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宁的关键问题，各种各样的种族之争正如蔓延的细菌在地球上愈演愈烈。而客家人虽然迁徙各地、四海为家，却能以和平的姿态与不同的种族和谐共处。
研究客家人的“处世之道”，将对世界文明的良性发展产生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综观人类迁徙狂潮
与人为善的客家族群
如果把客家人的迁徙纳入人类群体大迁徙的广阔视野进行考察，我们即能发现客家文化所具有的东方魅力，这种魅力代表着儒家思想中和平、有序、生存、发展等诸多健康元素。尽管客家人曾经同南方土著发生过一些小的摩擦，但那无疑是特定环境下的生存竞争，对于客家人的“和平主题”来说应是无伤大雅的，这正如北京大学客籍教授郭华榕在《客家文明的世界地位》一文中所言：“客家人的迁徙是人类群体的良性迁徙，也是人类群体和平迁徙的典范。同时，此种迁徙表现了客家人的勇敢机智和创新开发的精神。他们保持了原有的先进文明，又善于适应新异环境，能与当地居民互相融洽，彼此通婚，共同建设。客家人的迁徙不仅未曾破坏社会生产力，反而加速了定居地的社会发展。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文明的荣光。”
反观世界历史中大多数人群的集体迁徙，都或多或少带有破坏或劫掠的性质，有的甚至造成过大的灾难，影响到世界历史的格局和发展进程。郭氏还把人类群体大迁徙分成两类：一类是洲与洲之间的迁徙，一类是洲内的迁徙。就规模而言，古代中世纪多是数万、数十万人的群体迁徙，近现代则为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迁徙。
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悲剧
翻开已然发黄的历史书页，一幅幅惨痛的、以扩张和劫掠为目的的迁徙场景扑面而来：匈奴人的迁徙，曾经使得梅斯、斯特拉斯堡和美因兹等城市瓦砾遍地、十室九空，城市文明在暴力和无知面前显得脆弱不堪。蒙古人从茫茫草原到亚欧大陆的迁徙和征战，凭借的同样是强大的武力，嘶鸣的战马、锋利的刀剑、无情的践踏就像是一股决堤的洪水，所到之处田园狼藉、文明失色。吉普赛人虽然不以武力征服世界，其流浪和迁徙至今未能停止，但可惜他们不像客家人那样擅长垦殖生产和文化传播，因此始终无法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灿烂文明。
印第安人从亚洲北部向美洲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与沿途的居民和部族发生武力冲突，美丽的马雅潘城邦被一场大火焚毁，秘鲁也曾经被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血腥征服，世界上到处盛行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征服哲学。欧洲人开始向美洲这块神奇的土地迁徙和淘金时，可怜的印第安人又成了受害对象，他们从自己的家园里被逐出并惨遭杀戮，状如牲口，以致古巴和海地的印第安人成了“珍稀动物”。在非洲，黑色人种中的一部分也因为迫害而逃往美洲，含泪离开了那块有狮有虎的黄色高地。虽然定居美国的黑人最终获得了解放，但他们的文化已经被欧洲文明的浪潮冲击得面目全非。在安静的有众多袋鼠活跃的澳大利亚，由于欧洲人的不断迁入，原有的近30万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迫退入尚未开发的茫茫荒原之中。
上面这些横跨洲际的人类群体大迁徙，几乎全是以武力征服作为手段，最终使移居和扩张得以完成。同样的，人类历史上洲内迁徙所造成的破坏和劫掠，也有目共睹，代价沉重。
比如突厥人，他们6世纪时生活在我国天山、阿尔泰山一带，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善骑射，性残忍”的民族个性。公元1000年，突厥人中的一个部落由咸海东部草原向西迁徙，数年后抵达巴格达并建立国家，然后再以游牧和征战的方式进入小亚细亚，挺进地中海地区，前后行程5000千米。伴随着征战和游牧，突厥人逐渐与当地人混化，形成新的土耳其民族。但他们好战和游牧的脾性始终未能更改，消灭过盛极一时的拜占庭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时，竟屠城三日，以示其民性的强悍和无坚不摧。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6世纪的莫卧儿人，他们也以自己的生存为目标，离开费尔干纳地区突入阿富汗。1526年，部族中约25000人再次南下，侵入印度，以金戈铁马之势攻占德里，入城后大肆破坏当地的佛教寺庙和建筑，几乎征服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征战的结果当然是为了建立帝国，一旦帝国建立，他们就改劫掠的政策为和平生息的政策，并逐渐被当地的穆斯林同化。文明进程的推动可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北方辽、金、满等国家或部族对中原的侵袭，也带有明显的扩张和劫掠倾向。满族前身号为女真，1618年，一代英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满清随即于1644年破关攻陷北京。虽然满族一向对汉族文化持亲善态度，但在2000多千米长驱直入的迁徙和征战中，仍然采取强硬的暴力政策，沿途如有抗拒不遵的情况发生，即“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史载济南城被清军攻破时，无情杀戮的命运几乎降临到每一个汉族人头上。临清城破，“存者未足一分……尸骨如山若岭”。江阴失守，全城仅53个幸运者免遭于难。1623年至1660年的短短37年间，中国人口因为满清入侵锐减了3000多万，这个惨痛的事实表明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把自己的扩张生存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
