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回顾“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除了发现它在恢复四川的经济，繁荣四川的民俗与文化等方面的意义之外，还发现许多新的物种被引进，同时，一些新的产业也随着新物种和新技术的引进而蓬勃发展起来。
现在的四川人也许淡忘了红薯和玉米这两样粗粮。对于食不厌精和餐桌食品异常丰富的现代人来说，红薯和玉米只不过是吃腻了山珍海味之后的一点口味调剂。可是事实上，这两样东西正是由移民带入四川并广泛推广的。
遥想当年，这两样养人性命的东西在巴蜀大地的荒草和废墟间蓬勃生长，它们的蔓苗像疯狂的海藻长得铺天盖地，它们的果实像发酵的馒头长得硕大无比。它们以质朴和营养的肉身填饱过多少移民饥饿的肚皮啊！
据王纲《清代四川史》记载，红薯是于雍正十一年(1733)，由福建移民带入四川的。红薯原称番薯，原产地在日本，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式传入中国福建，然后由移民带入四川。
有不少地方志记载过红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情况，比如乾隆《双流县志》记载说：“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也。”嘉庆《资州志》则说出了红薯的来源和备受南方移民欢迎的程度：“闽粤来者始嗜之……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移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由于红薯种植条件要求不高，易于推广，因此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红薯在四川的种植已经蔚为大观。特别是在川北广袤的丘陵山区地带，竟然因红薯的大面积种植和丰收，而号称“苕国”。
民国《乐至乡土志》也说：“冬日窖藏，可作半年粮。”
对于红薯，我这个南方移民第十一代后裔一直是怀着深厚的情感的。我感念它，甚至像感念自己的父母一样。记得小时候在故乡的村落中生活，每年的大半年时间都在跟红薯打交道。放学回来饿了，就在箩筐里摸出一根红薯，就着泡菜坛子里的泡菜一阵狼吞虎咽。它的滋味清脆甘甜，跟泡菜的味道混合以后，吃起来有菠萝的清香——这种来自幼年的味觉记忆至今无法消除。
记忆更为深刻的，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年月里，全村的人在山梁上改土造田，队里的炊事员在一口比水缸还大的铁锅里蒸红薯。满满一锅红薯蒸熟以后，锅底残留下来的热汁，有红糖的黏稠和营养。全村的孩子挤在那口大锅前，等待着喝上一口，那滋味比任何高级的糖果还诱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红薯对于四川人还显得如此重要，那么再倒退一百年、两百年，红薯在移民心目中该是何等重要？
而玉米(即川人所谓苞谷)，这种跟红薯几乎同样重要的粗粮，据记载是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广西、广东和福建省的移民带入四川的。光绪《奉节县志》即说：“苞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玉米和红薯，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和记忆越来越远，然而在一两百年前的四川，它们对四川移民的情感，一定犹如高粱对山东人的情感那么炽烈浓厚。
另一个由移民引入，并且至今跟四川人关系紧密的物种，是辣椒。据《四川的客家人和客家文化》一书介绍：“辣椒原产于墨西哥，约在明代传入中国沿海的南部诸省如广东、广西。清前期的移民入川，相传粤人将辣椒‘二荆条’引入，在蜀中备受欢迎而广种之，川人在其名称前加一个‘海’字，称之为‘海椒’，相传至今，蜀中客家人称之为‘二荆条’。”
如果辣椒真是由南方移民于清初引入四川，那么四川人就应当想想祖先的恩德了。首先他们带来了果腹的东西，然后又带来了调味的东西，对异乡生活想得真是周到。辣椒对于四川人的意义，据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对川菜的形成，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和推动作用；二是辣椒对于四川潮湿阴冷的气候有一个御寒祛湿的作用。我们知道，郫县豆瓣是川菜的灵魂，而它的主料是什么呢？那就是辣椒呀！而且最正宗的郫县豆瓣也是由“湖广填四川”时来蜀移民发明的。
