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器物的年代上来看，腰坑中既出土有殷商至西周时期的无胡戈，也出土有四川常见的战国早、中期的中胡戈，因此该墓为战国中期木椁墓是没有疑问的。同时，由于腰坑中还出土了大量鼎、敦、缶、盘、豆、勺等非兵器类青铜器，它们的形制均为战国早期荆楚地区所流行的形制，因此，我们推测此墓的年代不会早于战国。那么，从战国早、中期到秦国灭蜀这中间的150年间，蜀地开明王朝正处于最后四代的时期，处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关口（即开明第九代至第十二代）。《华阳国志·蜀志》曾经记载说，古蜀国的最后一代君主开明十二世死得很惨，最终是暴尸荒野，死于非命。他在秦国大规模吞并蜀国的战争中节节败退，他的军队根本无法和秦军相抗衡，因此，秦军从汉中沿金牛道穿越秦岭，势如破竹地杀向成都，开明十二世只做了一点象征性的抵抗，就放弃了建在成都的国都，仓皇出逃，最终被秦军追杀于四川彭山县境内，无奈地死于乱军之中。可怜的开明十二世死的时候，也许身上有一百个箭镞射出的窟窿，再加上秦军乱刀齐下，马蹄踩踏，也许早就身首异地，血肉模糊地躺在那些被屠杀的蜀国士兵中间分辨不出来了。剩下的蜀军残部如惊弓之鸟躲进了盆地周边的山林，既没人敢冒险来为蜀王收尸，更没有人来为开明王举行葬礼。由此看来，新都县出土的豪华型蜀王木椁墓便不可能是开明十二世的墓葬，而只可能是九世至十一世的坟墓。
到了战国晚期，秦国一举灭掉蜀国，但为了安抚蜀人从而更好地加强自己的统治，秦国还分封开明十二世的后裔做过三任蜀地的蜀侯，那么新都蜀王木椁墓有没有可能是这三代蜀侯的墓葬呢？我们说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这三代蜀侯对于亡国之辱一直耿耿于怀，他们怀念自己祖先的业绩、疆土和荣光，妄图用武力恢复蜀王统治的权力，重登那令人羡慕的蜀王之位，而不仅仅是在别人的统辖之下做个一般的诸侯。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第一代蜀侯通国因谋反之罪被杀；第二代蜀侯恽也因闹独立，被秦孝王赐剑自刎，恽在尚方宝剑没有运抵蜀地之前，就急急忙忙拉上自己的老婆一同自尽了；第三代蜀侯绾刚刚上台没多久，也被秦国怀疑有谋反篡位之心，结果也被“诛”了。因此，新都木椁墓为战国时期蜀侯墓葬的可能性也不大。
在开明九世至十一世统治蜀国期间，蜀国的国都已由郫县迁到成都。新都木椁墓显然离成都的距离更近，这是开明九世至十一世就近建坟的结果。换句话说，开明八世以前的蜀王不会把他们的地下寝宫建造在离首都很远的地方，况且他们所处的时代也与新都木椁大墓的时代对不上号。
此次发掘，还在木椁里发现两枚蜀王留下的铜印，铜印上面镌刻的图形符号被考古学家们称作“巴蜀图语”，从“图语”的符号来看，它离真正的文字还有一定距离，处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两枚铜印上的图语符号还被铸造在墓室腰坑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上，可能是蜀族中某一氏族的族徽。也许开明九世至十一世在未继承王位以前，曾经被分封到某地做侯，这种情况在开明统治蜀国期间尤为常见。他们在某地做侯时，必定有自己的土地、世系甚至族徽，因此在继承王位以后，这种族徽类的铜印符号被保留下来，并且在他们执政的全过程中一直使用。这枚“图语”铜印上还铸有两只铃铛，这种铃铛在古语中被称作“铎”。按照文献记载，当宣布国家政策法令或者大的军事行动时，往往击铎，前者用木铎，后者用金铎。当然能够用铎来治国治军的人物，就必定不是一般贵族，而是手中握有大权的一国之君。
尽管新都蜀王木椁墓出土的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它也有不尽完美的地方。比如腰坑中出土的编钟、铜垒、三足盘形器和豆形器均残缺不全等。当初考古学家们从一汪清水中取出这些残缺不全的青铜器时，认为是氧化或被水腐蚀的结果，但仔细观察这些残缺处以后才发现，它们原来不是氧化或腐蚀所致，而是由于铸造时铜液严重不足而留下的缺陷。蜀王去世后，蜀国制造青铜器的工匠们被召集起来，他们的任务是临时为蜀王铸造一批随葬品，先是浇铸了鉴、甑、鼎一类的大型铜器，待到浇铸编钟等稍小一些的器皿时，铜液已不够用了。偌大一个蜀国的青铜都到哪儿去了？连蜀王的随葬品也不能浇铸完全？原来，连绵不断的战事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蜀国把大量的青铜用以铸造兵器，因此想要铸造一点数量有限的随葬品，也已经资源不足。当然，蜀国的青铜铸造师们也是毫无办法，只好利用现有的铜液，敷衍了事，浇了那么几件残缺不全的青铜器。
新都战国蜀王木椁墓发现于1980年年初，当时成都平原许多重要的古蜀城址和蜀王遗迹尚深埋土中，有关蜀王和古蜀国历史的情况还非常模糊，因此该墓对于认识古蜀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状况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青铜兵器与战争
