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地上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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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满城

园林式的旗人军营

清朝建立后,清朝的开国元勋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为反清复明的思潮随时有可能死灰复燃。“八旗劲旅”是清兵入关并一统中原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士兵和统领均十分英勇善战,因此,清廷为了加强各边远地区的统治,就在各城市重镇和军事要塞设立军营。成都的满城,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诞生的。

成都的满城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东自半边桥至东城根街,西至同仁路,方圆约10里。整座城城墙高耸,楼阁相望,城门正中悬挂着“望重西南”“控驭岩疆”的匾额,十分巍峨雄壮。城内的建筑结构、衙门位置、营房方位都严格按照八旗军的传统方式来安排,当中共有官街8条、兵街42条。正黄、镶黄旗的官兵属于北方,正红、镶红旗的官兵属于西方,正白、镶白旗的官兵属于东方,正蓝、镶蓝旗的官兵属于南方。满城中重要的衙署有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左司衙门、右司衙门,此外还有二十多个小衙门,城内密布警戒和放哨的军事据点。

平时,满城内住着数千名由满族人和蒙古族人组成的八旗军,最多时达两万人。成都满城的设立,对于平定西藏、云南、贵州的骚乱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以此看来,满城一定是个刀光剑影、戒备森严的地方了?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满族擅长建造园林,著名的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是旗人园林的杰作。在成都的满城内,由于将领和士兵都可以携带家属,每个士兵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和空地。因此,这些八旗子弟就在这个禁城之内栽花养鸟,营造假山,四处洋溢着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古代园林气象。

成都清代贡院平日间,士兵们在将领的带领下操练,而家眷们却在街上购物或在家园附近耕种。只有当战事爆发或有紧急任务的情况下,这些生活在成都城市园林中的士兵,才露出峥嵘本色,披盔戴甲,去保家卫国了。有一次,政府害怕八旗军的锐气在这种闲适的生活中被消磨掉,打算把成都满城搬到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所有驻防八旗的强烈反对。当然,反对得最厉害的肯定是士兵、将领们的家眷,因为他们在成都既可以在满城活动,又可以走出满城体验成都市民的安逸生活,当然不肯挪窝了。

一个对慈禧有恩的驻防将军

驻防八旗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地方行政,并且镇压各地的反清力量,这一点在《清朝文献通考》中有明确记载:“我朝定鼎以来,虑败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省设驻防兵,意至深远也。”同时,朝廷又按照各地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程度,把驻防八旗的等级分成三等:一是将军衙门,二是副都统衙门,三是城守卫衙门。三个等级中又以将军衙门为最高,由于成都在战略上的特殊重要位置,因此它的驻防八旗为“将军衙门”级别。

而且,成都满城将军衙门的权力比其他地方的将军衙门权力更大,一般的将军衙门只许监督地方行政,不能直接插手地方事务。而成都的将军衙门例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有上谕道:“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毋庸干预外,其管内地方之文武各员,亦并听将军统辖。凡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商妥办。”实际上,成都将军的实权远比当地总督的实权大。

从首任成都将军算起,到末任成都将军,其间共历135年,先后任命过47人。按照清朝惯例,将军一职,必须由满族或蒙古族大员充任,这是清廷为了辖区稳固而采取的一种用人措施。但在清代署任的47名成都将军中,却也有一次非常例外,那就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清廷任命了一位名叫吴棠的汉人为成都将军,这件事在当时的官场中引起了一阵轰动。

吴棠这人其实没多大本事,虽为道光年间举人,但一直为政贪鄙,品格庸劣,为同时代的官僚所不齿。他从一个小小的县令芝麻官,一直做到了封疆大吏,这之中肯定有什么秘密;而且当时的言官曾对他多方弹劾,但奏本一递上去,都被“留中不发”,伤不着他一根毫毛。后来有好事者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个吴棠与慈禧太后有段奇遇。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慈禧太后的父亲名叫惠征,道光年间在湖南任一个很小的官职。在慈禧十五六岁时,父亲惠征因病亡故。本来慈禧家境不富裕,值此时刻更是愁云密布,姊妹俩一边买船送父亲的灵柩北上,一边打算进京参加满洲闺秀选美;当她们的船路过清江码头时,当地县令正是吴棠。也是活该吴棠走运,他有一个老友前不久刚去世,其灵柩正好也是载船同期抵达清江,吴棠便派人送银300两(一说2000两)给老友的家属,哪知办事的人麻痹大意,错把银两送到了慈禧姊妹的船上。吴棠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责怪完办事人之后,还叫他赶紧去把送错的银两要回来。这时候,旁边出来一个幕僚,向吴棠进言道:县官大人,听说这艘船上的人是准备进京选美的满洲闺秀,万一她们将来被皇上看中……况且大人也不缺那几个银子花,依小人之见,大人不但不该讨回银两,还应当亲自到船上去凭吊才是。吴棠听罢,捋了捋他的老鼠胡须,当即带上名刺(名片)来到慈禧姊妹的船上,假惺惺地吊唁了一番。慈禧姊妹俩正处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凄凉境地,忽然有个县官跑来送银子表哀思,一时感动得掉泪,因而真诚地说:“吾姊妹他日倘得志,无忘也。”

因此,汉人吴棠能够跻身旗人方能充任的成都将军之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成都驻防旗人的悲惨境遇

在清朝道光年以前,成都将军和副都统还能带兵打仗,但是后来,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和八旗制度的衰落,成都的驻防八旗基本上成了一群养尊处优的闲人,八旗官员们当初的锐志逐渐消减,心思转向了享乐腐化,他们也不大愿意管理实际事务,四川边境的藏、彝、羌族等地区事务也都推给总督,因此将军的权力慢慢下降,以至于形同虚设。

在此情形下,那些原本靠政府拨饷养活的驻防旗人,开始步入生活的死胡同;尤其是到了清代末期,财政困难,官府腐败,那些发给驻防旗人的粮饷,都被贪官污吏半路拦截。1914年,成都驻防首领上书大总统道:“停饷已七十余日,拯贫之日所领之款,尚不敷以偿停饷以前之债。智穷计竭,有仰药自杀者,有将所领之款交付父母而投河死者。有家累之人,于万难之际,亦只能从事于负担提篮,各图小贸,以图暂时之苟活。夫五里之城,聚增无数之小贸。供多用少,无路畅销,终归鲜济……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街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男女老弱,中宵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酸鼻……此成都旗人一时尚不能自谋生活之实在情形也。”

随着清廷的没落,这些被禁锢在满城内养尊处优大半生的旗人,忽然坠入生活的深渊。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成都旗人的悲惨境遇。

许多旗人生活艰难,但因为所住房屋为官府拨给,所以他们仅留一二间以蔽风雨,而把其他的房屋都拆成瓦木材料低价出售,以维持日渐艰难的生计;特别贫困者,每天只喝两顿稀粥,靠典当东西和在菜地里拣残根烂叶度日。由于旗人大量变卖家产、棉衣,因此精明的山西典当商人齐集在满城门外,开了好几家大的典当铺,有的人靠低价收购旗人的东西发了财。

情况稍好一些的旗人,因为什么生计都不会,只能穿着破衣服,提着鸟笼子,出入于成都的茶楼酒肆苟活性命。反观清朝政府最初设立驻防八旗时的勃勃雄心和用心良苦,怎能不叫人欷歔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