清朝初年，有一个姓陈的人，跟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来到郫县。他在郫县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当地盛产辣椒，而辣椒制品主要有“宰海椒”和“酱海椒”两种，人们用这样的辣椒炒菜似乎也很提味。但这个陈姓移民在家乡时见过另一种辣椒制品，那就是在宰细的辣椒中加入胡豆瓣，其味更加醇厚。于是他就按照家乡的办法试制了一些“海椒豆瓣”，挑到县城和农村去卖。果然，这样的“豆瓣辣椒”比当时的“宰海椒”和“酱海椒”更受人欢迎。
1804年，陈姓移民的后裔因为经营这种豆瓣发了财，便在郫县县城里开了一家“益丰和”酱园，专营郫县豆瓣。由于经营有方，货色上乘，很快声名远播，每年都能卖出豆瓣千斤，“益丰和”的人数着叮当作响的银元，暗地里高兴。但是到了光绪年间，郫县东街忽然冒出来一家“元丰源”，也经营郫县豆瓣，两家酱园就展开了竞争。
“益丰和”是老字号，老板陈竹安经营郫县豆瓣多年，因此经验丰富。在他的卧室里，摆满各种各样的小缸小碟，里面装着豆瓣、酱油等试制品。每天他从“益丰和”的店堂回到卧室，都顾不得疲惫辛劳，像一个科学家做实验似的研制最新、最好的产品。他尝尝这个碟子里的豆瓣，又尝尝那个碟子里的豆瓣，细细品味，认真思索。为了防止豆瓣配方比例的外传或泄密，“益丰和”用来称料的秤杆是一把锄头的锄柄，上面既没有“秤星”，也没有任何符号。只有老板陈竹安能够根据不同的位置判断斤两，因为他对这杆“秤”简直太熟悉了，熟悉得就跟自己的胳膊和手指一样。
由于竞争对手就在眼皮底下，因此两家经营郫县豆瓣的商家都在质量上下功夫，极大地提高了“郫县豆瓣”的知名度。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两家酱园的豆瓣年产量已经达到20万斤。
四川人恐怕没有谁未食用过郫县豆瓣，它最大的特点是“味辣香醇，瓣子酥脆，黏稠茸实，色泽黄红油亮”，用这样的豆瓣制作“回锅肉”和“麻婆豆腐”，味道极正宗，令人百吃不厌。
清初入川移民带来的新物种，有些是以粮食的身份推广至四川全境，有些则因地理条件和气候等因素的限制，只在某些区域种植。然而这样的特色物种，经过技术加工，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业，至今影响着四川地区经济的发展。
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新物种和区域经济圈是：木棉与攀枝花、蔗糖与内江、烟草与川西平原。以上三个特色经济区域的形成都跟移民和新物种的到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康熙十年(1671)，有一个名叫曾达一的福建汀州商人来到内江。当时他可能是卖一些南方的手工艺品，一路贩卖经过内江，看见田野里的油菜花开得黄灿灿的。当时是三月份，暖风拂面，这情景忽然使曾达一产生了思乡之情，因为内江的气候跟福建汀州的气候十分相似。在伤感的情绪中，曾达一骤然爆发出一种灵感，他想家乡的甘蔗产量很高，如果能把蔗种引至内江，广泛栽种，并且通过家乡成熟的技术生产蔗糖，岂不是可以获得大利？至少也比现在做一个流动奔波的商贩要强。
这个想法使曾达一异常兴奋，他便趁回家迎亲的机会，动员了一批家乡的父老乡亲，带上甘蔗种和榨糖的石磨，不远千里从福建匆匆赶来了。最初他在内江龙门镇的梁家坝开设了一家糖坊，由于福建甘蔗很适应内江的气候和土壤，因此曾达一的糖坊不久以后就财源滚滚。
很快，甘蔗的种植又由内江拓展到资中、资阳和隆昌等地，按《清代四川史》的说法，那一带迅速掀起了“种蔗热”。富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新修《富顺县志》即说：“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湖广移民在牛佛岭一带引种甘蔗成功。”至清代末期，富顺县已经“年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有糖坊500余家”。
四川内江号称“甜城”，这名字让我们品嚼到了甘蔗的甜味。
木棉进入四川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时由广东入川的移民把这种“树本”的棉花带到了渡口市。这是一种产量高、棉质好、易于纺纱织布的棉花。木棉成熟时节，硕大的棉桃挂在树上，像是一排排白色的灯笼。由于木棉给四川的地方经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清代有的地方官专门写诗，来讴歌这种奇异的物种。比如乾隆时期的潼川知府张松孙就写过一首《木棉歌》，表达了对这种植物的敬佩：
