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先秦诸子管理智慧总结著作。兼容诸子，融合百家，根据百家争鸣和时代检验的成果，继承诸如“八观六验”、伯乐相马、防止郁塞、公道公平等各家基本认同的管理智慧，又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将相互矛盾对立的观点融合统一到一起：主张“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要懂得无为，叉应该有所作为、有所为有所不为。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持编写的著作。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韩国的商人，“商累千金”。后来，他从商业投资转向政治投资，帮助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做了秦太子。后来，异人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他为了酬谢吕不韦，任其为宰相，封文信侯。年仅十三岁的秦始皇继位后，吕不韦几乎总揽朝廷大权，始皇称之为“仲父”，地位之显赫达到极点。
秦始皇二十岁时，开始亲政。因为与吕不韦政见不合，在第二年免去吕不韦的丞相职位。三年后，吕不韦在去蜀途中，饮“鸩酒而死”，结束了他的一生。
吕不韦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不仅注重武功，而且相当注重文治。他一反秦国单纯讲求武道，忽视文化发展，实行文化封锁的政策，大搞文化引进。他收养了三千多门客，其中大部分为诸子百家后学，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兵、农、名等等，无所不有。他采取兼收并蓄的办法，领导这些门客各著所学，然后编辑成书，这就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出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吕不韦就任秦相以后，秦国的力量不断发展，到秦始皇八年前后，统一六国已成定局。在行将统一、“欲定天下”的形势下，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吕不韦，敏锐地、及时地感到，应该从思想理论上为建立新的封建集权制做准备工作，应该为未来社会的管理创造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正如陈泊告所说，吕不韦“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欲将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吕氏春秋·附考》）从先秦管理谋略发展状况来看，诸子百家的管理谋略都己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从理论上看，各家经过不断的驳难、论证，应该讲的差不多都讲了，理论体系和内容己基本定型，在理论的论争过程中，诸子管理谋略的利弊优劣，旁观者洞若观火，几乎一目了然。
从实践上看，诸子管理理论的实际应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不同的影响。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站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去认识诸子管理思想，批判地综合前人的学说c也就是说，历史从此进入了融合诸子，总结各家的阶段。《管子》书的出现是一个证明，《吕氏春秋》是比较集中的体现。《吕氏春秋》明确认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各家的。《吕氏春秋》认为，各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比如：“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等等。这些长处是和短处并存的。为了实际需要，应该抛弃短处，发扬长处，将长处集中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优点和长处集中起来，就可以更好地管理社会，维持统治。可见，《吕氏春秋》是适应先秦各学派逐渐统一的历史趋势出现的，是先秦思想史发展的必然和需要。
《吕氏春秋》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杂家。对“杂”的认识和理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认为，班固对杂家的概括，是打开杂家奥秘之门的一把钥匙。他说：“‘杂家’兼儒、墨，含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师古注：“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治理国家就像人体结构一样，有各个组成部分，缺一不可。诸子管理理论分别代表了这些部分，各有所长，把它们综合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因此，《吕氏春秋》之“杂”，就“杂”在这里。这种“杂”正是管理实践活动最需要的。
《吕氏春秋》的管理谋略，就其与先秦诸子管理思想的关系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把诸子百家共同承认或基本上公认的正确思想，继承下来，并根据新的材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二是对论争激烈，矛盾突出的理论，如德治与法治，无为和有为的问题，则力图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综合在一起，在新的形态上继承下来。
八观六验
识人之方，这是先秦诸子比较注重的问题之一。大体说来，有孔子、韩非等人的听言观行法，荀子的实践考核法等等。《吕氏春秋》在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八观六验”的方法。