欧洲的日耳曼人也以劫掠和攻击性强而闻名于世。公元初年，他们还散居在莱茵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肥沃区域。从公元3世纪起便开始向西迁徙，其中的一个部族名叫“西哥特人”，他们在攻占罗马后，曾肆意抢劫无序破坏，对已有的城市文明的践踏尤为严重。10世纪至14世纪，日耳曼人又越过易北河向东，攻占大片土地良田，组织所谓的“骑士团”和“边疆马克”，把当地的斯拉夫人和普鲁士人驱散到荒野和没有人烟生息的地方。
非洲的班图人原住喀麦隆高原地区，公元1世纪分成3支向南迁徙。一路上，他们迫使当地居民退入未开发区，像驱逐牲口一样把科伊人赶到非洲西南端。
所有这些白纸黑字记载的、散发着血腥凌辱和不公正气息的移民事件，均是以本民族的扩张和私欲为目的，以其他民族的死亡、离散甚至灭种为代价而完成的。恶性膨胀的野心和暴力，已然像一匹失控的野马肆意冲突，历史的面目也随之变得狰狞和可怖了。
二、客家迁徙——亲密合作与交流
客家是播种机，客家是宣传队
客家人的迁徙与上述破坏性、暴力性的迁徙形成鲜明对照，客家迁徙自始至终洋溢着和平、建设、发展、奉献等诸多健康和进步的元素。回顾历史，他们离别中原，跋山涉水，躲避灾难，全部行程长达3000千米，但始终以一个平和的土地开垦者和文化传播者的姿态出现。虽然不能排除与当地土著的小打小闹、小摩擦，但不曾发生过大的冲突。所以我们说，客家人在以受害者的身份离别中原故土时，表现出了极佳的风度。沿途的定居和接二连三的迁徙，并不凭借武力，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健康宽容的心态。在赢得当地人的普遍认可和尊重以后，进而从事文化、经济、婚姻等方面的亲密合作与交流。
事实上，客家人的迁徙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亚洲大陆内部的迁徙，也即从黄淮流域迁移至南方的赣、汀、梅三江流域。后一阶段为洲际之间的迁徙，客家人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超越赣闽粤交界区的“金三角”，播撒到世界五大洲的多个地方。
在亚洲的内部，客家人主要从事山地的垦殖和文化的酝酿传播工作。他们把一片片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开垦成了一亩亩梯田，栽种粮食，发展生产，同时顽强地保持着汉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在向其他各大洲迁播时，客家人同样以垦荒和创业的姿态，一边“客人开埠”，一边传播客家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中至真至美的精髓。应当看到，客家移民现象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不论从目前客家人的人口数量，还是从客家文明对世界的卓越贡献来看，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站在如此高度看待和审视“客家移民现象”。
以“客”为家的主人翁姿态
赣闽粤三省交界区在客家人到来之前，还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蛮之地，森林密布、交通不便、虎狼出没。据《长汀县志》和闽西方志记载，当时亚洲虎的一个种类就生活在该区域内，单只或数只的庞然大物常常像赶集的农夫一样出入于长汀、连城、龙岩、永定、武平、上杭等县城，伤害百姓，叼走牲畜。以下场景可为我们提供当时虎患的真实情景：1786年农历九月初三，有一只失群的饿虎闯入长汀城，虎视眈眈地盘踞在九龙山顶。当地组织民兵手执器械强行驱赶，将虎赶至府仓下的一个角落里，才将其围困打死。在猎杀的过程中，老虎曾经咬死一人，抓伤三人，连武功很好的“把总”吴功纪也受了“爪伤”。1754年，永定县发生虎灾，仅金丰里一地就被虎咬死80多人。1755年，“太平里伤死11人，丰田、溪南二里亦有人伤死。各处设槛井，金丰毙虎6只，太平及龙岩近境毙虎3只，溪南1只”。
到了近现代，长汀地区还时常有豺狗出没。北大客籍教授郭华榕记录他幼年在长汀生活的见闻时提到：当地农民进长汀城售柴后，夜晚返乡时必须结伴而行，因为豺狗常在荒野袭击过往行人，让人想起蒲松龄笔下的“屠户和狼”。更令人大惊失色的是，1941年某日深夜，竟有一只“吊睛白额大虫”窜入郭家后院，“叼走了伯母所养的猪。天亮后发现老虎穿过篱笆的大洞，洞口留下不少虎毛和足印”。
活生生的细节描述，已把当时赣闽粤交界区生存环境的恶劣真切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这比起战争、饥饿和杀戮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漂流而来的客家人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在这片贫瘠而条件恶劣的山地里扎下了根，他们把客地当作故乡，默默地垦殖和繁衍着，直到他们对土地的开垦取得成就、文化孕育成熟并对中国革命做出杰出贡献以后才震惊世界，整个过程都是以和平和健康的方式推进的。
