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虽然至今已有两三百年历史，但从方言的角度进行观察，我们依然能发现这次事件对四川现代居民的深刻影响。遥想当年，全中国十多个省份的移民带着自己家乡的口音不远千里来到四川，他们口中吐纳着一股股浓郁的乡音，这亲切而活泼的发音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即便在族群融合日益加剧的今天，乡音依然使他们有别于其他的居民。
总的来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经过两三百年的激荡整合以后，四川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方言体系，一是占主导地位的四川官话(又称湖广话)，另一种就是客家人所秉持的客家话(又称土广东话)。
两种方言同属汉语八大方言之一。
有关客家话的发音特点，可能到过客家人聚居区的人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龙潭乡志》有一段记载客家人集市贸易的情况，殊为传神：“我乡以客家话为当地方言，讲客家话者占90％以上，话音带广东梅县一带方言，每遇逢场天人们可以听到：‘今哺尼奉场豪老臬。’(今天逢场好闹热)到市场以后，看见鲜红的二荆条海椒时，你会听到‘妮革街椒豪多钱益斤’(你的海椒好多钱一斤)？见到乡邻赶场，互相招呼：‘妮迈抹革？’(你卖什么)或者听到‘蛮妯’(慢走)等等。”总体上说，客家话给人的印象是比较古奥的，尤其是音韵特别古老。这或许使不了解客家族群的人产生误解，以为客家人是少数民族，客家方言是汉语方言以外的语系。其实客家话是汉语方言中历史比较悠久的一种，它在保留着大量唐宋时期官话的同时，又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有少量的融合，因而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方言。
在四川境内，由于使用客家方言的人数不多，而且发音难懂，跟四川官话有较大的差异，所以过去它一直被视为一种弱势的语言，被称作“土广东话”。当今四川方言中称一个人土里土气或来自荒僻的乡下，就会说此人是“广广，老广，土广广，土老广，广耳石，广眉广眼，广头广脑”等。
其实客家话在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甚至有不少客家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专以客家话对外交流。作为一名从广东移民四川的客家人后裔，我觉得四川客家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自卑境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自身的文化和历史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族源，不知道客家人为何物，真把自己当成了下里巴人。
《成都民间文学集成》有一段口述文字，就比较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心理：
有个湖广小伙子，赶场回来后，听说妹妹被客家人欺负了，非常生气。他就想方设法要整客家人。他白天黑夜地想，终于想出一条毒计——偷客家人的文字书。
他先偷偷摸摸地学会了客家话，然后就装成客家人混上山去，住在一个孤老汉家。他帮老汉挑水、砍柴，勤快得很。老汉笑眯眯地带他去见首领，说：“这是山那边的客家人，阿公阿娘都过世了，单身一人落难到这里，我想收留他。”首领见他确实老实，就给他落了户。
他上山半年多，打听到文字书搁在首领的后屋，由一个人白天夜晚地守着。
这天晚上，天黑黢黢的。他等老汉睡着后，就悄悄地摸到藏文字书的地方，看见守门人在打瞌睡。他先把自家的鼻子用棉花塞起，然后摸出熏香点燃，使劲地吹。守门人一会儿就跟猪一样倒在地上了。这下，他从守门人身上摸出钥匙，打开门拿起文字书，拉伸一趟子跑下山。
从此，客家人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
客家话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这是事实。原因主要是客家话中很大一部分音韵是古音韵，用现代汉语发音和对应的汉字去套，已经完全不能对号入座，所以只能作为一种口语流传。而在上述这则口述文字中，客家人把责任推给了湖广人，这就说明弱势人群和弱势语言在面对强势人群时的不自信。
有关这种情形，我还可以举例说明：
曾经有几回，我和我的弟弟乘公交车在成都闲逛。因为从小在母语的环境中一起长大，所以我们开口交流都会不自觉地使用客家话，但是这种交流只限于窃窃私语；稍微大声一点，就会引来全车厢人的吃惊和关注。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曾经有一位小姐，也是在车上，好奇地询问她的男朋友：“他们是说的越南话吗？怎么成都还有越南人呢？”这时候我常想，假若我的母语是英语，那么我跟弟弟大概会旁若无人地高声说笑。当然，现在的情况已有所好转，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客家人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
上面是说的移民环境中客家方言的表现形式。那么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湖广话(四川官话)的情形又如何呢？其实在四川官话内部也是存在着地区差异的，而且同一种语言内部的方言歧视也时有发生。