《吕氏春秋》认为，人的识别问题，是最困难最麻烦的。因为事物之间都有相似性，很容易导致认识的错误。“玉人之所患，石之似玉”，贤与非贤也有相似的一面，“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因此，君主最害怕的是那些似乎见多识广，善于辩论而实际上并不懂得社会管理的人物。一旦失误，将铸成大错。
识人的失误，还在于认识对象具有防御能力。那些非贤者，可能采用花言巧语，编织“防身服”，使人们错把他们当成人才。
为了克服识人的错误，《吕氏春秋》主张要尽力掌握详尽的材料。它说：“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识之，知之审也。”母亲不会认错孩子，那是因为她最熟悉孩子。为了掌握对象的详尽材料，《吕氏春秋》主张，一要“观”，二要“验”。所谓“观”就是了解观察对象的所做所为。《论人》列出了八个方面：“落破的时候，是否坚守礼节？官场得意的时候，是否举荐贤人？富有的时候，收养什么样的人？处理政事的时候，怎么样动作？休息的时候，爱好什么？闲暇的时候，习惯讲些什么？穷困的时候，不接受什么？卑贱的时候，不干什么？”所谓“验”，是通过实际活动去考验。《论人》提出了六个方面：“使他高兴（喜），借此考验他守分寸的能力；使他快乐（乐），借此考验他有什么癖性；使他发怒（怒），借此考验他控制自己的能力；使他恐惧（惧），借此考验他有没有特立独行的行为；使他哀伤（哀），借此考验他的为人；使他痛苦（苦），借此考验他的志气。”在对人才的认识问题上，《吕氏春秋》主张，世无完人，切忌求全责备。他说，“寸之玉必有瑕疵，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物而贵取一”，追求完人，最终必失去贤人。“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也。”既然人无完人，那么人才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才只是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才，而非泛泛的才。领导者在识人时，不要过多计较有多少缺点，而要着重分析有什么样的才干。找到了某方面的才干，也就找到了人才。因此，《举难》说：
“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高举也。”
“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得人问题
《吕氏春秋》对贤人的社会作用有充分的认识。《求人》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当染》叙述了墨子把贤人看作染料，君主当作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道理。既然贤人的意义如此重大，那么，聪明的君主就应当不惜一切代价获取贤者，“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
《本味》叙述了知音的故事。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之间，唯有子期能知其音，发出“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感叹！子期死，伯牙终生不复鼓琴。这就是知音的神奇效用。作者认为，不仅鼓琴有知音问题，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也有一个知与不知的问题。尽管人群中有许许多多的贤者，可是领导者没有成为他们的知音，这贤者就不可能尽心竭力地工作。
君主成为贤者的知音，最根本的办法是以礼待贤，礼贤下士。
《下贤》中分析说，有能力的贤者，一般都鄙视爵禄，刚正不阿，有清高之风。当政者往往看不上他们。结果是，贤不遇主，主不遇贤。
“有道之士固骄人主，入主之尚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贤主则不然，他们根据贤人的特点，“去其帝王之色”，采取以礼待之。以情化之的政策，“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尧接见善绻，自己坐南朝北，让善绻坐北朝南，自己下坐，善绻上坐，“何故礼之若此之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士不可骄也。”礼贤下士的办法，不仅表现在礼节上尊重他们，而且要尽最大可能在物质生活上给予较高的待遇。《吕氏春秋》认为，不同国家的物质实力不同，食、车、物等差别较大，但是，如果认识到礼贤下士的意义，那么物质财富再贫乏，礼待贤者的那一份也足够了，《报更》篇说“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要获得贤者，君主必须去除成见。《吕氏春秋》认为，有些人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因而造成判断失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去宥》篇举了一个例子。东方墨家学派谢子，要见秦惠王。秦国的墨者唐姑果担心秦王亲近谢子疏远自己，就编了一套假话说：“这个人很阴险，他来的目的是说服您的儿子。”秦惠王最恨人们说服自己的儿子，不得已忍怒接待谢子。不论谢子说什么他都不愿听。
最后，把谢子气跑了。因为成见的作用，使人的认识能力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不能正确地认识对象，很可能使贤者从身边跑掉。
此外，《吕氏春秋》还认为，为了获取贤者，要放开眼界，要注意到无声无名的普通百姓。贤者的能力通常在见用以后得到充分表现，在此之前默默无闻。如百里奚未用之前，贩牛、卖五羊之皮，穷困潦倒，狼狈不堪，不为人知。见用之后，“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名声大振。实际上，这时的百里奚，“非加贤也”，还是过去的智能水平。这说明，在平民百姓中，有许许多多贤者，只是还没有发现他们。“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索贤要广泛，尤其要注意到平民百姓之中去寻找。
《吕氏春秋》非常推崇伯乐荐贤的方法。伯乐在发现获取贤者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知士》篇说：
