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时代关于和的理解包括了两层意思，一是承认和包含了差别、对立、矛盾；二是寻求差别、对立和矛盾的统一。两相比较，似乎更重视前一方面内容。孔子全部吸收了时代的研究成果。他关于科层划分、权责利区别界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思想，是“和”的第一方面含义的应用，他由此同后来的墨子的兼爱论发生冲突，批判不讲是非，不讲差别的“乡原”，呼吁“君子和而不同”。
但孔子更关注的还是和的第二方面的含义。他的“礼之用，和为贵”，以及诸如此类的论述，都是讲如何使有差别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最佳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孔子讲“和”，与前人及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和”，主要是指如何使不同的人们友好相处，相亲相敬，达到和谐。
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围绕着一个“和”字，从“和”出发，又归结到“和”。他倡导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人们恪守各自的行为规范，尊重对方，防止冲突发生；他呼吁领导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让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别人做不到的，自己能做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为了顺利解决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取得好的领导效果，孔子主张领导者要设计自身形象，诸如言而有信，择善而从，宽恭相济，不耻下问等，还为领导者确立了两条基本原则，即尊重下属的人格，实行人道的管理和给人以物质利益，提高下属的物质生活条件，“博施济众”。为了缓解社会冲突，孔子还提出了“中庸”的处事方法，不走极端，不做“过火”的事，凡事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根据社会矛盾大多因物质利益而起的现实，孔子提出了防范的办法，如见利思义，以义统利，给我们留下了“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亦可为之，”“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千古名言。总之，孔子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和谐，是理解孔子的一把钥匙。
领导行为和领导者
君与臣、君臣与民众的矛盾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经常处在对立之中。孔子力图调整、减弱这种矛盾关系，使之达到和谐。他寻求的最根本办法是领导者自身的修养和建设。
孔子认为，领导的身份如地位，使之在领导实践中发生着巨大的引导作用。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领导的行为象是风，群众的行为象是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领导者讲求礼仪，群众没有人敢不尊敬他的；领导者讲求道义，办事公正，群众没有人敢不服从他的；领导者讲信义，群众决不会不动真情，不讲真话的。为此，发生领导障碍时，聪明的领导者总是先找自身的原因，反躬自问，而不是怨怪下属。
“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
孔子强调领导者自身建设。他认为，领导者要有正确的行为方式和原则，做官要有为官之德，要以领导者自身的正确领导行为和品格去感动、影响下属。
孔子关于领导行为和领导品格的认识，同他关于人性的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孔子的领导行为、领导品格论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关于人的本性，孔子语焉不详，只有一句话：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大意是，人性本来差不多，但由于环境和习惯的不同，才使得差距越来越远了。孔子对这个命题没有展开论述，正如学生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而我们通过对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分析可以看到。他所说的人们之间的相近之性有二：一方面，每个人（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君子和小人）都有理性人格和感情。这可以从两件事看出来。一件事是孔子倡导的“忠恕之道”。孔子的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思想有两个前提，一是肯定每个人都有人格和尊严。因此，不要象对待牛马猪狗那样，随意地对待他们。二是肯定人有理性，人同此心，每个人的理性都能判断是非善恶。第二件事是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论述：
宰我以为居丧三年太久了，周年就可以了。孔子反对说，三年之丧是天下通例。君子出于对父母的爱和怀念，都自愿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都是自然而然，合乎情理的。人同此心，心同此情，故有三年之丧。这说明，孔子肯定人类情感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孔子倡导的“相近”之性还指人们物质欲望的一致性。
在孔子看来，无论君子还是小人，在物质欲望上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
他还认为，小人是“喻于利”的，而君子则“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唯富是求。因为人们（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相近之性有这样两个方面，所以管理也要采取相应措施。首先，要实行尊重被管理者的人格、感情和理性的人道主义原则。孔子的时代，奴隶不被当人看待。西周文献载：有“匹马束丝”
