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
3939500000001

第1章 和为贵——孔子的管理智慧(1)

“和为贵”。

“仁者,爱人”,“宽”、“恭”、“惠”、“举贤才”;政从身始,不令而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过又不不及,不偏不倚,因时因地制宜,通权达变,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

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社会管理学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先代是宋国贵族,因宋国战乱,逃至鲁国,世为鲁人。父亲名纥,字叔梁,住在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城东南尼山附近),做过鲁国的下级武官。孔子少年时失去贵族地位,在社会上受过冷遇。孔子自己也说:“吾少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生活的鲁国,在春秋中期就已经不能维持原来的强盛局面,在列强争霸中落伍了,但在文化方面,却是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丰富的典型国家。公元前540年,也就是孔子十一岁时,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见闻后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孔子“十有五有志于学”,广泛涉猎社会和人生的知识。贫贱生活的磨炼,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使孔子最终自学成才,在三十岁时,学问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他打破过去学在官府、官学不分的传统,开辟私人讲学道路,将自己学习所得,传授给招来的弟子。史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由此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儒家。

孔子五十一岁时,出任鲁国中都宰,也就是后世的京兆尹。不久,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再升为司寇。在鲁国,官员中最高层是三卿,也就是司徒、司空、司马,都由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裔世袭。孔子所任的司寇,与三卿并列,是鲁国最高统治层。孔子五十四岁时,受季桓子委托,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并参于国事讨论,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和“与闻国政”。

孔子在鲁任职,有政绩,出现过新的气象,因此引起齐国的忌妒和担忧。齐国设计破坏鲁国内部的团结。他们派人送来八十名美女的乐队,季桓子和鲁定公欣然接受,陶醉在女乐中,三月不理朝政,以致孔子的治国大计无法实行,孔子怀着沉重的心情弃官出走。

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十四年。先后去过宋、卫、陈、蔡、齐、楚等国。孔子周游的目的,是寻找从政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治理国家,也是为了说服各国统治者,采纳自己的治国策略。但是,孔子所到之处,都不顺利。正如鲁迅所说:“为奴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

但他始终不渝于自己的事业,从不消极退缩。“知其不可而为之”。

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他已经看清从政的希望渺茫,决心把精力放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他整理《诗》《书》等古籍,并删改《春秋》,得到以前政治环境中从未有过的愉快和宁静。孔子七十三岁时老死。孔子一生受到种种诽谤和侮辱,但在弟子中的威信却非常之高。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政治上最活跃最有才干的人,他称赞孔子说:

“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曾著书,但他的言行都被弟子记录下来,经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辑而成一书,就是现存的《论语》。这是目前仅存的研究孔子思想最直接、可信的资料。

孔子的生活年代是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转化和过渡。在此以前,也就是夏、商、周时期一直实行宗法等级制度,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制度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一些旧奴隶主转化为地主,成为经济上的暴发户,他们企图以新的身份和姿态参加政治生活,从而打破了旧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和谐,出现了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局面。司马迁的《史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是旧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

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懂得社会政治生活的混乱是经济关系变化的结果,他只懂得社会的混乱,是人与人的矛盾冲突,是人发生了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停止你死我活的争斗,彼此相亲相爱,和睦共处,那么,社会就会出现统一和宁静。治理社会的核心,是管理人,社会管理学,也就是人学。孔子的一句名言是:

“仁者,人也。”

仁,在《论语》里先后出现109次,基本上是指正确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管理社会的正确行为准则。从管理的意义看,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正确的社会管理,也就是对人的管理,是把人当作人来管理。

先秦诸子以及后来的中国文化,都重视对人的研究,但比较而言,儒家对人的研究更加重视,人学在儒学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而儒学的人学传统是从孔子开始的。

