家庭成员缝衣做鞋，料理牲畜，或者照顾着孩子们读书学习。大春小春农忙时节，田地里到处是她们犁田耙地挑担荷锄的身影。遇到节日喜庆婚丧嫁娶，她们又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乡邻的院子里，上下打点，迎宾送客，烹调张罗，祭祖敬神。总之，她们是客家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重要角色，犹如一出戏剧，缺少了她们的参与表演，这戏也就没法演下去了。
客籍知名女作家韩素音，以一个女性的细腻和观察写道：“他们（客家人）宣称他们妇女的脚造成了他们的历史，这是完全正确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也无人去当娼妓。长期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优雅的缠足风俗，可能从11世纪开始，到12世纪，甚至农民也开始缠了起来。假如青年女郎没有三寸金莲，就被认为缺乏优美的体态……客家妇女除掉这些束缚，一般是体壮高大，缺少仪容美好的名声，老年更喜欢饶舌和吵架，但她们都解放了胸和脚，从而解放了舌头，生活需要规定的这些，被认为可骄傲的传统喜爱着与延续着，客家少女虽然不是迷人的，但由于她们的节俭、勤劳、洁净与生动的辩才，而受到称赞。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地战斗。”换句话说，客家妇女是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满结晶，她们很少有唯美主义的虚饰作风。
大脚之中的生存原理
那么，客家妇女的大脚习俗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她们本身就具有文明进步和妇女解放的思想吗？或者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她们不得不保持天足？还是受到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应从客家民系的历史和它所处的地理环境进行考虑。
客家先民第一、二次大迁徙来到南方之际，中原地区的汉人尚未兴起缠足风潮，只是到五代南唐，“小脚之美”才被宫廷推而广之，至宋代则繁衍成中华第一奇观。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客家先民长途奔袭南来时的情景：拖家带口，亡命而奔，身上背负着祖先的遗骸、干粮、衣服甚至被褥，男女老幼蓬头跣足，一齐为命运和生存寻找新的归宿。这不是一次花前月下的闲庭信步，而是一次生死抉择的大逃逸。在如此兵荒马乱路途艰难的征途中，一双小脚怎么可能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崇山峻岭？因此客家妇女不缠足，并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她们具有多么高的思想境界，而是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允许。在定居中国南方山地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即使缠足之风席卷华夏大地，客家民系内部也有人就此做出这样那样的评价，但不管是客家男人还是客家女人，只要从生存的角度稍加考虑，就会义无反顾地让她们保持住一双可爱的大脚。虚饰和矫情，对于她们以及整个民系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害的。当今学者在赞美客家妇女的同时，往往还把她们的大脚视作一种思想解放文明进步的表征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这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只能算作是学者们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试问，500年前的客家妇女，会因为自己的一双大脚而从心理上自觉地感受到骄傲和进步么？恐怕不能——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天足”是被广泛歧视的一桩笑柄，“大足自卑”的影子没有谁能够摆脱得掉。
笔者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客家人，她们自幼生活在四川西部客家人聚居的村落，出生的时间都在20世纪初。她们的小脚是自愿或被迫地缠过的，在当地不缠足的妇女几乎没有，不缠足的直接后果就是找不到婆家。我在幼年时曾见到缠足的妇女脱了鞋子剪趾甲时，极畸形的脚趾和脚弓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甚至恐惧。
有关客家妇女这双曾经引起过是是非非的大脚，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它们专为南方山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而生。缺少这样一双大脚，整个客家民系就将龟缩在南方山地的草屋和泥地里，开垦不出那么多的梯田耕地，也不能像今天这样风风光光地闯荡五洲四海。
此外，还有一种值得参考的意见则认为，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时，其主体多是青壮年男子，因此客家妇女的宗源大部分应是南方土著妇女——也即畲、瑶等少数民族妇女，而这些土著妇女都是从来不缠脚的。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是客家学界的“怪才”房学嘉先生。分析起来，他对客家先民南迁时男女比例的推测似有一定道理，但把客家妇女的大脚完全说成是受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则不怎么令人信服。试问，南方少数民族的大脚又是怎么来的？是受别的民族妇女影响，还是自身传统的文化习俗使然？显然都不是，她们的“天足”同样是受到生存环境的制约，以及长期脱离汉文化圈影响的结果。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客家妇女的“天足”说得多么神圣高尚，它其实就是来源于“物竞天择”这么一条简单法则。客家妇女的伟大和了不起应统统来源于这双大脚，她们为民系和世界所做的贡献比别的民系（或民族）都大，并非是由于人种的优势，而是由于别的民系的妇女都被自己的小脚严重束缚，管理家务尚且不能完全胜任，何谈生产创造和革命？
三、“吃闲饭”的人
日常生活中的缺席者
前面已经说过，客家妇女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农活，买卖贸易、照料孩子都离不开她们。她们好像掌握着分身术一样，勤劳的身影无处不在。而与此相反，客家男人倒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缺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