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式的旗人军营
清朝建立后，清朝的开国元勋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为反清复明的思潮随时有可能死灰复燃。“八旗劲旅”是清兵入关并一统中原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士兵和统领均十分英勇善战，因此，清廷为了加强各边远地区的统治，就在各城市重镇和军事要塞设立军营。成都的满城，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诞生的。
成都的满城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东自半边桥至东城根街，西至同仁路，方圆约10里。整座城城墙高耸，楼阁相望，城门正中悬挂着“望重西南”“控驭岩疆”的匾额，十分巍峨雄壮。城内的建筑结构、衙门位置、营房方位都严格按照八旗军的传统方式来安排，当中共有官街8条、兵街42条。正黄、镶黄旗的官兵属于北方，正红、镶红旗的官兵属于西方，正白、镶白旗的官兵属于东方，正蓝、镶蓝旗的官兵属于南方。满城中重要的衙署有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左司衙门、右司衙门，此外还有二十多个小衙门，城内密布警戒和放哨的军事据点。
平时，满城内住着数千名由满族人和蒙古族人组成的八旗军，最多时达两万人。成都满城的设立，对于平定西藏、云南、贵州的骚乱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以此看来，满城一定是个刀光剑影、戒备森严的地方了？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满族擅长建造园林，著名的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是旗人园林的杰作。在成都的满城内，由于将领和士兵都可以携带家属，每个士兵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和空地。因此，这些八旗子弟就在这个禁城之内栽花养鸟，营造假山，四处洋溢着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古代园林气象。
成都清代贡院平日间，士兵们在将领的带领下操练，而家眷们却在街上购物或在家园附近耕种。只有当战事爆发或有紧急任务的情况下，这些生活在成都城市园林中的士兵，才露出峥嵘本色，披盔戴甲，去保家卫国了。有一次，政府害怕八旗军的锐气在这种闲适的生活中被消磨掉，打算把成都满城搬到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所有驻防八旗的强烈反对。当然，反对得最厉害的肯定是士兵、将领们的家眷，因为他们在成都既可以在满城活动，又可以走出满城体验成都市民的安逸生活，当然不肯挪窝了。
一个对慈禧有恩的驻防将军
驻防八旗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地方行政，并且镇压各地的反清力量，这一点在《清朝文献通考》中有明确记载：“我朝定鼎以来，虑败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远也。”同时，朝廷又按照各地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程度，把驻防八旗的等级分成三等：一是将军衙门，二是副都统衙门，三是城守卫衙门。三个等级中又以将军衙门为最高，由于成都在战略上的特殊重要位置，因此它的驻防八旗为“将军衙门”级别。
而且，成都满城将军衙门的权力比其他地方的将军衙门权力更大，一般的将军衙门只许监督地方行政，不能直接插手地方事务。而成都的将军衙门例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有上谕道：“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毋庸干预外，其管内地方之文武各员，亦并听将军统辖。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实际上，成都将军的实权远比当地总督的实权大。
从首任成都将军算起，到末任成都将军，其间共历135年，先后任命过47人。按照清朝惯例，将军一职，必须由满族或蒙古族大员充任，这是清廷为了辖区稳固而采取的一种用人措施。但在清代署任的47名成都将军中，却也有一次非常例外，那就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清廷任命了一位名叫吴棠的汉人为成都将军，这件事在当时的官场中引起了一阵轰动。
吴棠这人其实没多大本事，虽为道光年间举人，但一直为政贪鄙，品格庸劣，为同时代的官僚所不齿。他从一个小小的县令芝麻官，一直做到了封疆大吏，这之中肯定有什么秘密；而且当时的言官曾对他多方弹劾，但奏本一递上去，都被“留中不发”，伤不着他一根毫毛。后来有好事者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个吴棠与慈禧太后有段奇遇。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慈禧太后的父亲名叫惠征，道光年间在湖南任一个很小的官职。在慈禧十五六岁时，父亲惠征因病亡故。本来慈禧家境不富裕，值此时刻更是愁云密布，姊妹俩一边买船送父亲的灵柩北上，一边打算进京参加满洲闺秀选美；当她们的船路过清江码头时，当地县令正是吴棠。也是活该吴棠走运，他有一个老友前不久刚去世，其灵柩正好也是载船同期抵达清江，吴棠便派人送银300两（一说2000两）给老友的家属，哪知办事的人麻痹大意，错把银两送到了慈禧姊妹的船上。吴棠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责怪完办事人之后，还叫他赶紧去把送错的银两要回来。这时候，旁边出来一个幕僚，向吴棠进言道：县官大人，听说这艘船上的人是准备进京选美的满洲闺秀，万一她们将来被皇上看中……况且大人也不缺那几个银子花，依小人之见，大人不但不该讨回银两，还应当亲自到船上去凭吊才是。吴棠听罢，捋了捋他的老鼠胡须，当即带上名刺（名片）来到慈禧姊妹的船上，假惺惺地吊唁了一番。慈禧姊妹俩正处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凄凉境地，忽然有个县官跑来送银子表哀思，一时感动得掉泪，因而真诚地说：“吾姊妹他日倘得志，无忘也。”
因此，汉人吴棠能够跻身旗人方能充任的成都将军之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成都驻防旗人的悲惨境遇
在清朝道光年以前，成都将军和副都统还能带兵打仗，但是后来，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和八旗制度的衰落，成都的驻防八旗基本上成了一群养尊处优的闲人，八旗官员们当初的锐志逐渐消减，心思转向了享乐腐化，他们也不大愿意管理实际事务，四川边境的藏、彝、羌族等地区事务也都推给总督，因此将军的权力慢慢下降，以至于形同虚设。
在此情形下，那些原本靠政府拨饷养活的驻防旗人，开始步入生活的死胡同；尤其是到了清代末期，财政困难，官府腐败，那些发给驻防旗人的粮饷，都被贪官污吏半路拦截。1914年，成都驻防首领上书大总统道：“停饷已七十余日，拯贫之日所领之款，尚不敷以偿停饷以前之债。智穷计竭，有仰药自杀者，有将所领之款交付父母而投河死者。有家累之人，于万难之际，亦只能从事于负担提篮，各图小贸，以图暂时之苟活。夫五里之城，聚增无数之小贸。供多用少，无路畅销，终归鲜济……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街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男女老弱，中宵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酸鼻……此成都旗人一时尚不能自谋生活之实在情形也。”
随着清廷的没落，这些被禁锢在满城内养尊处优大半生的旗人，忽然坠入生活的深渊。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成都旗人的悲惨境遇。
许多旗人生活艰难，但因为所住房屋为官府拨给，所以他们仅留一二间以蔽风雨，而把其他的房屋都拆成瓦木材料低价出售，以维持日渐艰难的生计；特别贫困者，每天只喝两顿稀粥，靠典当东西和在菜地里拣残根烂叶度日。由于旗人大量变卖家产、棉衣，因此精明的山西典当商人齐集在满城门外，开了好几家大的典当铺，有的人靠低价收购旗人的东西发了财。
情况稍好一些的旗人，因为什么生计都不会，只能穿着破衣服，提着鸟笼子，出入于成都的茶楼酒肆苟活性命。反观清朝政府最初设立驻防八旗时的勃勃雄心和用心良苦，怎能不叫人欷歔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