孔子重视人学是受到了重民思潮的影响。春秋时期,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天人之辩”。在这以前,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天命”观念,认为自然界运行和社会生活运动,都是天决定的。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和科学的进步,“天”成为批判的对象。公元前707年,随国的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公元前663年,虢国的史嚣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公元前645年,宋国降落了五块陨石,宋统治者以为是不祥之兆。周内史叔兴却说:

“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春秋时期“天人之辩”的意义在于,人们已经不是睁大眼睛盯着人之外的神秘力量一一天,而是从人类自身寻找社会生活变化的原因。这反映了人类自身的觉醒。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每一次变革,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都对自己的力量以及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做一次新的认识和反省。人的问题也就被以当时应有的方式提出来。春秋时期的“天人之辩”正是这种历史的回应。孔子的“仁”

学,是其继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孔子一生极少谈论鬼神、天命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

有人问及死后的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有人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答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对人的分析研究上面。

孔子的人学管理学或管理人学,有两条理论基础。一是人性可塑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本来差不多,可因为后天的生活条件不同,彼此区别开来,甚至相去很远。孔子所谓“习”,最重要的内容是教育。孔子“十有五有志于学”,到三十岁学问成熟,收徒办学,直至老死。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死之将至,就是要培养出一大批有益社会的人才,孔子弟子大多不负师望,在当时或以后做出了很大贡献。二是个人社会一体论。孔子认为,个人、家庭、社会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孔子有一段论孝悌的话: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

人的根本行为规范是孝悌,即孝顺父母,亲近兄弟。有了孝悌的美德,家庭就和睦;做到孝悌的人,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做事情,必然尊敬领导,同别人友好相处,不会发生“犯上”的错误,更不会“做乱”;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整个社会就安定统一了。就是说,个人、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的治理必须从个人的道德教育开始。后来,孟子阐发孔子的这一思想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天下,国,家,身,层层相联,而身是基础。据此,孔子和孔子之后的儒家提出了治理社会的逻辑顺序: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修、齐、治、平这一套宏论,是孔子和儒家的治国大策,从最小的单位——个人开始,一层层外移,逐渐向上,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有序治理。其中的基础是人的教育,这就是孔子创立的社会管理学是人学的奥秘。

“名正言顺”与“和为贵”

孔子的儒家和墨子创立的墨家发生过一场争论:兼爱和“爱有差等”的争论。墨翟是代表平民和劳动者阶级的思想家,他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倡导公平和公正,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不分差别地相爱。他批判儒家的爱人是不“兼”的,爱的感情分配不均匀,有等级和伦理的差别。这场争论的发生是必然的,它反映了儒墨两家管理思想的对立。墨家看重公平,儒家看重差别和分工。

孔子认为,治理社会的核心是处理好“分”与“和”的关系。分,是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确定出不同的政治和伦理身份,把人们分别放到社会管理系统(包括伦理系统)的各个位置上去,诸如天子、诸侯、大夫、家臣,父子、男女、长幼,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等。

和,是要求处在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不同位置的人们,和亲相敬,密切配合。分与和都十分重要,分与和的配合也很重要。孔子的管理思想体系就是围绕着分与和两个问题展开的。

美国管理学家乔治,1929年在《管理思想史》一书里曾指出:

“我们发现二千多年前,在中国的概念里,已有现代管理的轮廓:如组织、职能、合作、提高效率的程序和各种控制方式。”孔子的《论语》,就是涉及了社会的组织结构、各组织层次的职责、权力及相互关系的著作之一。

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他医治社会混乱的药方是“正名”,也就是建立一套层次制的、宝塔形的组织结构。这个社会结构从上到下,由天子、诸侯、大夫和士组成严格不可逾越而又紧密不可分割的等级链条。在社会结构中,处在不同层次上的人们,都有特定的权力和职责,人们履行自身的职责,行使自己的权力。