广州木棉大如树，吴地草棉名亦著。
或呼吉贝或班枝，物性无殊同是絮。
哀牢白叠贡南朝，巴西蜀北满平皋。
四月乘时好栽种，勤锄滋长多棉桃。
东舍西邻相助作，鱼羹麦饭饱欢乐。
御寒无具盼丰收，更重春耕与秋获。
青叶晒被苞吐丝，悬铃丹簇花枝盛。
白云片铺原隰湿，风湿挟纩相参差。
捃拾携筐走空室，膏滑轴纯棉出。
乱琼飞洒一弘张，白玉搓成万条雪。
络车咿哑冷孤檠，又听篱边促织声。
手足皲疡不知倦，机上停梭疋布成。
入市换钱输簿赋，再成裁剪为襦袴。
连年梓郡庆盈宁，男多余粟女余布。
在民间，木棉常常被百姓呼为“攀枝花”——攀在树枝上的棉花，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渡口市因为木棉种植范围广，几乎成为该地区的象征性物种，因而被正式更名为“攀枝花市”。
攀枝花对于“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犹如张家湾、李家坝、陈家老房子一样，都是这次移民事件给四川遗留下来的地理性质的影响。它既是一种悠长的历史记忆，又是一种鲜活的现实表达。
下面再来说说烟草跟移民入川的关系——
烟草其实并非是移民带入四川的新物种，它在四川古已有之，但当时四川的烟草种植面积和专业化生产程度还很差，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景象。自从福建、广东等南方省份的移民进入四川以后，四川烟草的种植和生产就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
雍正年间，有一个福建龙岩的移民入籍成都府金堂县赵家渡，他是傅氏家族入川的始祖，名字叫傅荣沐。最初，这个福建移民只是在当地经营蔗糖生意，但是他后来发现“蜀中未谙种烟法”。这也算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不但蜀中人不懂得怎样种烟，而且连他们生产出来的烟丝也很低劣。傅荣沐在福建龙岩时曾经是一名种烟好手，因此他很快雇佣了几十个工人，在成都外北的田野里开辟了大片烟地，开始用新的方法种植和改良烟草，结果大获成功。当时驻防成都的八旗满人，即对傅氏烟草推崇备至。
清代四川的烟草种植业，主要分布于成都附近的什邡、金堂、新都、崇庆、灌县、温江等地，以及川南、川东等区县。嘉庆《南溪县志》有一段烟草在当地大量栽种的记载：“新籍之民多临河种地，种地者栽烟蕉(因烟草株苗形如芭蕉，故称烟蕉)，力较逸于田而利倍之。”换句话说，种植烟草不但比种植粮食轻巧，而且经济效益也比种粮食有成倍增长。
我甚至想，之所以现在四川容易争得全国糖酒交易会的主办权，这跟移民时期丰厚的物资积淀是分不开的。就拿酒来说，四川的名酒风靡海内外，这是不争的事实。有许多外地人提起四川的酒，也是连竖大拇指。殊不知，四川酒文化的发达，也是由入川移民一手创造的。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全兴酒的来历，它是由清初陕西(也有说山西)移民发明的，或者说，是由外来的酿酒工艺及技术与四川原有的酿造技艺相结合而诞生的。
清朝康熙年间，陕西三原县的移民朱煜在四川绵竹开设“朱天益酢坊”，后来发展成朱、杨、白、赵“四大家”酢坊，这便是绵竹大曲的前身。朱煜来川之前，是陕西一家酒坊的酿酒工，他把陕西略阳大曲的酿造方法与四川“剑南烧”相结合，推陈出新，酿造出了以绵软醇厚口感著称的“绵竹大曲”。
清代的叙州杂酒，以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五种粮食酿造，“满口香、满座香、满屋香”。据说现在的“五粮液”即是从此酒发展革新而来。一查杂粮酒的来源，竟也是清初外省来川的移民摸索创造的。
“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的恩惠实在是太多，这块荒败了的土地，经过移民精心整修打点，现在已经变成一块金色的土地。
我们一方面为他们创业的艰辛喟叹，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喝彩。实际上，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无不是祖先用双手和智慧创造出来的，而这些祖先来到四川才不过两三百年，他们的后裔也不过才传承十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