“今有千里马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千里马相得，则然后成。”意思是说，即使有千里马在这儿，没有高水平的相马者（即伯乐），仍然不能发现它。千里马与伯乐相遇，方能被发现。作者举例说，齐国的齐貌辨，是个有用之才，然而在常人眼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可是靖郭君很赏识他，以厚礼待之。后来在最关键的时候，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假如齐貌辨没有遇到靖郭君，他怎能展露自己的才华呢？
既然伯乐对君主获取贤者，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欲获取人才，首先要得到伯乐。《赞能》篇说：
“得十良马不若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周，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齐桓公继位时，本欲以鲍叔为相，然而鲍叔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管仲，说服齐桓公让管仲做了齐相。管仲就任后，雄才大略得以施展，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和齐国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鲍叔。由此可见伯乐的关键性作用。
依靠伯乐发现获得贤才，是先秦诸子的基本思想，也是对以后一社会管理活动发生深刻影响的思想。
伯乐式的得人之方，寄希望于“相马有术”的有眼光、有知识、有能力的贤人，力图让贤才去发现贤才，从而保证人才的质量。这一思想的积极可取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唯有贤才，方能知贤；唯有贤者，方能荐贤。中外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人物，是伯乐“慧眼独识”而发现的。事例俯拾皆是，不复赘述。
但是，伯乐式的得人之方，本质上是人治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方法将人才的获得寄托于伯乐个人的素质，具有很大的不可靠性。首先，社会管理需要的人才是大量的、丰富多样的，单靠几个伯乐去发现，是杯水车薪；其次，世上没有完人，也没有十全的伯乐，伯乐的知识、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企图让伯乐完成一切人才的发现任务，力不从心；其三，伯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和追求，谁也不能保证，当伯乐的利益与被推荐者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伯乐一定会舍己从人。
但是也必须指出，伯乐荐贤的方法，并非从此成为历史陈迹。
人事管理的法制建设，无论如何完善，总有其力所不及之处。一些高度复杂的劳动职业，很难全部以诸如考试的办法进行选拔，很大程度上要靠各种形式的推荐（民主的、集中的等形式）。因此，现代的领导活动，仍然需要伯乐。伯乐识贤的方法，应该在新形式下不断完善和发扬。
防止郁塞
春秋战国之交的墨翟和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等人，曾就领导渠道的疏通问题，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提出了疏通原则。《吕氏春秋》继承了这些思想，更加具体详尽地论证了这一原则。
《圜道》篇认为，最完美的领导体系，应该是上上下下各个环节圆融无碍，畅通无阻。这就像人的身体，“人体的孔窍有九个，一个有了闭塞，那么另外八个就会病，八个孔窍病重而久，那么身体就死亡……”不但人体如此，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甚至水流，都必须保持畅通，作者说：
“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社会管理也是如此，如果君主的意志号令不能下达，民情民意即社会底层的实情不能上通，也会发生“郁塞”。其结果是，上下矛盾激化，灾乱并起。“厉王弥谤”的故事就是说明的这个道理。厉王虐待民众，“国人皆谤”，召公告诉厉王，民众已经不堪忍受了，应该引起注意。可是，厉王不仅不听劝告，反而监视、杀戮敢于议论朝政的人，使“国人莫敢言”。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塞的办法是难以成功的。后来，国人暴动，推翻了厉王的统治。这充分说明了违背疏通原则的危害性。为此，《圜道》主张，“号令出于君主之口，百家职守受而施行：日夜不偏，普遍通晓，彻底下达，合于民心，达于四方，然后又反行复归，回到君主那里来。”应该指出，这一认识，已经和现代领导科学的反馈原理相距不远了。
完整的疏通原则，应该包括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通两个路向。
然而，和先秦诸子一样，《吕氏春秋》对前者的论述较少，更多注意的是后者。
所谓下情上达，也就是虚心纳谏。《吕氏春秋》认为，君主所处地位和认识能力都决定必须虚怀纳谏。
君主处在独尊的地位上，高高在上，离下层比较遥远，很可能判断失误。《雍塞》说：“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君主也是人，也有不知不晓的事情。“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过去大禹为了礼待贤士，洗澡的时候，三次穿衣束发，吃一顿饭的时候，三次起来坐下。为什么呢，他知道自己有不知不晓的不足之处。从认识论上看，欲认识自身，必须借助外在因素。“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主体要想认识自身，必须借助于外在条件。如同要看清自己的面孔，必须有镜子一样，君主的镜子就是直言谏争之士。遗憾的是每一个君主都知道“镜子”的功用，却很少有人明白谏臣的作用。
“人皆知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细失其大，不知其类也！”一般君主都犯知小不知大的错误。