孔子当时已模糊地形成了科层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君子思不出位”。

用现代管理学的话解释,就是不要做你不该做的事,要各尽其职、各尽其责。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认为当时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之间责、权混乱。他积极主张各个阶层的人们应该划清自己的责权界限,言听视动等各方面都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不要越疆犯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孔子特别强调天子的权力。

一部《论语》书,到处可以看到孔子的尊君抑臣观。这是因为周天子当时有其名未有其实,名存而实亡,他根本没有控制各个诸侯的权力,这种情况与层次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距太远了。解决社会混乱的最关键的一步是恢复天子的权力。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制礼作乐及征伐外国之权应该绝对握在天子手里,这是天子独有的权力,不得僭越。如果说,对天子说来是掌握权力的问题,那么,天子以下的各阶层则是应该怎样尽到职责限制权力的问题。在孔子的时代,诸侯对天子,大夫对诸侯,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下反上、“犯上作乱”的情景,这对于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是极其有害的。所以他特别强调臣子应尽的职责,不要越位问政,不要去做君主方可做的事情。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也是这个意思。孔子对那些不尽职守,越级问政的事件深恶痛绝。按周札规定,祭泰山是天子的职责,而季氏竟然也去祭泰山,孔子气的如同发了疯,骂他是心狠手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主张尊君抑臣,旨在划清社会各等级的权责界限,加深各等级人们的守职尽责意识,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等级层次制度。

为了强调分层、分工,划定人们各自的权、责、利,建立有序的社会管理系统,孔子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正名。《论语·子路》

载:

“子路日:‘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子路日:‘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日:‘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盍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生活的时代,名实不符、名实相违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是有其名未有其实,天子空有天子的名,天子真正的内容和权力(实)已经被诸侯、大夫甚至陪臣拿去了。另一方面,有其实未有其名,越级问政,犯上作乱。孔子正名的目的就是使名和实统一起来,也就是建立严格规范的等级社会。有一次齐景公问政,孔子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做君主的事,臣子做臣子的事,父亲象个父亲,儿子象儿子,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混乱呢?应该说,孔子关于正名的主张,他关于为政首要任务是正名的思想,是很有见地、极为深刻的。

“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没有“分”就没有管理,然而,仅有“分”也还不是理想的管理。周朝曾是严格划分等级、等级界限绝对不可逾越的社会,最终还是分崩离析了。孔子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以“和”的办法维持“分”的理论。

他说:

“礼之用,和为贵,天下之道斯为美。”

和,是和谐相处。这是孔子社会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思想。

孔子的时代,和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并加以演绎论证,史称和同之辩。《国语·郑语》载有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关于和同区别的一段话: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他”和“他”,都是指不同的东西,“平”是平衡,包含和谐、统一的意思。“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统一到一起,建立一种平衡、协调的关系,这就是“和”。史伯认为,“和”具有产生新事物的功能,事物因和而生。“和”不是事物的简单相加,不是绝对等同,不是“同”。绝对等同的事物简单相加,不会生成新的事物,“同则不继”。

关于“和”的含义,《左传·昭公20年》记载的齐景公同晏婴的对话做了更为具体深入的探讨。当时齐国有一个叫梁丘据的人,他对齐景公言听计从,十分驯服,齐景公十分欣赏他,认为这是和,晏子举例说明这不是和,而是同,他说:

“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事。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日可;君所谓否,据亦日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用饮食和音乐为例说明“和”和“同”的区别。醋、酱、盐、梅各种调味品与水一起烹鱼肉,配合得当,这是上口的好菜,这是“和”,若以水同水相煮,就没有味道,这是“同”;不同乐器、不同音高、不同音色统一配合在一起,是动听的乐曲,这是“和”,而一种乐器,一种音高,一种音色相加,这是“同”。同样道理,在君臣关系中,如果臣对君只是唯唯诺诺,一味奉迎,不能提出不同意见,补充君主意见的不足,那么,这种社会管理就会象一碗白水一样没有味道,招来无尽的祸害。处理君臣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和”而不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