三、族群问题仍是当今世界的关键问题
当今世界的族群纷争
重视对族群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全球学术界极关注的问题，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各地发生的暴力冲突多在族群之间发生。过去，人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甚至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上，因此学术界的研究兴趣也一直集中在种族、宗教、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研究领域，着重研究造成这种冲突的动因，并且提出过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和预防办法。
可是近20年来，遍及世界各地的冲突事件却转向了族群之间，许多国内矛盾都是由这样的冲突所引起。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署的统计，全球现在大约有1.5亿难民因不同原因被迫或自愿逃离祖国，寻求相邻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庇护，许多大规模的难民营就建立在漫长的国境线上。而过去，所谓国际难民多指国内战乱或国际战争中逃离家园的人。他们是受到联合国联民公约保护的“标准难民”，而现在国际上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另类”难民。他们在联合国眼里不属于“标准难民”，因为他们并没有逃离本国，无家可归。但国内的种族矛盾却闹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在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事件中，部分老弱病残流离失所。面对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国际社会不得不考虑修改“难民法”，以适应日益突出的新形势需求，因为联合国宪章过去曾经规定：只有那些因种族、宗教、国籍，或不同政见与社群的冲突而离开自己国土的人，才算是真正的难民。可是现在的难民却大多因国内不同族群之间发生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40个国家现有2500万这类难民，他们中的一半分布在非洲，其他则分布在巴尔干半岛、中亚、斯里兰卡、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
在中亚地区，自从强大的老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国内的种族矛盾就像喷薄的油井一样爆发出来，涉及的地方包括乌克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地方原本是以一个邦的身份被纳入前苏联的国家政体的，但国家政体一旦瓦解，这些平日里貌合神离的族群便开始爆发出激烈的矛盾。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取代了相安无事与平等协作。在电视新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他们互相攻杀的场面，轻的是石块棍棒，重的是坦克大炮，我们很难弄清这种族群间的不共戴天之仇究竟从哪里来。
在中东的十多个国家中，本来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下完全能够建立起和平乐园，大家共同享受一片蓝色的天空，可是事实上，该区域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都不断地发生着大小不同的族群冲突，有如家常便饭，民众对此见惯不惊。罗伦斯曾经在他的自传中深刻地描述了这种惨痛的纠葛，但在罗伦斯死后的半个多世纪之后，中东地区的形势依然没有好转，甚至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一带仍然是族群冲突的火药库。
此外，非洲大地上骨瘦如柴的妇女和儿童一直牵引着我们的视线，他们眼中放射出的渴望和平的希冀目光，令我们心痛。
但与上述惨痛经验相反的是，客家族群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既未与南方各汉族民系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也未与四川移民环境中的“湖广人”发生冲突，更未与海外不同的种族发生过猛烈争执。因此，研究客家族群与其他族群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全方位的接触经验，把客家学研究提升到世界的层次，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意义。
“客人”开埠
客家人屡屡以和平的姿态进入陌生的环境或者异域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无疑跟他们所秉承的东方文化和良好素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