战国时期，蜀地政治权力的维系方式与中原相仿，即主要不再通过宗教等思想领域的建设来实现，而是直接通过战争来实现。人们仿佛度过了“蒙昧”的对于礼教的认同阶段，充分认识到军队和兵器对于国家权力维护的重要。因此，各地诸侯纷纷把青铜制造的重点转向兵器，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兵器中，几乎每一件兵器上都铸造着“曾侯乙”的字样。在开明王朝统治蜀国的时期，开明一世（鳖灵）、二世和三世都曾经骑着战马，手持剑钺，带领自己的军队在蜀国四面八方的边境上冲锋陷阵，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即通过强大的军队和锐利的武器不断拓展自己的疆土。事实上，开明王朝的开国元勋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华阳国志》记载开明时期的疆界版图是“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皤”，比杜宇王朝强大了不知多少倍，俨然是中国西南的一个泱泱大国了，这一切都是通过强弓硬弩和锋利的青铜兵器来完成的。到了秦灭蜀国后，开明氏的后裔还组织过三次大规模的“反秦复蜀”活动，只因剑没有人家的利，戈矛没有人家的长，结果一次次败下阵来。
这一时期的蜀人虽然继续使用鼎、垒等中原式的礼器，但他们已经认识到宗教礼制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因此在兵器盛行的同时，也加快发展生产工具的制作。新都蜀王木椁墓出土的手锯、铜凿、雕刀、铜削等生产工具已经完全具有现代工具的雏形了。比如五件一组的手锯，光滑的铜质锯片长26厘米、宽4厘米，锯齿锋利整齐，薄薄的锯身镶嵌在一块木板的凹槽内，再通过竹篾把锯身上的孔和木板上的孔穿在一起，绑扎牢固，木板的一端有个把柄，包裹锯身的木板被漆成纯黑色。这样一把约三千年前的锯子，即使今天拿来锯竹木也不显笨拙，完全能够很快锯断竹木之类的东西。再如用来削东西或雕刻东西的铜削和雕刀，刀背厚实，刀刃锋利，连接刀身的木柄均用绳索绑扎（许多绳索尚完好未断），再涂以黑漆，手感极好。
反观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则很明显不具有这种实用性质。它们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空泛的神权、一种朴实的信仰。它们的价值只体现在虚无缥缈的仪式上，仅仅起到烘托、陪衬、装点的作用。然而它们是人们精神的归依和寄托，尽管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人们还是敬若神明一样地热爱它们。从三星堆遗址的青铜礼器到新都蜀王木椁墓的青铜兵器，这之间的转变，反映出古蜀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即由遁世到入世，由保守到开拓，由虚无缥缈的神坛走向简练实用的战争，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社会的大变革和大发展之中来。
新都蜀王木椁墓所出青铜兵器主要有戈、剑、钺、矛等五六十件（不包括大量精美实用的刀、削、凿、匕首、斤、斧等生产工具类铜器），这些青铜兵器制作精良，有锋利的刃和带孔的柄，长短结合，大小结合，构成一组古蜀国青铜冷兵器完整序列。该木椁墓的《发掘报告》称：“剑：10件，有中原式和巴蜀式两种。中原式剑5件，长短有序，有格，4件柄上有凸出的二环棱，工件无环。鞘用两木板合成，髹黑漆。这类形制的剑为中原和荆楚地区所常见……巴蜀式剑5件，长短有序，扁茎，无格，身铸虎斑纹。这类剑的剑茎，用两片柄形木板夹紧，并插入铜套内，套外再用细绳缠绕，髹黑漆，甚为别致……戈：30件……身上均铸有图形符号，可分4式……Ⅰ、Ⅱ式的时代最早，当在西周时期。Ⅲ式应为Ⅱ式演变而来，故晚于Ⅱ式。Ⅳ式时代最晚，应在战国。”由此可知，古蜀青铜兵器的使用年代大致从西周时期就开始了，随着技术的革新和对外交流的增多，又吸取了中原兵器的特点和优点，从而发展了古蜀国自己的青铜兵器制造业。到了战国时期，古蜀国开明王朝虽然拥有辽阔的疆域，但是来自北方的秦国的威胁依然像紧箍咒一样套在蜀王的头上；东边的巴国虽然表面臣服于蜀，但实际上巴与蜀貌合神离，冲突与摩擦也是常有的事；加之开明王族内部分封出去的王侯暗中与巴国勾结，妄图谋反叛乱。因此，开明王朝从鳖灵打下江山直到开明十二世丢掉江山，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阴影和对外扩张的野心之中，尤其是秦国和蜀国对于汉中要塞的争夺，更是一场紧张而持久的拉锯战，双方在此屯积重兵，你争我夺。而同一时期的中原也是硝烟之味甚浓，各路诸侯纷纷扯起大旗圈占土地，壮大军队，网罗人才。在军营与军营之间、帐篷与帐篷之间出没着许多足智多谋的人，他们头戴方巾，身穿布服，转动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以足够的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不同的主子兜售自己的强国计谋，试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让社会认同自己的价值。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们的血液快速地流淌着，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成为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因此，战国时期青铜兵器的寒光以一种令人激动的方式闪烁着，它锐利的光芒掩盖了铜鼎那多少有些笨拙的身影。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古蜀国开明王朝也走到了它的尽头，秦国的金戈铁马正在中原辽阔的战场上整装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