通过四川方言电视剧或说唱艺术，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四川方言因地域不同或移民省份不同而造成的细微差别。比如，成都人李伯清说散打评书的时候，使用的是比较地道的成都话；演《傻儿师长》的刘德一和说“重庆言子”的吴文，则比较多地带有川东口音；“中江表妹”表演的谐剧则纯用中江县的方言进行表达……这就造成一种语言奇观。人们想象不到在四川一省之内竟有那么多的地方方言(虽然它们同属四川方言的范畴)同时并存；而且即使是相邻很近的地区，其发音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
也许在移民初期，这种差异会更加明显。
道光十七年(1837)《德阳县志·风俗》中说：“人少土著之家，士多杂处之民。声音不同，故称谓各异。楚人谓父曰爹，秦人曰达，粤人则谓之阿爸，闽人则谓之爸爸，豫章人则谓之”。光绪二十年(1894)《永川县志·方言》也说：“五方集处，语言互异……越数十传而土音不改。一父也，有呼为爹、为爷、为伯伯、为阿爸者。一母也，有呼为娘、为妈、为母亲、为阿者。子，或谓之儿，谓之崽，谓之幺。兄，或谓之哥，谓之长。弟，或谓之小，谓之胎”。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热闹非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安县志·礼俗·社会风俗》也谈到相似的情况：
前清时，县属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同一意义之俗语，各地发音不同。有所谓广东腔者，有所谓陕西腔者，有所谓湖广宝庆腔者、永州腔者……孙对于祖，通称爷爷，祖母称婆婆，惟粤省人称阿公、阿婆。子对于父，楚省人称爹，粤省人称爸，秦省人称达，豫省、闽省人称爷。弟对于兄，通称哥。对于母，称妈。侄对于诸父，称伯、叔，亦有称满者。凡尊长对于幼，直呼其名，或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幺等次称之。妇人每从其夫之称谓而已。
几乎每一本四川地方志都谈到清代至今的方言与民俗问题，而且认识几乎是一致的。这就说明编撰地方志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移民社会语言的复杂多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方言会因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出现“歧视”的现象。大城市、大地方的人会认为他们的方言是正宗的、雅致的，而小地方或经济落后地区的方言则被视为俚俗。比如成都人常常称区县人为“县老表”，这种称谓更多的不是因为装束，而是直接来自语言。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民俗所派生的一些东西是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等的发展而改变。
因此，四川人对方言的使用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与族群内部的人进行交流时，往往使用乡音；而与族外人群交流时，则使用比较通行和大众认可的语言形式。比如民国《大足县志》就说：“清初移民来川，来者各从其俗。凡一般人率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曰打乡谈；与外人交谈则用四川官话，远近无殊。”
拿我来说，也是常常在“打乡谈”和“四川官话”这两种语言系统之间跑来跑去，那是为了适应环境和交流的方便而产生的固有习惯。每一次我回到故乡村落或与族群内部的人交流，必使用客家话；而与其他人交流则使用四川官话。
有时候在同一场合，两种类型的人都有，我就不得不在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穿梭来往，而且转换得极其自然、和谐，像是一部运转自如的机器。一个人能够“打乡谈”，我认为是移民社会情感维系和族群认同的需要。如果一个客家人进城没几天，回到村里就叽里咕噜不说母语，那么这个人会被疑为“忘本”或狂妄自大。尽管语言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情感或信息交流的工具，但它实际上却包含了文化、历史、信仰、家族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可小视。
过去也有一种人只会“打乡谈”，这种人一般被谑称为“死广广”。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交通闭塞、信息交流渠道不畅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一个老年妇女，平日不大出门，连赶集也少去，成天就围着锅灶打转转。她就只会说客家话，而不会说湖广话(四川官话)。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湖广填四川”给现代社会留下的比较深的烙印，就是语言。因为语言相对于其他习俗来说，更难改变。如果一个人发不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现代学术用语便称其为“失语”，就是在语言的环境中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一片茫然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