就能买五个奴隶，也就是一匹马和一束丝可以换上五个奴隶。另外，杀奴隶殉葬的现象也很普遍。孔子对这种残酷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反对杀殉，也反对以俑代人殉葬的现象。《孟子，梁惠王上》载：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孔子之所以反对以俑殉葬，是因为俑象人，用象人的人俑去殉葬，是对人们人格的践踏，是不能容忍的。《论语·乡党》记载，有一次马棚失了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孔子之所以反对杀殉和问人不问马，是因为在他看来人和物根本不同，杀殉和问马不问人的行为，否认人的尊严和价值，无视人的理性和感情，使之与物、与牲畜等同看待，这是不人道的。
孔子主张对被管理者要爱。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孔子的爱人是指爱一切人，并不是有人所说的爱贵族。刘泽华同志曾说：“当时的’人‘是一种泛称，凡园胪方踵之属都可称为人。从字面上讲’爱人‘就是爱一切人，并没有什么阶级、等级的规定。爱人着眼于人的共性，而不是人的社会差别。”（《先秦政治思想史》刘泽华著）爱人就是尊敬人，看重人。孔子主张领导者要“恭”。孔子为领导者设计了五种行为规范：恭、宽、信、敏、惠，恭字名列第一。关于恭字可以从孔子的一句话中得到解释：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如何对待民众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绝不能视同儿戏，寻常看待，要真正地看重他们，尊敬他们。为了做到“貌思恭”，还要从内心深处树立“敬”的感情，“事思敬”。爱人的另一个要求是宽厚待人。孔子说：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也。”
一旦发生同下属的冲突，不要企图凌驾于下属之上，盛气凌人，责任推给对方，道理全归自己，这是不承认下属的尊严和人格的表现。反过来，克制优越感，承认每一位下属的尊严和价值，尊重下属，严于责备自己，给下属以更大的宽容，一定会赢得下属的支持和理解，孔子一针见血地指出：
“宽则得众。”
爱人还要守信用。守信是每一个人都应具备的品格，但更是领导者应该具有的修养。因为是否言而有信，体现出对下属的尊重与否。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赞扬子路讲信用，“子路无宿诺。”守信的关键是言行一致。为此，一要少说多做，“讷于言而敏于行。”二要先行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反对讲大话，“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反对讲空话，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但是，必须指出，孔子强调的信，并不是指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指那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他说：“君子贞而不谅”，就是说，君子讲大信不讲小信，他还认为象墨子那样在一些琐碎小事上也坚守信用，是小人之见，“言必信，行必果，小人哉”。究竟守信与不守信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孔子没有具体的论述，然而他将人们的行为划分为二，主张大事情要说到做到，小事情不要过于认真，这说明他已经发现在复杂的管理实践中绝对地守信不可能，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就为从根本上守信创造了条件。
孔子还主张“养民以惠”，从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出发，给下属带来最大的物质利益。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有物质欲求，但是因为所受教育不同（习不同），他们的精神境界不一，所以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也不一样。君子发生物质生活的困难时，可以“安贫若命”，对大多数百姓说来，“贫而无怨难。”为了排除怨难情绪，获得群众的归属和支持，就要“因其所利而利之”，实行惠民之法。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假若有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孔子答道：“何止仁道，那简直是圣德了！”孔子还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即使有周公的才能，如果吝啬小气，不肯给百姓以好处，那么其管理也不会成功。
孔子还主张“敛从其薄”。《论语·先进》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反对对民众横征暴敛，目的是使人们生活的更好些，进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归属。他说：“惠则足以使人”。孔子主张用小恩小惠换取百姓的支持，自然包含有鲜明的阶级色彩，然而，从管理学角度分析，惠民之法就是物质激励。孔子既主张尊重被管理者的人格情感，即精神激励的方法，又主张惠民，搞物质激励，这说明，孔子人道主义管理原则，既尊重人的精神层面，又不忽视物质欲求，并以此为据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这对于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说来，确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的爱民和惠民，都是为了争取民心，稳定社会，建立和谐的社会气氛。为了同样的目的，孔子还呼吁公正用人，举贤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人能不能被正确使用，领导者是否公道，这既关系到人们的人格尊严，也涉及到人们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的稳定和谐息息相关。孔子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次，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使民众服从。孔子回答道：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直，是刚正、正直，泛指有真本事的人。枉，是曲、不正，邪恶，泛指无真才实学的人。错，是安置。意思是说，举荐正直有真本事的人，废置邪恶、无真才实学的人，使“直者”在位，“枉者”置于其下，这样，民众就服从、信服，否则，民众就不服。这里，孔子十分清楚地指出了用人的公道同民心归属的关系。因为和谐是孔子领导理论的核心，孔子当然给“举直错诸枉”以极大的重视。
为了真正做到“举直”“举贤才”，孔子阐发了如何识别选择贤才、“直者”的问题。
孔子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真假贤者难分难辩。为了发现贤者要注意三点：一、“巧言令色鲜也仁。”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是仁者，因为君子一般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二、语言笃实的人也不一定是贤者。言和行是有区别的。言不一定等于实，言既可以过其实，也可以违其实。“有德者未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因此，对那些语言笃实的人也要具体分析，是真正的君子呢，还是精神上伪装的人呢？三、对众人赞赏和众人反对的人要具体分析。
《论语》载子贡和孔子的一段问答：“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日，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段问答包含两点内容：其一，不能简单地依据人们肯定和否定的意见评价人。因为人群是有党性的，如果好恶出于公心，那么这种好恶是正确的；如果好恶是从私利和小集团利益出发的，势必是不正确的。所以，对众人好恶要具体分析。其二，只有被善者爱，恶者恨的人方才是贤者。要是善者好之，但不善者并不恨他，那么这个人的为人处事也许是对善人有利，对恶人也无害。他的立场是中性的，他能与不善者苟合，为不善者欣赏。要是此人干的事不利于坏人，但对善人也没有好处，也许这事情是不值得称赞的，所以不善者恨他，但善者也不称赞他。善恶作为对立的范畴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孔子认为只有善者好之同时恶者恨之，亲者爱仇者恨的人方是真正的善者。
言和行，言和实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言行（实）之间距离的存在，既与被考察者品质有关（巧言令色等），又与评价者的利害和品质有关，因此，“听其言信其行”的作法是天真可笑的。然而，为了识人选人，又不能离开人的言论和评价，那样就无从考察。
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既要广泛收集人们的议论和评价，又不要停留在它们上面，要通过言去进一步观察行，即“听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审视他的日常行为，观看他所经历之事，细察他的意志所向。这种将言和行联系起来，以其行验其言的办法，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列宁在论述这类问题时说过，我们依据什么判定一个人？显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人的行动。
在识人的问题上，孔子还主张大处着眼、小节不虑的原则。孔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将领导者的理想人格与现实中具体的人物区别开来，肯定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孔子主张一个人只要从大节上过得去就行了，小节可以不虑。他说：
“大道不逾闲（界限），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就是如此。《论语·八佾》载，孔子批评管仲气量小，奢侈，不知礼。例如，周礼规定，国君的门前可以立一个塞门，而管仲也立一个；国君招待外宾有放置酒杯的设备，管仲也有。
然而，孔子认为这是“小德”、小节，在总体上他认为管仲是仁者，以仁许之。
如果说，爱民、惠民、举贤才，是孔子的领导行为原则论，那么，孔子还就领导者的品格修养阐述了丰富的思想。
孔子认为，领导者的最关键素质是有仁德，他们行“忠恕”、“孝悌”之道，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合乎“礼”的要求。同时还应该做到：
学无常师，择善而从。子夏叙述孔子之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只有学习得好方能为政，为政者必须经常学习。学习和为政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的关系。仕和学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密切，是因为对大多数的人说来，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虽然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以为除了少数至圣先哲，再没有这样的人，他自己也“非生而知之者”，只不过“好古敏以求之”罢了。要获得知识，就要广泛接触事物，获得大量感性认识。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按着这种反映论观点，孔子主张领导者必须多方学习，经常学习，学无常师，不耻下问，择善而从。他本人因为终生抱有匡扶乱世之志，也积极努力培养这一素质。孔子自述道，“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一直到晚年还说：“加吾数年，五十以学易”，还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还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孔子也曾自我评价道：“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死之将至。”孔子勤于学习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正者为政，以身作则。在孔子看来，欲想使领导者的意志得到贯彻，就必须重视榜样的作用。对民众说来，最富于影响力的榜样就是领导者自身。他极其重视领导者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的修养。他说：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